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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民党内部，粤桂系大员与蒋中正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蒋史冲突。先说武官，李济深曾于开罗会议期间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暗通款曲，谋求西南地区联合而被蒋所发觉。[46]这自然与国民党长期派系纷争有关，也与中共高级谍报人员陈翰笙密谋策划有关。[47]1944年8月，李济深准备武装夺权建立西南联防政府的计划经由美国使馆告知了史迪威。[48]再看文官。蒋的大舅子宋子文一度试图与史迪威建立政治联盟，甚至想通过白宫向蒋施压，任命他自己的人担任中国陆军司令和参谋长。[49]而孙文之子孙科在蒋中正宣布准备宪政之后一度异常活跃，不但仍旧坚持亲苏的立场，而且开始与美国驻渝军政官员往来频繁，同时主动向两国政府传递情报。像宋庆龄一样，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特殊身份，公开号召允许共产党合法化，并反复强调美国人的看法应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甚至承认美国在华的“优越”（preeminent）地位。[50]中共已将孙科作为积极争取的对象。[51]美国人也自然把孙当作国民党内自由派以及重要的政治力量，用心结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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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失时机地提出将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由史迪威掌管。早在1942年6月29日，刚刚做完疝气手术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戴维斯“半笑半真地说（half-laughingly half seriously），假如委员长允许，他将率领手下的共产党部队投入缅甸战役，而且‘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戴维斯如此这般报告了史迪威。随后，史迪威就一直相信中共军队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并将这一点上报马歇尔，[53]还多次向蒋中正要求用八路军在华北同国民党军一起抵御日本人。[54]1943年9月2日，充任宋庆龄秘书的王炳南携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秘密拜访了史迪威。这个邓宝珊是中共的老朋友。此前，邓宝珊分别与毛和周都有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他在重庆的时候，也与延安保持着联系。[55]当时，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在座，就与八路军合作的问题谈了许久，邓宝珊赞誉共产党民主廉政、士气高昂，指出他们与国民党军合作的顾虑在于“如果置于国民党将领的指挥下，经验丰富、战斗力强的共产党游击部队的完整性”将如何保持，并强烈建议美军干预促成军事合作。[56]史迪威总结道“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57]邓于年底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他接到自己在杨家岭的居所，并请邓的老部下、秘密共产党员续范亭作陪，并差人送去上等狐皮十件作衣料。[58]毛泽东后有书致邓宝珊，表示“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59]因此，史迪威对与中共的合作非常有信心，甚至向蒋宣称只要他去延安三日内就可解决中共问题。[60]他也几次计划去延安，但因故都没有成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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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利用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建立的联系，直接以罗斯福为对象，把建议写在一页纸上，寄给霍普金斯，甚至附了一封代总统拟给蒋中正的电稿，明确要求向陕西和山西北部派出美军观察组搜集情报。随后这份简洁明了的备忘录被总统转给了他的参谋长李海和马歇尔，而戴维斯的电稿则稍加改动后经总统签署发给了蒋。[62]美军将要向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派驻观察组。这是周恩来外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该建议自1941年周恩来首次对居里提出，[63]接着1942年5月、1943年2-9月，又经周、戴维斯、谢伟思、邓宝珊反复建议，[64]而且获得了史迪威的赞同。[65]为了向蒋施压，史迪威还亲自阻挠中国官员访美。[66]史迪威亦就此事致函何应钦，又询问外事局长商震，表达了关切之意。[67]现在，戴维斯的电稿以美国总统名义于2月9日发至重庆，直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施压。[68]蒋不由慨叹道：罗斯福“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69]美国总统命现役军人与国民政府的武装反对派建立官方直接联系，这是正式干涉中国政治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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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美国将中国作为对日终战基地的设想尚未改变。罗斯福的战略一直是避免登陆日本本土，而通过大规模的轰炸迫使其投降。[70]1944年1月底，美国陆海军中、西南太平洋战区在珍珠港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反攻战略。尽管在攻击方向和部署上，海军和陆军之间钩心斗角，但他们仍然赞同去春以来形成的以中国为跳板、用新式B-29轰炸机给日本本土造成致命打击的战略。[71]这种单价高达60万美元的“超级空中堡垒”性能尚未稳定，也未作为主体机投入实战，但是它一连串不俗的数据使其具备了值得期待的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当时空中最重、最大也是最快的飞机，让绝大多数的战斗机和高射炮都望风莫及，适用于远程战略轰炸任务，这就是后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而被日本人称为“地狱火鸟”的杀人兵器。