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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带来了延安与美国直接接触的契机和源源而来的军事情报。在观察组人员的鼓舞下，延安越来越觉得盟军大规模登陆中国即将到来。8月20日，毛泽东急令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搜集有关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日本海军情报，“以便供给盟军”；同日，又令太行、山东和华中各军区分别建设飞机场，供美军观察组使用；翌日，答复陈纳德派驻鄂东大悟山新四军五师的欧高士少校有关建立无线电网络和“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并复电新四军明确提出 “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指示他们于苏浙沿海地区“认真布置”。[188]而当时美国确实正积极准备在中国的登陆事宜。5月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史迪威、梅乐斯等，准备在中国沿海建立登陆基地。5月16日，梅乐斯要求国民政府提供中国东南“自厦门至上海沿海各港口各登陆口岸各岛屿及各突出地带”的详细资料，为准备“建立美舰队供应站之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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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共在与重庆谈判时也底气十足，变得更为强硬。8月22日，毛泽东指示重庆谈判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等“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军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190]9月22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研究成立“解放区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宣布国共是“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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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关注重点和决策依据。大多数中共干部对美国并无好感，即便如陈毅这样的留法派，在酒后还当着美国人的面表露出反美情绪。[192]但毛泽东视华盛顿出兵中国为可趁之机，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同时，也确定了“城市工作”和“向南发展”的战略方向，改变了一年前“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战后与国民党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的总方针。[193]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解释自己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时强调，要“看谁先进城”，要“争取做铁托”。刘少奇也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你要来打，就自卫回击”。此即为建立独立政权做好准备。中共逐渐开始包围中等城市。[194]如前所述，8月21日，中共中央明令新四军各部：“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95]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等率三五九旅一部（包括至少4个连的干部）约5000人10月出发南下赴湘鄂赣创建根据地。[196]9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了一个内部文件，极其乐观地要求各根据地做好准备，“在美国的帮助下，我八路军、新四军相当大的一部正规军与游击队，会抽出来接受新装备和训练”。[197]9月27日，中共中央又电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198]后来，更提出了“破敌、收京、入沪”的口号。[199]积极扩充实力，成为抗战后期中共对蒋对日斗争遵循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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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头痛的是，国民党对联合政府的提法进行了封杀。蒋中正更置之不理，在日记中写道：“参政会上，上午由共党代表林祖涵报告，下午由政府代表张文白报告。其结果是非曲直判明，自于政府有利也。”[200]后来蒋又向党内高级官员表示：“我受总理之命，以党建国，只能还政于民，决不能还于其他党派，决不能把政权让给别人。”[201]蒋召集在渝的第三方面政党代表与会，据青年党主席李璜透露，蒋表示只要和国民党合作就给小党以合法地位，共产党则不在此列，因为他们有割据的党军。美国使馆内一位还算清醒的二秘庄莱德（Everett F. Drumbright）就此事讥讽说，国民党也有党军，同样需要交予政府而免受党派影响。[202]高思大使曾报告赫尔国务卿说：“鉴于他［蒋中正］有限的相关经验和所受之训练，有理由相信他对无论是民主的特征还是其实践都没有任何实际概念。”[203]他们的评价一点也不为过。蒋早年受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深受德国纳粹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党统（人治）观念，并没有理解权力制衡的设计，对美式民主的政党轮替也是嗤之以鼻，斥为美国人不懂中国情形、完全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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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蒋摊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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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其实比蒋中正小五岁，脾气则更为倔强急躁，人送外号“醋性子乔”（Vinegar Joe）。除了脾气之外，他之所以既不容于蒋，也不容于英国人，是因为他拼命要夺回缅甸的执着。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争时他被日本人打败逃到印度，可以说他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作为美国军人，他渴望能够在跌倒的地方一雪前耻。因此，史迪威虽身为蒋的参谋长，任职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缅甸的丛林里，而且自始至终他都是缅甸战役的坚定支持者，不管战役规模多大，无论战略意义多小。在这一点上，蒋反不如他坚定，因为蒋还要考虑整个中国。而丘吉尔总是强调地中海的优先权；作为殖民主义者，他更不愿看到中国人光复缅甸，因此缅甸一直是英王皇冠上粘着的落发，即便可以弃之如斯，也还是英王陛下的。