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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的关注被纳入了1937年2月20日拟订的《第三次经营华北计划纲要》中。与以往的计划相比，它强调必须把华北建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区域，使之为日本军队供给自然资源，以准备一场与苏联的战争。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份文件表示担心日本人的活动可能会引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因此，日本应该在华北重视经济和文化工作，以便创造积极的、亲日的气氛。所以，华北或内蒙古的自治计划将被推迟。另外，该计划认识到冀东政权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永久地存在下去，它被废除的可能性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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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与南京的关系中，林政府承诺要关心南京的“面子”，以便促进亲日情绪。与南京的和谈强调清除反日行动、聘请日本顾问、降低关税、解决“不幸的事件”，以及开通上海至福冈的航空线路。(79) 因此，新的“第三次计划”标志着日本以前失败了的全盘分裂华北行动的退步。外务大臣佐藤甚至更加灵活。在对国会的演讲和私人谈话中，他暗示南京在像关税这类问题上的让步，可能会相应地解决冀东问题或中止华北的“特种贸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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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的灵活政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日本的强硬派从未完全同意放弃以前的目标。军方许多领导人对佐藤的讲话持批评态度，而在中国的将领们依然持强硬立场。其时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1937年6月7日建议东京：“从对俄军事准备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当前的局势，我坚信，如果我们军事力量允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对南京政权进行一次打击，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81) 由于其战地指挥官们内部存在着这种情绪，东京很难照应南京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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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新政策的第二个障碍在于南京。在绥远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之后，中国民众似乎越来越有信心。甚至在军队内部，普遍的抗日情绪也在增长。因此，在林提出建议之时，中国的民意限制了蒋介石积极实施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特别在他已经牢牢地从军事上控制了西安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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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强硬路线在2月召开的第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张群对大会所做的关于中日关系的报告基本上逐条拒绝了日本悬而未决的要求。他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只有在日本尊重中国的主权并通过清除走私和冀东政权来展示其善意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才能得以改善。双方依然像上一年秋季那样分歧很大，尽管东京更换了新的政治领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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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对大会做报告，是他作为外交部长的最后一次重要活动。3月3日，他被海牙国际法庭的前法官王宠惠取代。张的辞职，标志着已经被黄郛之死和杨永泰被刺事件所削弱了的亲日的政学系的进一步衰落。在耶鲁和英国受过教育的王，被认为属于亲欧美派。尽管王实际上与张曾经采取的方针一样，对东京执行同样强硬而又谨慎的政策，但这件事显然标志着中国在西安事变以后，正在采取一条更加强硬的路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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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失败，在1937年3月日本经济代表团的访问中可以明显看出。由儿玉谦次率领的一支日本金融和商业领袖代表团来到中国，进行可能是战前最后一次重要的直接会谈。表面上，这次访问仅是1935年10月对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的回访。事实上，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蒋介石从庐山飞到南京亲自对来访者发表谈话，明确地阐明他并没有放弃对东京保持和平关系的思想。财政部长孔祥熙宴请了代表团。对林来说，这支代表团的出访是推行他强调经济目标的新政策的一次机会。对南京来说，这次会谈让它再一次拿出经济的胡萝卜以望获得在华北问题上的让步。这个代表团陷入了与张—川会谈同样的僵局。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对日本人说，只要日本继续其走私的政策并威胁华北，在经济提携方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但日本的商业领袖不可能改变其军方的政策。当日本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被派到华北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进行会谈时，他甚至拒绝见面。(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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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对日立场变得更加强硬的另外证据，在中国政府向其他地方特别是英国寻求财政和外交援助时显示出来了。