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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汀生受马歇尔的影响，一直对史迪威表示支持，但他对史蒋之间发生的事情并不了解，把所有的过失都推到蒋中正身上，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无知、猜疑、封建”“中世纪”乃至“不忠”的“独裁者”，应该继续敲打，“如果说史汀生对他支持史迪威一事有任何遗憾的话，那就是他在总统面前替这位将军辩解得还不够好”。[254]10月7日，重庆收到来自华盛顿的威胁：“史解职的后果明显比你认识的要严重得多”。[255]蒋中正顶住了压力。而罗斯福此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保证连任，他对军方主导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干预，驳回史汀生和马歇尔继续对蒋施压的请求，向蒋询问继任者推荐名单，最终将史迪威撤职。[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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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这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影响。中印缅战区被分割成两个，沦为美军供应链的末端。[257]其实，太平洋战争以来罗斯福之所以“像骡子一样”支持中印缅战区，除了一个现实的理由，即中国对反攻的价值及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可能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外，还有一个道义上的理由，那就是史迪威对缅甸的执着。如今随着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败退，再加上史迪威的解职，这两个理由就都不成立了。正如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作战部是站在我这边的，但这个战区完了，没人期待我们有所作为，不会再派兵来了。包括总统，对花生米的态度变得强硬……日本将继德国18个月之后失败。亚洲大陆不会再有登陆计划。”[258]据蒋中正秘书周宏涛回忆：“史案之后，美方军援日渐减少，不仅品质不佳，许多弹药及零件居然和武器尺寸不合，影响战力很大。”[259]华盛顿充斥着对蒋中正的失望和反感，继而放弃了依靠中国抗日的打算，才不得不转向苏联。[260]据史汀生日记，罗斯福“非常高兴，因为他业已决定否决金在中国沿海直接登陆［的计划］，他自己看好经由菲律宾，在那里我们有着道义和战略利益，他并暗示至于在中国大陆作战，我们必须留给俄国人了”。[261]是时，斯大林已许诺欧战结束后三个月内红军将派60个师进入远东，这才引发了雅尔塔的背弃。[262]后来，罗斯福去世、原子弹爆炸、斯大林违背雅尔塔密约，导致美苏在中国东北的冲突加剧，国共内战从而被真正冷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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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少将被任命为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中正新的参谋长。中国战场的形势持续恶化，日军已攻陷贵阳附近的安顺，重庆或者昆明首当其冲，注重养生的委员长连午觉也不睡了，来到重庆市郊的一片田野里拄着拐杖来回地走。[263]他再一次发誓要与重庆共存亡，甚至从西安调两个师防守桂林、柳州，美军开始将在渝的美国妇人输送至滇，“东京玫瑰”也用动人的嗓音宣布“魏德迈将军将在印度享用他的感恩节晚餐，如果他还可以吃东西的话”。[264]而与此同时，中国在美国决策者心目中的战略地位却急剧下降。魏德迈上任伊始即获马歇尔的直接训令，要求将中国战区内空军军官数量提升到职员总数的一半以上。[265]换言之，中国不再是美国铁锤敲碎日本时的砧板，而是沦为战略远程轰战机的试验场。也就是说，这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遗弃的开始。在二战的最后时刻，谢伟思更声称：“我们不必为国民党政府垮掉而害怕……任何新政府都会比当前反动的统治更加合作，并更有能力动员国家”。[266]（强调为原文所有）谁能想到这竟对国务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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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蒋中正接见罗斯福派来善后的民主党众议员曼斯菲尔德（Michael J. Mansfield），这位新手议员日后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参议院叱咤风云的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对华友好，然而史迪威事件的影响业已表现出来。他在谈话中，对史迪威事件的处理表示遗憾，不时提醒蒋 “美国人民对于中国之观念，已为之［史迪威］改变”，批评国民政府腐败和军官无能，“在中国所见贵国一般士兵，大都吃不饱穿不暖，率领彼辈之军官亦不得其人”。他认为并且随后在国会报告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想仰仗美国去赢得战争而积极保持各自实力。他像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带着难以掩饰的“优越感”，表示罗斯福使华的代表俱是一时之选，“现在中国已获得如此良好机会”而不思改进。他还援引华盛顿路透社发表的一则电讯表示“美国今日对中国所作之援助，费力多而功效少”，因此得出结论：“保卫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任之”，“中国之问题，必须由中国自己解决，如中国内部不能统一，他人图感失望而已”。[267]责备之意，袒露无遗，仿佛是警告蒋中正如果不迅速与中共达成和解，必将为美国上启政府下至平民普遍抛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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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赫交恶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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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因调处国共党争而闻名中国，但他最先是作为蒋中正与史迪威之间的黏合剂而被罗斯福派往中国的。8月3日，适逢罗斯福离京而未对蒋史问题做出决策，马歇尔“为了加速这一决定，也为你［史迪威］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在事先获得史迪威首肯的情况下，向总统推举赫尔利作为特使访华，但“并不明确他的权限”，只告知赫尔利要协调史迪威与蒋中正的关系。