史迪威为了实现自己在缅甸打败日本人的目标，和两方的关系都在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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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18日，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诺游说总统重开雷多（Ledo）公路，表示蓝伽训练成功地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然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普通士兵而在于高级军官的政治化。总统对此表示赞同。柏特诺强调：“中国士兵一经训练并配以装备，就是第一流的战士，而中国的师以上指挥官却极易被政治所左右。”他继而表示缅甸战绩不佳主要是由于英军的不作为和国民政府不愿从云南增兵造成的。可是罗斯福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对［蒋］委员长的失望或反感”，更没有表示出“要对委员长施压”的意思。相反，总统对雷多公路何时能够建至密支那非常关心，并对英军在缅甸的无能表示了极大不满，“似乎很想对丘吉尔先生施加压力”。[204]2月24日，罗斯福主动向丘吉尔重申了加强盟军在中国战略空军力量的必要，表明增加对中国援助和夺回密支那的决心。丘吉尔则指责史迪威自大。[205]马歇尔亲自致函丘吉尔和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迪尔（John Dill）元帅，措辞严厉地为史迪威辩护，但同时也去信史迪威，批评他意气用事，规劝要以美英合作大义为重。[206]而马歇尔在总统面前，则一味对史迪威赞许有加。[207]为了消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内部矛盾并且给史迪威谋一条出路，马歇尔决心把问题整个丢给中国。[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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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迫于英国方面要求撤换史迪威的呼声日高，尤其是6月英军总参谋长布鲁克（Alan Brooke）将军施加的压力，马歇尔小心征求史迪威离开缅甸去中国战场、指挥中国军队的意见。7月3日，史迪威复电说，他同意把缅甸指挥权交给其副手，但条件是他被授予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并建议总统给蒋发“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要明白无误地警告他美国“在华的投资和利益”，同时要求必须有中共的参与。[209]正是这封严厉的信函预示着史迪威不久的归程。7月4日美国独立日，马歇尔匆匆忙忙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匆匆通过了由其草拟的致罗斯福总统备忘录和总统致蒋电稿。备忘录先批评“中国如今所面临的严重处境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对军队处置不当和有所忽略。如果它不把包括目前围攻共产党人的各师在内的所有资源用于抗日战争的话，那么在战争结束前几乎不可能仍旧有所作为”，接着隆重推荐史迪威来“统率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备忘录点明“充分了解委员长对史迪威的观感”以及“英中政府双方极其否定的态度”，接着从史迪威的立场出发，证明了史迪威的正确性。[210]随即罗斯福发出了上文提到的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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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是中国抗战七周年纪念日，蒋中正收到了这封代表罗斯福意愿的电报，不啻为对中国及对他本人的巨大侮辱。蒋在愤懑之余，再次选择委曲求全。他立即发出三封电报，分别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以及自己在华府的代表孔祥熙。他向罗斯福表示，可以把军权交予史迪威，但需要时间，同时希望总统派遣一位特使来华调和他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向华莱士表示了大致相似的意思，要求促成总统特使到来。蒋在给孔祥熙的电报中，则要求他从旁督促罗斯福同意与中国政府签订明确指挥权的协定，不得让史迪威掌控租借物资，更不能给中共以武器。[211]明确史迪威的权限，是蒋自始至终最主要的目标。罗斯福表示同意派遣特使，前作战部长赫尔利与前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随之成行。7月11日，罗斯福宣布准备竞选连任。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第四个总统任期，他不希望中国战场在此时发生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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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美国海军尼米兹上将率领的中太平洋战区部队攻占关岛，这意味着盟军太平洋战场已明显优于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国军队必须加大进攻的态势。然而随着日本本土渐渐进入B-29轰炸的半径以内，中国的战略价值也降低了。也就在同一天，罗斯福正式任命杜鲁门参议员取代华莱士作为其竞选搭档。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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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下旬，蒋中正都在考虑罗斯福的要求，他已经倾向于“忍辱负重”而“原则同意”。当军令部长徐永昌建议只将湘鄂赣的第六、九战区交史迪威指挥时，蒋则主张“完全接受”美国总统的要求，理由有二：一是可以约束中共或者暴露其真实意图；二是“将来我军进出东三省时，必与苏军接触，有美人在中间，至少能得到公道”。[212]这一想法得到了徐永昌和王世杰的肯定。[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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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战场局势危急。8月8日，湖南重镇衡阳在支撑了47天后最终陷落，守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向日军投降。形势急转直下，云贵川暴露于日军的猛烈攻势之下，重庆政府岌岌可危。罗斯福要求蒋立即向史迪威移交指挥权，但也安抚性地表示，正在拟定有关租借物资的新规定，将不会安排史迪威负责。[214]马歇尔也在总统的影响下给史迪威发电报，建议他在形式上放弃对租借法案物资的支配权，以避免和蒋冲突。[215]蒋中正对美国仅存的一点好感彻底动摇，“此乃盗虚名而受实祸也”，他在8月31日的“本月反省录”中更进一步写道：“今日对美外交实已损失我自由之精神，无异于倭寇往昔之对我也。”在“此成败存亡关头”，他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下他的对美政策了。[216]从此以后，蒋中正在私下提到美国时，将其归入与英国一样的卑鄙行列。