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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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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1944年6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7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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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856、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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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一 美国至关重要：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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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对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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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陕北的窑洞似乎抵御不了塞北的风寒，天快要下雪了。毛泽东在枣园里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警告。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了，但苏联依然强大，尤其是苏德战场的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在第二天即通过苏联军情局驻延安代表孙平（Пeтр П.Владимиров）回电莫斯科，谦逊地辩解了自己的政策，甚至指出王明与米夫（Павел А.Миф）关系可疑。[1]但是之后数日，毛泽东仍在担心“前电可能不妥”，于是两次邀约孙平谈心以示友善，并在1月7日一大早突然在未带警卫和任何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情况下跑到孙平的住所，抽完两包烟之后，又写了几段话，请孙平“打”给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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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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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我1月2日电所陈之观点外，今日就此问题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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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衷心并且深为感谢您和您给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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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彻底地学习它们，牢记在心，并付诸行动。在与国民党关系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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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在1944年这方面的形势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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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务必安心。您所有的想法和顾虑，我都深能体会，因为［这与］我本人的想法和我本人的顾虑，在根本上，是完全一样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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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米特洛夫对此深表满意，要求毛泽东按照第三国际时代的惯例，每十天汇报一次工作近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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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巧的是，蒋中正在华盛顿的压力下，也命第八战区嫡系胡宗南部外撤，除一线的碉堡部队外，已将二线两师兵力撤至外围的咸阳和宝鸡。[4]蒋命胡以政治攻势而“不用一兵一卒”对付共产党。[5]国民党驻延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邀请林祖涵（号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谈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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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去年以来的紧张局势骤然缓解，仿佛美苏之间的谅解真的可以促使国共妥协一样。2月4日，毛泽东通过秘密电台指示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并因此命令眼下至6月，从延安到各根据地，对待国民政府取守势，“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加派两党元老林伯渠赴重庆。几天后，毛泽东又频电山西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2月8日）与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滕代远、邓小平、杨立三（2月8、9日），要求“免起冲突”，甚至明令八路军方面让出地盘来避免接触，“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6]这是怎么回事呢？任弼时是这样解释的：“到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也就是要当美国出来要求国共团结、实行对日反攻时，争取国民党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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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延安电告在渝的董必武“与美英人员来往今后应有区别”。