然而，即使代号为“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研发尚处于攻坚阶段，而且只限于少数人知道的机密，更没有人知道能否真正成功，B-29却在1944年春天被确定为最为合适的原子弹载机。因此，如果不考虑苏联远东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将是基地的最佳选址。2月10日，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上将答复海军军令部长金上将时，明确同意美军的目标是要在“中国东海岸”建立基地。[72]金海军上将对中国战场素怀热忱，在珍珠港事件后就预测三四年后将登陆中国，并派海军情报军官梅乐斯（Milton E.Miles）中校赴华及早与军统头目戴笠（字雨农）联络，建立登陆基地。[73]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持续恶化和太平洋战场的迅速推进，美军不可避免地萌生了抛弃中国的打算。在新德里，中缅印战区（CBI）和新成立的旨在挽救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的东南亚战区（SEAC）之间就充满了矛盾。后者的美军副总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少将因其德裔血统而大有天妒英才之感，积极主张经由苏门答腊—新加坡，与太平洋战区的美军会师，直捣日本；这就与前者史迪威中将的缅甸—中国战略产生了竞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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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程赴开罗之前，罗斯福总统电请蒋中正在成都附近修筑5个长形的B-29机场及附属的房屋设备，定于1944年3月前完工。蒋电复照办。[75]国民政府共征集了36万劳工，在川西新津、彭山、邛崃、广汉等地抢修机场，命名为“特种工程”。[76]成都附近修筑的4个前进基地都是为该重型轰炸机量身定制的，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是于1944年6月竣工。它们有着厚实的硬质停机坪，其中三个均可承载52架这种轰炸机，另一个稍小些，也可停驻43架。[77]英国同时也在印度西孟加拉的克勒格布尔修筑了数个主要基地，这里与加尔各答港之间交通便利。成都的机场之所以被称为前进基地，是因为它们只是B-29由印度起飞向日本前进途中的跳板，好让攻击范围延伸到日本九州岛和中国东北，但是日本本州还是太远，不是飞不到而是回不来。没有人知道未来一年美国的计划可能发生改变，四川的战略轰炸机场最后根本没有派上多大用场，反而恶化了中美关系，更加速了国民政府的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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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国力殆尽，罗斯福许诺的援助又迟迟不能兑现，中美之间尤其是国民政府与美国作战、财政两部的矛盾日益尖锐。2月15日，马歇尔接到两份内容相关但旨趣相反的报告：一份是由陆军后勤部队司令萨默维尔（Brehon B.Somervell）中将撰写，旨在通过减少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来迫使国民政府在汇率问题上顺从；另一份则是由陆军航空兵参谋长贾尔斯（Barney M.Giles）少将提交，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一切手段以改善国民政府的金融困境，从而保证成都附近B-29前进机场的及时完工。2月17日，马歇尔向顶头上司史汀生做了汇报，鉴于B-29在未来可能担负的重任，史汀生对中国的经济也颇感头痛。[78]华盛顿的对策就是史迪威的战略——施压。早先，萨默维尔就曾告知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史汀生和马歇尔“业已决定将对中国政府强硬。对于与中国的合作以及中国军队目前实际上数量有限的战斗，他们表示非常不满”，必要的时候将停止修筑在华机场，甚至花1亿美金收买蒋的某个竞争对手促其倒台。[79]2月18日，史迪威又在戴维斯的建议下，派他的参谋长柏特诺（Haydon L.Boatner）准将返美，以夸夸其谈的口才向总统游说要在缅甸问题上继续对蒋施压的重要性。[80]连反蒋的戴维斯也承认，“共产党通过他们的群众路线和组织天才自下而上地构成一股颠覆力量。美国人则是自上而下地去威胁他［蒋中正］摇摇欲坠的权力结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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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困于太平洋和印缅两地的苦战之中，回过头来突然发现中国战场运入了美军轰炸机，同时大本营也接到报告称华中、华南沿海发现可疑的潜艇基地。1月24日，东京决心实施“一号作战”（中方史称豫湘桂战役），这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有20个师团（占“支那派遣军”总数的80%）的50万人参加。[82]目的在于“击破敌军，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南部京［平］汉铁路沿线要地，覆灭敌空军主要基地，以封杀其空袭”。[83]这时候，东京陆海军内部同样因为争夺飞机而闹得不可开交，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只得亲兼陆军参谋总长一职，并任用他的密友、海相岛田繁太郎大将兼任军令部总长，以图专心巩固日本“绝对国防圈”。2月22日，蒋中正从戴笠那里获报，日军正从东北和华北抽调15万部队南下，并重建了一座黄河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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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美借贷、缅战延期的纠葛冲突，矛盾的焦点集于蒋中正身上。也就在同一天，即2月22日，他终于回电罗斯福。以其患得患失的性格，蒋中正首先对派遣美军观察组表示赞同，然后以极其委婉的语气暗示观察组不能去中共控制区域，而只能去“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84]罗斯福简单忽略了这一点，于3月1日续电表示前述观察组“即将”派出。[85]几乎同时，中共在重庆的情报网就获得了这一消息，毛泽东第一时间得知美国政府决定向西北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消息来源是蒋的一位美国顾问。