1937年5月，南京通过查理斯·阿迪斯爵士商谈一项总额为1500万英镑的金融协定，用来建设华南的铁路。当孔祥熙率领的一支代表团于4月到达伦敦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礼时，日本消息报道说，他将商谈价值2000万英镑的借款。在日本，强硬派拿这些借款来作为南京执行反日政策以及林的中国政策已经失败的证明。《日日》发表的社论说：“英国在华的地下活动，近来已看出有了标志性的增长，而中国人对此是很欢迎的。”这篇文章认为：“在目前僵持状态中，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英国在华的活动就越胆大妄为。”它最终将“导致南京对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日日》把责任推给了东京。“我们简直讨厌〔日本〕政府的态度……它在英国介入整个中国的工业发展时，却袖手旁观。”(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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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新闻》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但认为中国变得强硬的路线，不仅导源于英国，而且也是苏联的阴谋。它指出：“英国的支持推进了中国的强硬政策”，而且也与“中国亲苏政客的活动”有关。像《日日》一样，《国民新闻》也基本上谴责东京政府的软弱外交。“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然失败，它确保了中国巩固其自身来反对我国的可能性。”(86) 所以，林内阁在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方面并不成功。尽管它照顾了中国的“脸面”，但东京的要求仍然超出了蒋介石能够接受的限度，特别是在绥远和西安事变后的政治环境中，并且蒋能接受的限度达不到日本强硬分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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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是中日关系僵局中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战争。在华北，关东军和华北军中的激进分子仍然执行一条强硬的政策，尽管东京的路线要缓和得多。日军频繁的军事机动，使日本人和宋哲元二十九军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1937年1月初平津地区的大规模演习之后，在整个1937年春，华北方面军继续在丰台和卢沟桥地区保持机动。这些机动每个月均要搞上一两次，它们平均持续3—5天，有时还包括使用夜间训练和真枪实弹。这些日本人的实战演习，是在非常接近二十九军部队的地方进行的，中国军队警觉并愤怒起来，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而它们后来也确实发生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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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企图平息紧张局面。他于1月19日来到天津，在那里滞留了7周，与田代皖一郎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宋执行他的左右平衡政策，被夹在了其部队增长的抗日情绪和日本人的压力之间。宋甚至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举动也遭到日本人的抗议，并常常导致他做出相反举动以向日本人妥协。如在1937年1月20日，宋在西安事变之后，发表了一份保证服从中央政府的公开声明，誓言捍卫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执行南京的命令。与此同时，为了安抚日本人，宋誓言继续大力“剿共”。(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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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京逼宋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时，日本领导人反对他出席会议。宋再一次搞了平衡，他没有亲自去参加，而是派出了秦德纯作为他的代表。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外务委员会主席辞职后，宋最初委任了贾德耀出任此职，日本人对此大加反对。4月，宋做了让步，并任命被视为亲日的魏宗瀚任此职，但宣布他担任的仅是“代理主席”。宋在试图迎合敌对的观点时走了一条狭窄的道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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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在经济问题上执行了同样的含糊政策。当他在1月到达北平时，田代强迫他接受经济发展和联合防共的计划。谣言流传说，真正的会谈正在进行，从而激起了宋手下将领们以及南京的愤慨。宋立即否认了所有正在进行的这类谈判，并宣布只有南京才有权处理这些问题。他对日本人说，经济项目只有在冀东政权被废除以后才可以上马。但在日本人的强大压力之下，4月22日，宋再次搞了平衡，他对记者说，像修筑天津至石家庄铁路和发展龙烟铁矿这样一些地方性的项目，可以在没有预先总的政治协议情况下上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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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宋处在了各方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找到满意的政策。他试图采用南京也在使用的提供经济合作的前景来阻止日本人更加强硬的政治和军事行动这种老方针。在4月底，宋派天津市长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领一个冀察委员会的代表团去日本。这次访问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结果，但传递了继续谈判的信号。(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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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哲元犹豫不决，但在1937年春他的政策逐渐向更加强硬的路线靠近，特别是在那些与二十九军有直接军事关系的问题上。宋手下的将领们对河北特别是丰台和卢沟桥周围新增的日军设施深感不安。