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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因素如民意、蒋心意的转变以及他对强硬派的愤怒，可能促使他决定停止“剿共”战争，并与共产党进行谈判。但我认为，蒋的政策可以根据西北的军事和政治局面得到合理解释。毕竟，西安事变是一场军事“叛乱”。尽管被蒋的绑架大戏弄得模糊不清，但这次事变标志着与西南叛乱相类似的对蒋权威的抗拒。尽管蒋在12月25日安全地离开了西安，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宣布组成一支联军——三位一体——献身于抵抗事业。统一战线组织在他们的地区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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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释后，蒋想分化西北的部队，抑制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和平的方法，与所有三支力量进行秘密的谈判，试图破坏他们的团结。与此同时，在潼关的中央军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而蒋清楚地表明，他将把军队作为最后一个手段。南京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和金融资源发挥了作用。正如申伯纯所说，蒋的策略是用军事力量来恐吓，用政治力量来分化，无须开战就能获胜。(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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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第一个目标，是保证释放继续被扣留在西安的人质和飞机。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在12月27日实现了这个目标，而西北集团则失去了王牌。蒋然后开始在这三支队伍内部进行分化。东北的将领期望张学良能在5天之内被放；而在他没有返回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证他的被放。西北的将领们对这个目标不太感兴趣，而红军则关注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戴笠和蒋派特工到西安，企图加剧这些分歧，并对与南京和解提供金钱刺激。(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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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离开西安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的行动。东北军仍然是一支私人的军队，其将领们直接效忠张。在他不在时，军队的团结动摇了，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说的那样，群龙无首了。副总司令于学忠以前是吴佩孚的人，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才加入东北军；其他东北军官嫉妒他的权势。东北军将领分裂成一个赞成与南京谈判解决问题的年老派，以及一个想为张的返回进行战斗的少壮派。由于东北军军官们的争执，这支军队与西北军之间脆弱的团结开始瓦解了。其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这个地区的总司令，统领中央军，由潼关向前推进。南京命令西安领导人在1月24日前与顾在潼关谈判，否则将面临一场军事进攻。杨虎城决定开始这种谈判，进一步使他与东北军将领中的强硬派疏远开来。(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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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在孙铭久和应得田的率领下，一支激进的东北军少壮军官企图夺取军队的控制权，并刺杀包括王以哲、何柱国和于学忠在内的年老派。叛军杀死了王，但其他两人被杨虎城显然有些不情愿地保护起来。2月2日事件是一个独立的西安终结的开始。激进的军官不是逃走，就是被抓捕；温和派掌握了东北军的指挥权，并限制统一战线组织。温和派领导人怀疑杨虎城帮助了叛军，损害了这两支部队之间进一步的合作。这一波事件严重地削弱了西北的力量，西安向南京举起了白旗。2月4日，杨和于学忠接受了蒋的和平条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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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之后，顾祝同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西安，并控制了局面。顾关闭了绝大多数统一战线组织，查封了它们的出版物，并限制游行示威。杨虎城把他的军队撤到渭河以西，通过某种商谈之后，于3月28日离开西北来到上海。在6月，他离开中国到国外进行“游学”。他的3个师被重组，并交给了他的老部下孙蔚如。(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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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东北军的重组则较为困难。在6位东北军将领于2月底到奉化拜见了蒋介石（并短暂地拜见了张学良）之后，这支部队同意被重组并调出。3月中旬，部队开始调往豫、皖、苏地区，在那里他们被置于一个军事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南京为这支部队提供经费。至6月底，完成了重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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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停止“剿共”战争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是解决西安局势的关键。即便蒋希望继续与红军开战，但他在把东北军和西北军控制住、并把他们调出西安以前，他也不可能这么做。另外，与所有三种势力进行谈判是他分化西北联盟策略的组成部分。在南京时代，无论何时，蒋对付地方的挑战，总是宁愿采取谈判和策动倒戈，而不愿发动军事战斗。共产党继续支持统一战线的路线，迫使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尽可能地避免与南京的内战。东北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地下党支持年轻的激进派，后来被打成了托派分子而予以清除。(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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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似乎对统一战线的建议做出了某些让步。在2月10日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共获准提交了一份电文，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反对外敌入侵的统一战线。共产党表示，愿意把红军改编成南京的一支部队，并停止其土地政策。包括宋庆龄、孙科和冯玉祥在内的14名左翼国民党党员发表声明，予以支持，呼吁与中共和苏联进行合作，他们认为这是孙中山的政策。宋庆龄对大会说：“中国已被日本的侵略逼到最后的绝境。”“最后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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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统一战线的提议没有采取明确的行动，但这些建议的流播表明了一种新气象。在西安，顾祝同与周恩来和叶剑英就红军并入国民军的问题开始直接的谈判。周恩来甚至私下里会见了蒋介石。西安事变似乎为处理南京与中共的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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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现实要更加严酷。随着蒋解决了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僵局，并开始把东北军调出西北，他已没有什么理由向延安让步。蒋秘密地电令顾，指示他对红军设置困难条件，要求削减部队并进行重组，条件似乎无法接受。在谈判时，顾还使用军事压力，调中央军到渭河以北，把红军孤立在陕北，并施行半封锁。(69) 对蒋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局面。如果红军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可以对它进行重组，并将其削弱；如果它拒绝这些条件并重新开战，责任将在共产党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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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也没有做出许多政治上的让步。正如毛在1937年5月3日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毛告诉他的下属，“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70) 随着1937年6月中央军巩固了对西北的控制，毛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信中表示了对统一战线方针的担忧。