但蒋史矛盾貌似再度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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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史迪威陪同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和纳尔逊由印度飞到重庆。次日一早，蒋中正在召见特使之前先找史迪威谈话。史迪威日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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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节日。花生米开门见山，说我迄今工作的百分百都是军事；现在，作为中国军队司令，就将是六分军事四分政治。说我将在国民军事委员会之下听命于他。说如果要用红军，他们就还得承认国民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他会时常指导我。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完全信任我，开玩笑说我常言中国的指挥官都不行……[217]（强调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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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迪威对此既不感动，也无谅解，他认为蒋中正不过是为了从他手中夺取租借物资的支配权，而他丝毫也不会让步，因为长时期的冲突在史迪威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租借物资支配权就是他在华一切权力的来源。因此，当9月8日宋子文在复出之后再次与赫尔利谈起支配权问题时，史迪威觉得这将是最后的时刻：“现在，我们终于要摊牌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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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罗斯福应作战部要求，致电蒋中正，要求他在不影响中国抗战兵力的情况下，征调至少5万中国劳工赴新几内亚，修筑B-29机场，末了还提醒蒋早日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之手。[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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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愿以在指挥权方面的让步，来换取对租借物资的支配权。他回避了赫尔利设置美国委员会的要求，表示必须控制租借物资，并抱怨史迪威在华的实权比他还大，要“考虑”仔细界定史的职权。[220]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面对宋子文所说的“尊严”和“冒犯”，赫尔利给予了他的同胞以坚定的支持：“记住，宋博士，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制造，我们拥有，我们想给谁就给谁。”（强调为原文所有）史迪威心花怒放：“如果委员长控制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委员长的嫡系能获取装备，而我的［Y］部队只会去舔屁股。”[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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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史迪威坚持掌握租借法案物资的支配权，一度因为特使来华而缓和的蒋史矛盾，经由广西全州败绩而再度激化。[222]国民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碰巧这几天，蒋中正又因家中月用50万竟被蒙于鼓中而焦躁易怒。[223]9月15日正午，史迪威带着赫尔利来见蒋。[224]史迪威径直指责其全州失守，蒋则以缅北远征军迟迟不能发动攻势以牵制日军来反唇相讥，并威胁要亲自将滇西龙陵的部队撤回怒江以东，双方对峙长达一个多小时，情绪都愤怒至极。蒋对美观感达到冰点，一贯患得患失的他甚至要下定决心“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作独立作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225]当天下午4时，高思和艾其森如约第二次前来劝说蒋中正改组政府。使馆方面当然并不知晓史迪威已对蒋本人造成的严重伤害，他们重提了曾对孙科说过也曾经孙科赞同的外交辞令，例如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能获得四强之资格，这在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蒋中正听来，绝对是巨大的嘲讽和侮辱，“无异利刃刺心，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貌合神离，彼此都无好感。[226]就在蒋中正接见高思的同时，史迪威也怀着愤怒的心情给上司马歇尔发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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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说如果我不在一周内由密支那进攻八莫的话，他就撤走Y部队，这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他不讲道理，只是一味重复他那一大堆自创而蹩脚的观念。我现在相信他认为华南的灾难无足轻重，还以为日本人在那里不会使他更为难堪，他幻想着躲在怒江后面，静待美国来结束战争。我们就指挥权的会议拖而不决，明天我们还要试着去和宋子文空谈一二，期盼着委员长能对拖延和不作为的后果有哪怕一丁点的领悟。[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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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和欲望是理智的天敌。事实上无论是史迪威的军事环境还是政治环境，在他发报前后都已经好转。9月14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部历三月余伤亡5万终于光复腾冲，同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困守龙陵的日缅甸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第五十六师团的顽强打击，日本改变了原向怒江的进攻方向，转而解龙陵之围。[228]9月17日，蒋中正实际上已经决定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前敌总司令，拥有各战区前线部队的指挥权。[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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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迪威9月15日给马歇尔的电报引起了后者的强烈反响。此时，马歇尔正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讨论缅甸作战。