日本当局通过中国的代理机构购买了6000亩土地用于建设军营和军事场地，对这项地产，他们付出了远高于市价的价格。4月，宋命令调查该地区的土地登记，并宣布中国人出卖土地给外国人是非法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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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将其部队军事训练的水平升级，设立一所军官训练学校，模仿蒋介石在庐山的军官训练团。宋甚至欢迎蒋训练团中的毕业生，并在6月派一个代表团到庐山去观摩他们的训练。“九一八事变”后就为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的夏季军训，由于日本人的压力，在1936年中止了。由于学生要求支持国防，尽管日本人对此表示关注，宋仍在1937年5月宣布恢复夏训。(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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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增加，毫不夸张地说，宋进行了躲避，5月11日回到了他在鲁北乐陵的故乡。甚至在他到天津为其母祝寿时，他也不与日本人接触，并当即返回，用《日日》的话来说，是“政治逃避”。宋的突然“度假”是避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以及避免他手下将领们不满的唯一途径，但却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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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退隐正好是在日本人认为南京向山东的韩复榘施加新一轮压力之时，这让日本大感恼火。4月底，南京曾派总数达4000—5000人的税警团部队到山东，公开的目的是镇压走私和妨害盐税的活动。在最单纯的层面上，这一举措纯粹是南京以前阻断冀南“特种贸易”措施的组成部分。但这一举动激怒了日本人，他们认为这些部队是中央军假装的，并且是自《何梅协定》以来进入山东的第一支中央军。另外，这支新的部队按青岛市长的要求集中在该市，这位市长曾向三中全会呼吁采取措施，以避免重蹈1936年日本人在该市登陆的覆辙。日本把它视为一种反日的行为，想以此确定南京在该省的权威，并迫使韩复榘采取更加强硬的对日路线。日本媒体甚至传播谣言说，蒋介石将会很快把韩调出该省。(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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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增加影响的另外证据也随处可见。政府曾宣布将在1937年11月召开的中国各地代表参加的全国资政会议，拟订一部新的宪法。由于冀察两省的“特殊性”，冀察政务委员会最初曾迟迟没有推选代表。在内务部长蒋作宾于5月底造访后，宋哲元被说服进行了推选。6月10日，他宣布114名代表将被选举出来，代表两个省与天津和北平市去南京出席会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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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举动令中国知识分子备感欣慰。胡适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撰写了一篇兴高采烈的文章，称这次选举向全世界说明河北和察哈尔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写道，中国的“强邻”现在知道，它把华北变成“特区”的阴谋已经失败了。胡宣布，中国各地现在明白了冀察军事当局是支持民族团结的，没有受卖国贼们的诱惑。(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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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人同意胡的看法。强硬分子认为华北落入了南京的控制之下，并指责林的软弱路线。《中外日报》的社论说：“南京政府在华北的行动，继续单方面地持续下去。它的行动无疑表明了它对该地区局势的特殊性缺乏正确的评价。”《中外日报》认为东京软弱的政策使得南京获得了进展。“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是软弱的表现。”(98) 同盟社发自北平的报道说：“在二十九军的官兵中，反日情绪在稳步高涨”，这是普遍增长的华北反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同盟社列举冀察侮辱日本的游客、北平攻击日本的学生以及中国税警团在山东的出现，作为这种现象的证明。(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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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其时一场涉及中国人对待汕头的一名领事馆官员的争端发生了，双方均强烈地反驳对方的声明。日本从旅顺港派出了一艘军舰“夕张”号，并从厦门派出了三艘驱逐舰，向汕头政府施加压力。在上海，发生在中山钢铁厂的罢工演变成了暴力，日本海军进行了干预，并恢复了秩序。在天津，一群中国平民攻击了一家日本农场，撕毁了一面日本国旗，并点燃了储油设施。由于侮辱了日本国旗，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强烈抗议。(100) 5月19日，日本人向秦德纯提出抗议，把中国刊物刊登的反日漫画，作为反日行动的证据。在察东，抗日游击队攻击了日本的傀儡军队，5月28日打死了一名指挥官，在6月和7月，抗日活动仍在继续。(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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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强硬派认为在这些分散事件的背后，是一个新的反日阴谋。《日日》认为：“最近几周里，中国发生的反日暴行中的罪犯的行为，无疑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意愿。”(102) 5月10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到东京，就中日关系向内阁的主要领导人做了非常悲观的报告。日本军部大臣杉山称中国的“过分自信”使它采取了一种“侮辱日本”的态度。(103) 6月4日，从不受国会或军队欢迎的林政府垮台了，随后组成了贵族近卫文麿的第一届内阁。广田弘毅取代温和的佐藤尚武重新就任外务大臣。中日关系又回到了通常的高度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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