(71) 直到1937年8月中旬，在上海的战斗爆发之后，南京才最终同意统一战线的思想。在苏联承诺提供3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后，南京宣布红军并入中央军。直到9月23日，南京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且，根据康泽所说，蒋介石仍然希望日军在战争中灭掉红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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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很有可能在西安事变期间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经历了一次“转变”，但即使不考虑这样的转变，他后来政策的改变也是可以解释的。停止内战不是一种宽大的行为。在东北军与西北军反叛时期，南京本已无法进行战争，蒋与中共的谈判，正好与他分裂西北的策略相吻合。由于民众对内战的反对，并由于蒋需要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他并不想承担重启战衅的罪责。有人怀疑——但从未被证实——如果日本人停止对华北施加压力，蒋也许会逼迫红军，希望迫使它开第一枪。至6月底，东北军被重新安置，而杨虎城已到了公海上。但由于对日战争的爆发，蒋需要国内的团结及苏联的支持，从而不得不接受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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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西安事变及其后果与南京时代的模式相吻合。在整个10年中，蒋介石实行与共产党作战而又逐渐消灭国民党阵营半独立势力的自治这样一条双重的政策。冯玉祥、福建集团、桂系及广州的分裂者一个一个被降服了，他们的独立结束了，或至少是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部队被重组了。西安事变最富有戏剧性的结局可能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重组。这次事变给蒋提供了一个他所需要的借口，来打破这支现存的最大的半独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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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西安事变实际上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关键”。尽管它改变了蒋执行其政策的局面，但其基本思想本身却没有重大变化。西安事变迫使蒋抵抗了吗？我认为蒋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进一步对日让步的界线（可能除了经济上的让步）。南京在张—川会谈中的决心就是明证。蒋对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吗？答案是明摆着的，战争的爆发才使这种变化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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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政治变迁：南京政府自身的内部、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民意的高涨。西安事变涉及了所有上述三种因素。这次事变导源于全国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使许多西北的人士相信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次事变也是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一系列冲突中的同类事件，在这些冲突中，蒋似乎总是胜利者。在这次事件中，他消灭了国民党阵营中的又一支地方势力，并直接把中央的势力扩张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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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出大戏的中心是南京政府自身的构成。如果蒋死于西安，那么，南京政权的整个结构将会被改变。实际上，蒋在事变后临时“退休”去治疗外伤和心灵创伤，使南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漂泊不定。国民党左派试图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它的方案。汪精卫已匆忙回到国内，希望恢复他的政治基础。在这次危机中，蓝衣社似乎已经失去了蒋的信任。中国的政治仍然不稳定。如同以往一样，日本问题高悬在南京政治舞台的上空；并且，日本人被西安事变及其后果深深地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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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 日本与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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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中日关系已陷入了危险的僵局。张—川会谈的破裂、绥远的战斗以及日本人占领青岛，全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更大的冲突。西安实际上可能使双方都转移了注意力，从而平息了危机。日本政府的官员们似乎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对这次事变感到非常吃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仅是在慎重地观望。但日本军队的领袖很快就指出，如果危机削弱了南京，它可能潜在地让日本获益，特别是实现它在华北的目标方面。当蒋仍然活着已变得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其时日本当局担心南京为了蒋的自由会与中共和苏联达成协议。12月19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会见中国领事，警告南京不要被诱惑，从而接受张学良的条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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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次事变在突然之间令人不解地解决时，日本的政府官员持一种肯定而又谨慎的语调。1月21日，有田对国会说，这次事变事关日本，因为张学良“采取了亲共反日的政策”，东京将对势态进行监控。在承认了中日和谈停滞不前时，有田表示希望将来有可能获得进展。(74) 关东军将领们则并不如此乐观。1936年12月28日，他们警告南京：如果“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及其类似的势力妥协，并接受共产主义和抗日政策”，那么关东军将采取行动，来“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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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被释放后的几周中，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捉摸不定，东京显示出了惊人的低调，由于国内的政治危机，它变得无声无息。国会中，日本军部大臣寺内和政友会成员在1月底促成了广田内阁的垮台。不久前担任朝鲜总督的宇垣一成奉旨组建新内阁，但军方予以反对并拒绝出任军部大臣。经过紧张的谈判，军方同意由冈田内阁中的前军部大臣林铣十郎出任首相。(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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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林铣内阁对华实施出人意料的温和政策。2月15日，在他对国会所做的演讲中，林表示要和平解决对华的关键问题，他任命了著名的温和派佐藤尚武为外务大臣。在幕后，几位日本军方领导人越来越担心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外交政策造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应，使得英国和苏联成为受益者。由于军队领导人预感到与苏联的战争，他们想在中国有一个稳固、友好的基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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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注意到了新的政治形势。《报知》发表评论说：“南京政府已牢牢地巩固了它的基础，特别是自西安事变以来，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了蒋介石将军的手中。……随着国内的巩固，中国将把它的精力转移到加强国防方面，以反对外国的侵略……在这个时候，日本重新考虑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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