[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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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经过几番思虑之后，还是暂时抵制了这一要求。这时候，重庆以斯坦因为首的10位外国记者在延安的鼓舞下，联名函蒋，要求赴延考察。[87]作为对美军观察组搁浅的补偿，2月23日官方被迫首次批准记者访问延安。蒋指示“须有周到之准备”。[88]他特地答应给外国记者3个月的采访期限，倒不是怕他们看，反而担心不足以暴露“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89]国民党中宣部专门制定了《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最后核定了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同行。外国记者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斯坦因、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时代》《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ain，秘密共产党员[90]）、《先驱论坛报》的福尔曼（Harrison Forman）、天主教报纸《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Comac Shanahan）、中宣部的美国顾问武道（Maurice E.Votaw），共产党或者同情中共人士占2/3。而随团的《扫荡报》记者谢爽秋，亦是中共地下党员。[91]记者团由国民政府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分别担任正副领队，由魏景蒙和陶启湘负责稿件的审查工作。[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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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共的准备工作做得更为细致。周恩来本着“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的原则，事必躬亲。他尤其特别指示，要陪同干部沿途“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93]延安南门交际处的接待室里也悬挂起了孙文联俄联共的卷轴和蒋的新画像，并经周亲自审核了领袖像的悬挂次序，从左至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中正和丘吉尔。[94]所有反蒋标语都被撤换成了国共联合抗日。一些村子也事先进行了排练。为证明八路军的抗日成绩，毛泽东命叶剑英急令各中央局、军区“火速”搜集日伪的反共言辞。[95]这些材料后来在美国人中发挥了作用。[96]延安还抽调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柯柏年和浦化人负责中外记者稿件的审查工作。[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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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中共在这场宣传战中完胜。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他对武道热情地表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他更聪明地指出华盛顿对国民党的批评比中共的要尖锐激烈得多。[98]武道后来告诉中宣部时任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曾朴之子），延安的“招待非常隆重”。[99]可以想见，延安远离战场，就连山野里简陋的窑洞在外国记者和神职人员住起来都别有一番风味；每周六的舞会，在共产党人不过是一个娱乐节目，但在驻渝记者看来却充满了久违的节日气氛，无不备受鼓舞，甚至从中看出了延安的平等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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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的到来对中共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热身。6月中旬，毛泽东从斯诺10日发表在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上一篇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宣传文章中获悉，“2月间，尼米兹［Chester W.Nimitz］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100]随后他又从来延的美英记者那里获证“盟国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101]中共中央指示延安外语学院在俄语和法语之外，增设了一个英语学校，由浦化人充任校长，紧急培训翻译人员。[102]一切都为美国更大的举措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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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来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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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就在欧洲战场形势扭转的情况下，中国的前途则更为黯淡。从4月起，日军对河南发动猛攻，相继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接着又向南攻击湖南。截至6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统计，国民党军队共伤亡2835548人，其中殉国将士1160472人，平均每30人即有一名军官。蒋的嫡系部队除了远征军和防御中共的胡宗南部队外，可谓殆尽。[103]经历过7年战乱，国民政府其时已至崩溃边缘，只不过是百足之虫罢了。1944年初，岷江上游叠溪山崩，春水不畅，天府的食米供应也成了问题。