[8]1月21日深夜，毛泽东试探性地对孙平说：“对中国来说，美国的政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9]在没有听到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延安展开了对美外交攻势。2月中，毛泽东再次电示董必武通过亲共的德裔记者斯坦因（Günther Stein）向美英记者表示，延安邀请他们前往考察。[10]他要利用记者打开局面，就如同26年后的“文革”期间，邀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一样。紧接着毛泽东在3月23日按照要求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工作时提到他已了解到罗斯福在开罗告知蒋中正“维护国共联合及避免二者冲突的必要性”，而且“罗斯福已经表达了他任命自己的军事代表来［陕甘宁］特区调查人民革命军队情况的意愿”，而中共“亟盼美国给我们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所急需的”。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甚至请求季米特洛夫联络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Earl Browder）为此提供帮助。[11]但美共正趋分裂，自顾不暇。于是，中共主动与美国人接触，康生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孜孜不倦地将各种信息提供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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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史迪威、戴维斯与中共的频繁交往要从1938年的汉口说起。那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到武汉，美国驻华外交官员也随之内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兴未艾，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改为南方局）可以在武汉三镇公开活动。共产国际拥护者、刚刚离开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相当活跃，对美英在汉人士施以左派平等思想的洗礼，包括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副官窦恩（Frank Dorn）、副领事戴维斯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Kerr）爵士等。而另两位延安的铁杆宣传家海军陆战队卡尔逊（Evans Carlson）上尉（罗斯福家的熟客）以及刚刚出版《西行漫记》的斯诺则在一旁推波助澜。这个小圈子的参与者，还时常包括中共魅力人物周恩来、叶剑英、章汉夫和王炳南（及其德国夫人王安娜）中的一位或几位。[13]从那时起，史迪威就已经开始为共产党搜罗药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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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史迪威、窦恩、戴维斯组合再次奉派赴华。史迪威升为中将，名义上是美军中印缅战区总司令，但他主要还是指挥中国人。窦恩仍旧是他的副官。戴维斯是自己要求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由窦恩通过作战部从国务院借调，虽然名列驻渝使馆二等秘书，但八面玲珑的他并不把自己的老师、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放在眼里，专门负责替将军打通与华盛顿或者延安各方面的关系。而他的发小谢伟思也从昆明领事馆调来，任驻渝使馆的三秘，后因高思赏识擢升为二秘，不久，又被戴维斯挖走，变为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同样派给史迪威的外交官还有会日语的艾默生（John K.Emmerson）和另一位“中国通”拉登（Raymond P.Ludden）。如此在重庆，史迪威指挥部再次通过戴维斯、谢伟思等外交人员私下与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联系，“自觉主动”地与中共合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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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它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一直被低估。周恩来和王炳南自不用说，单就乔冠华、龚澎等几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党员，很快打开了局面，使重庆成为延安与国外交换情报的重要据点。尤其龚澎简直就是史沫特莱第二，与在渝美国人士普遍建立了友善的关系，她的崇拜者中甚至包括陈纳德将军顾问、罗斯福总统远房表弟、专栏写手艾尔索普（Joseph Alsop）以及后来担任马歇尔将军助理的领事石博思（Philip D.Sprouse）。[16]在这个情报网中，有几个重要的美国人发挥了枢纽作用，除了戴维斯和谢伟思以外，还包括美国陆军情报局-新闻处（OWI-USIS）驻华代表费正清（John K.Fairbank）、其门徒并且即将为中共而与《时代》周刊决裂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前程似锦的大使馆参赞范宣德（于1943年调回国务院并很快升任远东司司长）以及财政部驻渝顾问同时也是苏联间谍的艾德勒（Solomon Adler，代号Sax）和科佛兰（Frank Coe，代号Pick）等。总之，无论在汉口还是在重庆，美国人与中共之间的联系算是有了一个基础。王炳南坦承，在各国使节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还是美国朋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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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当数量的中共情报人员以专家、秘书或者文员的身份为掩护，安插于重庆中央政府高层、美国驻渝机构官员的左右。其中既有单线联络的地下党员或同情者，主要包括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刘斐，[18]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冀朝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沈安娜，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奎璋），美国陆军情报局-新闻处驻重庆办事处中文部主任刘尊棋等；也有时常与王炳南联络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秘密共产党组织，成员数十人，主要包括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孙科亲信，代号岗），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阎宝航（宋美龄亲信，代号元，接受苏联驻渝武官罗申Николай В.Рощин直接领导），立法院立法委员、陕西省建设厅厅长屈武（于右任女婿，代号纬），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吴茂荪（刘峙亲信，代号盛）、许宝驹（李济深密友，代号轩）、刘仲容（李宗仁、白崇禧亲信）等。[19]冀朝鼎更与谢伟思、艾德勒共寓重庆一所。