当总统于16日问及中国形势时，马歇尔回答说：“委员长打算将Y部队调回怒江以东，除非史迪威将军以雷多部队进攻八莫。怒江部队没有获得补充，现在已减至一万四千人”，总统立刻要求给蒋写一封信。[230]这封信由军方用打字机匆匆打出，再由马歇尔用铅笔修改后，连誊清都不用，直接以总统名义在当日就发华盛顿转史迪威。[231]电文措辞强硬，连鄙视蒋中正的白修德都承认“使用了领主对待马夫、侍女和犯错小童的口吻”。[232]而崇拜史迪威的塔奇曼也不讳言“语气严厉——不无白种人的优越感；对任何欧洲政府首领似乎都不会说出这番话”。[233]尽管经过中译文的掩饰，但字里行间依然可见对蒋的耳提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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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阁下不立即补充缅北部队或不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在怒江方面之华军……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及负完全之责任［For this you must yourself be prepared to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and assume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唯一可以破坏日军对中国计划之方法，即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加紧继续推进，同时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吾人对于援助中国所有之计划如再延搁犹豫，必将完全消失……[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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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史迪威收到了这封电报，他不顾赫尔利的劝告，坚持要亲自交到蒋中正手中。[235]这封“九一八来电”当然极大地伤害了蒋的自尊，以为“平生最大之污辱”，他甚至说出“绝不能为美国奴隶”的话，并做好了与罗斯福决裂的准备。[236]但此时蒋中正仍旧没有下定决心撤换史迪威。[237]他在第二天还要宋子文去告诉赫尔利，中国军阀余孽尚存3/10，“如史迪威指导处置一有不当，难免引起对彼之危险”云云，事实上他此后两天都在考虑对策。[238]那么这最后一根稻草就并非罗斯福来电，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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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加强了与史迪威的联系。早在9月3日，谢伟思在延安的鼓动下，再次提议将美国租借物资分给中共。[239]8日，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表示，尤其是太平洋决战准备的加紧”，把握时机向史迪威“提出援助我们之必要”，并明确提出了占援华总数1/2或1/3的份额，即“我军要求应被装备二十师到三十师”。[240]13日，也就是林伯渠抛出“联合政府”的一天前，他和王炳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拜会史迪威并致问候，史迪威当即表示将于近期访问延安，林、王显然非常高兴，约定再晤。[241]史迪威在随后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明确写有对中共的安排：“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将被任用。务必在此点上没有误解。他们会被安置在不会与中央政府军发生冲突的地方，但必须作为一分子参与危机［解决］中来”。他对中共备感放心，认为“共产党宣称的困难”以及“他们声明将服从我”都是“常识”。[242]随后15日，史迪威与蒋中正大吵一架，高思又跑来要求会见中共代表，而中共代表刚刚在参政会上抨击政府，提出政府改组的要求，竟与美方一致，难免让蒋领悟两者已经密切合作。16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次公开要求美军配给中共援华武器的1/2。[243]到了“九一八来电”后的第二天20日：《解放日报》又明确刊出了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社论。[244]第四天22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争取美援问题时，自荐给史迪威发了一个说帖，催促要把美国军火物资的一半分给共产党。[245]当日，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正式宣布他支持由一位美国将领来统率所有中共军队，还邀请美国总统派代表来延安。[246]史迪威随即向蒋中正宣布了向共产党提供5个师装备的打算，蒋回答道：“君若此，余将取销君参谋长职务”。[247]曾任蒋中正机要秘书的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揣测蒋当时的心理说：“难道史迪威真的对共产党的活动视而不见吗？还是他对中国政府怀有不友好的企图呢？蒋介石不得不在头脑里提出这些问题。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蒋介石愈是怀疑这位总参谋长的动机。蒋愈是犹豫不决，史就催得愈紧。”[248]也就在22日，蒋中正再也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慨叹：“史迪威对余之阴谋，必欲夺取中国全部之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指挥权不是他本人早已答应过的吗？蒋主要还是考虑史与中共过从甚密，“毁谤谣诼威胁压迫，无所不至，此无异又加一共匪伤害我中国矣”。23日，史迪威拟出进一步建议，托赫尔利交蒋，蒋由此断定“史迪威已作有计划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毁灭中国军荣誉、威胁政府受其个人统制之策动”，并将其列为去史第一理由。[249]史的具体建议包括“派我去延安说服中共……听从我的指挥”；“中共装备与军火（炮兵）限五个师，维持红军充分的战斗力”；中共军队与中央军（除远征军优先外）平均分配租借物资等。[250]蒋中正终于下定决心，起草给罗斯福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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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蒋中正召见赫尔利，唯有宋子文在场，正式要求美国撤回史迪威。与此同时，蒋把以往半遮半掩的国共矛盾首次公开，不但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官方发布了题为《中国共产党问题文件》手册，历数了共产党颠覆国民政府的行为，而且还在参政会上允许讨论国共问题，甚至指派何应钦亲自告知美国大使。[251]稍后国民政府以蒋廷黻、魏道明为首的驻美高级官员更密集访问了国务院文化合作处处长派克（Willys R. Peck），企图绕开范宣德的远东司宣传“中共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252]阻止华盛顿与延安亲近之切，溢于言表。侍从室主任林蔚甚至告诉史迪威“麻烦就在共产党身上”，如果他放弃武装中共的念头，可能还有转机。[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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