[104]重庆市面上出现了面值500元、绿茵茵的法币新钞，其价值大约只相当于战前的1元，通货膨胀愈演愈烈。这让穷人更穷，贪官更贪，知识无用，政府信用扫地。中国民众和在华外籍人士一齐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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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了中国。6月20日下午，华莱士在范宣德、拉铁摩尔等外交人员的陪同下，辗转西伯利亚、新疆抵达重庆。这位拉铁摩尔是研究中国边疆（尤其是蒙古）问题的美国学者，在冷战期间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亲共人士。他幼年曾随传教士父母在山东住过，后经苏联间谍居里向罗斯福介绍，得以蒋中正顾问的名义于1941年来华，1943年返美负责美国陆军情报局在旧金山的对日宣传工作。在他看来，共产党的优点在于能够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而且“中共只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在20世纪的表现”而非“苏联的工具和傀儡”。他曾于1937年6月与共产党刊物《美亚》杂志的贾菲（Philip J.Jaffe）、毕恩来（Arthur Bisson）一起以观光客身份访问延安，并且作出好评。[105]此次华莱士一行还在访问苏联的时候，新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特地赶往乌兹别克的塔什干会面，并把斯大林的意见转告华莱士。华莱士显然听信了莫斯科的那套后来十分著名的说辞：“蒋另一大过失在于他拒绝利用中国共产党去对付敌人。这是一个愚蠢的政策。不但不用他们抗日，还继续在意识形态上与之争执。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margarine）共产党。但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并想打日本佬”。[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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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1日，华莱士与蒋中正进行正式会谈，美使馆及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座。华莱士在听取了政府各部汇报之后，发表意见，劝蒋减少货币发行和积极抗战，并提及西北胡宗南部与中共之间“相互牵制之兵力达数十万人”，希望用于抗日。蒋答以“中共居心叵测”，意在“赤化中国”，故必须监视之。华莱士随即委婉批评了蒋的固执和独裁。他首先很客气地表示自己是“外人”原不宜置评，紧接着就置评道：中共只是因为其政治改革的主张未获国民政府采纳而走上军事对抗的道路，只要蒋先让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即可经由谈判解决争端。蒋随即哭诉“非不让步，且迭作重大让步”，而中共一味趁火打劫，旨在夺取政权，因此错在中共。华莱士于是正式建议由美国以第三者身份居间斡旋，并明白表示这是罗斯福总统的意思。[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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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晨，双方再谈，美方的态度仍是逼蒋让步，于是不欢而散。下午5时续谈。蒋中正力图证明中共系受苏联指使，却举不出切实证据，不得要领。范宣德当即以苏联当此二战之际似不致指使中共放弃抗战、颠覆国民政府而予以批驳。蒋一时慌乱，口不择言，辩称“中共自美参战后，已坚信日寇无力北进，远东战局，无须中国抵抗，日本亦将失败”，故将继续“赤化”中国以夺取政权。这显然偷换了命题，而且恰恰证实了美国怀疑国民党消极抵抗的可能性。范宣德继而祭出“中共以外若干进步人士”的意见，也证明中共不过是“实行农业改革之民主集团”，只要政府让步，就能与之合作。蒋则想到二十年来的仇怨而大动肝火，忙不迭地指责中共实行“毫无人道”、“惨绝人寰”的政策，旨在达成世界革命，又表示国民党秉承国父孙氏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政策才是正途，最后抛出一句“中共参加政府一事……暂不考虑”。由此看来，蒋中正是一个笨拙的谈判家，他缺乏像周恩来那样揣摩对手而相应举出利己证据的技能，反而时时立足道德高位规劝对方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因此往往适得其反。由于没有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必要的事实论据佐证，他言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固执和说教，让美国外交官很不受用。会谈又一次陷入僵局。蒋中正这时候再次提出美国对中共和苏联双向施压的要求，华莱士表态消极，蒋即表示若此则美国应“对国共之争执，暂转超然态度”。华莱士不得不又一次抬出了罗斯福总统，蒋的语气这才稍稍缓和。范宣德趁势再次提议，为明了事实真相，美国“拟派一军事观察团及其他人员赴共区一行”，被蒋当场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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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与华莱士会见之前，蒋中正已于6月18日的军事会报时“决定准美国派员至延安”。[108]那为何他不做个顺水人情，趁势同意呢？原来他是在没有摸清美方意图的情况下，不敢轻率许诺。23日清晨，蒋紧急召见曾担任过其顾问的拉铁摩尔，“在早餐之前于庭院中散步”。稍做寒暄之后，蒋便径直问华莱士此行的真实意图何在。拉铁摩尔根据范宣德的消息，向蒋发表了“一次最长而未被打断的谈话”。他告诉这个中国领导人，华莱士此行主要是针对战后美苏合作，美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工厂转产和战后失业，美国的工商金融界也都希望与俄国达成谅解，由于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局面，苏联的重建会先于中国的重建；但是“中国将始终是美国亚太政策的重要支柱”，美国希望“一种能够让美国参加进来的中俄友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中国应实行民族自治政策，防止边疆地区倾向于苏联，在远东成为平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并暗示美国会帮助中国发展海军。最后，拉铁摩尔提醒蒋，苏联在欧战结束之后就会直接进入蒙古和东北对日作战并迅速取得胜利，“那将改变太平洋战争的全貌。