[20]另据后来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属军统）主任的无线电密码专家魏大铭透露，他的前任毛庆祥以及自己治下就一直有未暴露的共产党情报人员潜伏其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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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宋庆龄的话，那么在渝的中共力量就是难以估量的。这位前“国母”与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集团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史迪威到重庆的时候，会去宋庆龄的寓所，两人一起玩纸牌“金罗美”。这位不喜社交的将军甚至也在自己只对亲信军官开放的官邸里宴请过宋庆龄。[22]一方面，他是宋庆龄援助延安的坚定执行者。应宋庆龄之请，史迪威向延安派去了陆军军医卡斯堡（Melvin A.Casberg）少校，并且一待数载。他还会毫不犹豫地动用美军飞机将宋庆龄的军用、医疗物资运往延安，甚至包括一台比机舱门还要大的原本打算陆运的X光仪。[23]另一方面，宋庆龄也是史迪威对抗蒋中正的坚定支持者。1944年夏秋，蒋史矛盾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宋庆龄写信给史迪威，鼓舞他说“［中国］人民感激您和您的行为”；她至少两次在自己家中招待史迪威，并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为他打气。10月20日，史迪威被解职后第二天，去见宋庆龄，“她哭了，基本奔溃”，并骂蒋是“纸老虎”，还谴责罗斯福居然示弱，对蒋过于纵容。[24]而戴维斯同样与宋庆龄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在史迪威被召回后，主动联系调往莫斯科的美国使馆。[25]在临行前，戴维斯除了拜访延安以外，也去看了宋庆龄。她很委婉地记叙道：“约翰·戴［维斯］与我共进晚餐，饭后斯义桂还唱了歌，但……我们都沉浸在烦闷的思绪之中。约翰已赴莫斯科，这个职务的变化对他是一种升级（在意识形态上说！）”她同样提到了另一个约翰：“谢伟思回来了，但他可能会遭到类似的命运，因为他也染过颜色了，染得很深。”[26]几年后，史迪威去世，白修德帮助他的遗孀编辑出版了其部分文件，在扉页上写着“献给孙中山夫人”。[27]这些虽系后话，但他们彼此心有戚戚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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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策略是给美国人戴高帽子，好让他们觉得自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蒋中正不断施压、逼其就范。1942年11月20日，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及毛泽东的代表林彪向范宣德和谢伟思表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唯一可能使国共形势得以改善的力量，必须强化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直接介入国共纷争，并供给共产党军队以“合理的美国援华份额”。随后，谢伟思也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要求国务院重新审核美国供给国民党政府军事装备的政策，应避免不用于抗日反用于内战。[28]1943年12月31日，开罗归来的戴维斯更直接写信给霍普金斯，向罗斯福提议加大对蒋施压的力度，并准备支持一个包括中共在内的新“联合政府”（a strong new coalition）。[29]史迪威对蒋施压颇有历史，且有过成功的经验。1944年4月10日，经他建议，马歇尔亲自下令停拨援华物资，从而迫使蒋派出驻滇远征军卫立煌统率的Y部队入缅。[30]7月，昆明的中共外围组织民主同盟又通过美国外交官告知华盛顿，只有罗斯福亲自对蒋施压，才有使国民党由法西斯转向民主的一线希望。[31]8月，毛泽东又让谢伟思相信：“美国在华影响是决定性的，中国人因此最为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政策……对蒋友好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事。他在持续、强硬并一致的压力下必定会屈服。对你的目标不要有丝毫的松懈：不断敲打他。”[32]不久，谢伟思在蒋史冲突的最后阶段，还从延安写信给史迪威，劝他一定要强硬：美国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早就垮了，因此蒋必定会服从美国；国民党军不打仗，是因为相比抗日，国民党更热衷于攻击共产党，而中共军队或者地方军要比毫无斗志的国民党军要更为有用。[33]所有在华的美国军政官员都拿出一副吃定国民政府的腔调：“中国依赖美国”，“美国需在华建立积极的领导”。[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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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牵涉租借物资的支配权问题。早在蒋史交恶之初，就有重庆亲共人士杨杰通过戴维斯加以告诫。驻苏大使、军事家杨杰由于受莫斯科影响而同情共产主义，于1940年遭到蒋中正的罢黜而赋闲重庆；随后周恩来即通过宋庆龄与之结交，并秘密吸纳其为中共工作，由董必武单线联络。[35]1942年7月11日，史迪威收到戴维斯报告，说这位前大使提醒美国人要警惕国民政府，“必须有步骤地确保供给中国的物资用于既定目标。如其不然，租借物资就会被中国政府囤积起来（为内战做准备，以维持当权者的统治，并增强中国军力作为日后谈判桌上的砝码？）。‘我们中国人皮厚’，杨将军称，‘你们对我们太客气了。’”[36]这个版本与不久周恩来托戴维斯带话给总统特使居里（亦是苏联间谍，代号Page）的措辞几乎完全一致。[37]这个主张可谓与史迪威一拍即合。7月底，戴维斯即以肯定的语气在中印缅战区评估报告中写道：“中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在于保存而非发展其军事实力，并依赖美国海空力量及可能的俄国陆空军来击败日本……这导致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一旦没有交换条件（quid pro quo）的要求就会被囤积起来而有违租借法案的初衷即用于抵抗日本人”。[38]（强调为原文所有）史迪威后来以他的交换条件理论而闻名华盛顿，他给马歇尔的电报被转给了罗斯福：“蒋介石已经非常暴躁而难以控制，无论给了他什么都不断加码其要求，除非以更为严厉的口吻对他讲话，否则将永无休止。我们每给他做一件事，就应该要他一个确切的承诺。”（强调为原文所有）这种态度也显然获得了马歇尔的支持。[39]1943年7月初，胡宗南部进抵洛川，毛泽东马上让董必武向史迪威等美英人士求救，史迪威迅即表示：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随后史又让中共提供其所牵制日军的番号、数量及将领姓名等信息。[40]这让蒋非常恼火。他密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直接表达不满，批评史迪威怂恿中共作乱而更加“鸱张无忌”。[41]10月底，史迪威又接董必武密告：“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42]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利用最后面见总统的机会向罗斯福告状：“蒋只是在积蓄力量，以便在战后对付共产党。”[43]史迪威其后在公私场合多次表示要平等分配美援，甚至当着蒋的面，明确表示要给八路军五六个师的装备。[44]谢伟思也向史迪威建议，要更为主动地与中共合作，即给他们以武器装备。[45]史迪威对此深信不疑，这其实构成日后蒋史矛盾无法调和的核心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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