因此较好的办法是，在他们参战之前，美国和中国与他们真诚地达成谅解”。蒋中正应该没有忘记三年前的一个黄昏，也是在重庆，也是对拉铁摩尔，他曾私下里表态：“战后中共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但苏联不同。我们无法与中共谈判，因为同一句话对我们和他们含义不同。不过我们可以相信斯大林，他恪守诺言。”[109]然而，这个他自以为姑且可信的斯大林最终还是把蒋中正给出卖了，在下一章还会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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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蒋中正早有考虑。6月初的时候，兼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原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字孟真）即向他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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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之参战，初于远东有大利，后乃中国之大忧。然此非中国所能劝之阻之之事，姑以不论。欧洲战胜后，苏联凭其胜利之优势，五年可以恢复，故战后世上最强之国仅美国与苏联耳。窃以为今日中美之合作，似更有加重加密加速之必要，其中有关因素，不以利小而不为，不以害小而忽之。即中苏关系，或亦可于中美亲交中得其一时之解决耳。[110]（强调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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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的事实表明拉铁摩尔的说辞，抑或是傅斯年的话，对蒋中正产生了影响。上午9时会谈伊始，华莱士先搬出总统来，说昨晚收到罗斯福经由陆军发来的电报，特要求向中共地区派遣观察团，重申蒋委员长已表示原则同意。蒋中正顺水推舟，称“经一再考虑，以为证实中共之真相，无过实地视察”，爽快地同意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111]随后他旋即将话题引到苏联和中苏关系上来，试图借华莱士之口来证实拉铁摩尔的话，而且其后所有的会谈内容都与中苏直接谈判有关，并协同宋子文一起反复强调美国应对此发挥积极影响。华莱士意外地达成了使命。24日晨起散步及送机时，蒋中正又向华莱士多次表示：希望借美国之力改善中苏关系，对于从速举行的中苏直接会谈，“仍盼美国暗中多为中国之助”；甚至即便美国愿意调解国共矛盾，国民政府亦不认为干涉了内政。当然，蒋迫切希望罗斯福援助的，还包括“每月增加空运两千吨”以及“设置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协助中国战后经济建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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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苏冷战的前夜，蒋中正清晰地表现出联美制苏的外交意图，同时希望与两家都达成对己有利的协议。[113]他随后派了一个普通的外交官员向驻渝苏联武官罗申试探派宋子文访苏的意思，却很快收到斯大林冠冕堂皇的答复：苏联正在全力抗德，请中国外长耐心等待冬季到来，再做商议。[114]蒋又应苏联政府的要求，把斯大林憎恶的盛世才撤职调来重庆，力图缓和中苏关系。[115]他甚至通报了自己与史迪威的矛盾。[116]然而，斯大林看不起蒋中正，中苏关系并没有因盛的离职而改善。直到冬季来临的时候，苏联驻渝代办才象征性地找到蒋经国，表达了安排蒋斯会谈之意。蒋中正虽然不相信莫斯科的诚意，但还是立即通知了华盛顿方面，主动表示中苏关系的任何进展都不会对罗斯福有所隐瞒。[117]他想不到的是，这种引美制苏的梦想很快就因国际形势的急转而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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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盛顿终于如愿以偿地在陕北插了一脚。观察组于1944年7、8月分两批抵达延安，并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总部一直待到1947年的3月，共约32个月。它又被美国人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暗示是被派往内战反对派的心脏。不过，这个小规模的“观察”组（18-20人）是个名副其实的初级组织，参加者包括中下级外交官、陆军军人和战略情报员，而大部分人员接到的指令较为模糊，重点是情报搜集，包括调查中共对日作战的可行性以及其对美合作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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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只充当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传话筒。第一任组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虽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在1930年代平津时期的老部下，却更像是一个语言学者。他喜欢充满深情地说着北京话。从他的回忆录来看，他当时并没有主动去侦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而是为了避免麻烦，处于被动地位。[118]虽然包瑞德发回了大量评估中共作战能力的报告，其中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数据主要是延安方面提供的。他们的出行几乎完全由中共安排，作为交通工具的骡马或卡车，也多由延安提供，并没有进行任何未经许可的访问。他们在各个边区设置观察组的要求，也被延安所否决。[119]在一两个月之后（9月23日）重庆以安全理由明令禁止他们离开延安去访问周边地区。共产党内部还专门制定了详细的“外交工作指示”，包括接待的方针、内容、态度和规格等，明确“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拒绝答复和供给，其不便答复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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