[268]史汀生对赫尔利作为人选极其赞同，甚至表示他唯一担心的是赫尔利迅捷的作风与慢节拍的东方不相适应（hustle the East）。[269]罗斯福一如既往地欣然接受，只不过添加了纳尔逊作为特使成员，以协助赫尔利从事“非军事”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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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斯福送到中国来的这些特使，现有的中英文献评价都不甚高。苏联间谍艾德勒称赫尔利为 “绣花枕头 ”（stuffed shirt playing at being a great man）。[270]蒋中正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也曾发表过有趣的论断，说赫尔利和纳尔逊都是罗斯福扔到中国来的“垃圾”——自视甚高却无用处。[271]蒋的另一位经济顾问杨格则描绘了赫尔利“老态龙钟”的样子，明确表示他完全不能胜任总统在华代表之职，而唯一让蒋颇感满意的纳尔逊“在经济方面并不胜任……只知道生产”，最终导致了中国原本就严重的通胀更为加剧。[272]正如数十年后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前夜时那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也不信任常设的外交机构，而更偏好于个人特使这种非常方式来建立最高层之间的对话。这种方式虽然高效，但必然会增加外交政策的偶然性和个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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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是一位富有而自恋的律师。他英俊挺拔，圆滑世故，曾当过故乡俄克拉荷马州乔克托（Choctaw）印第安人的代表，喜欢不时发出著名的“呦喉”呐喊声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因在1928年总统大选时为共和党候选人胡佛（Herbert C. Hoover）拉票而在成功后被政治委任为作战部长，从而拥有少将军衔。1932年，赫尔利重操旧业，在美国石油公司与墨西哥政府的协议中再次为自己挣得谈判专家的美誉。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把中国问题想简单了。在华多年的林迈可后来回忆说：“赫尔利鄙视中国人。他问我是否不同意他们是不可救药的民族，而且必须在一个强者的统治下以迫使他们遵守秩序。”[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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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6日，赫尔利在史迪威的陪同下抵达重庆。9月19日，由于后者不听劝阻，赫尔利基本意识到自己调处史蒋矛盾的任务已难达成。就对待蒋的态度而言，在史迪威的前车之鉴下，赫尔利明显改变了先前一味施压的做法，而是更注重蒋的意见。起初，华盛顿并不同意撤换史迪威。然而，赫尔利左右逢源，两头讨好，并与蒋达成秘密协议，即赫尔利帮助撤换史，蒋甚至表示愿意与中共妥协。[274]赫尔利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地改变了他的在华使命，抛弃了史迪威，而转向一个更大的计划，即调处国共关系。史迪威尚未正式离职，他即向蒋自荐赴延安做说客，并告诉中共：“（一）为美苏俱不欲中国分裂，绝不同意中共之不合作，反抗中央。（二）英美对日反攻，并不以为中共军队是一种力量，打算在内”。[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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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两个月前华莱士时一样，在来华之前先去询问了苏联的意见。在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后称外交部长）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 Молотов）在不留记录的条件下表达了与斯大林类似的观点，即“那些自称‘共产党’的中国人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他们不过是借此表达对经济贫困的不满。一旦经济状况改善，就会忘记政治主张”。这位斯大林的宠臣继而慷慨表示：“苏维埃政府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276]为了表示诚意，莫斯科严禁驻渝的苏联外交官与中共公开联系，只有大使在特殊情况下才被允许与之接触。[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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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24日，赫尔利经蒋同意在重庆三次会见中共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在第一次会谈中，他明白表示了自己作为罗斯福总统代表希望中国团结的意愿，就当前形势谈了大约七点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蒋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中共应尊重蒋的抗日领袖地位；美国分配东西绝不偏重某一方。随后，林、董电告了延安。毛泽东结合赫尔利的意见分析，蒋确实对共产党有所缓和，并批示道：“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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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赫尔利约中共驻渝代表吃饭，谈了大约两个小时，除了重复前一天的观点外，还表示出美国急切要与中共合作的意图。他说：“美军很快就要在中国海岸登陆，但国共不团结，美军要双方接洽，否则妨害军事行动很大”。赫尔利甚至建议：“假使你们不用共产党这个外国名称，你们将大大的减少反感”。[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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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中正终于赢得了个人对史迪威的胜利。10月22日，就在史迪威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的前顾问戴维斯突然出现在延安，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核心人物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明白表示自己所说的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代表着美国领导人的一个非常确切的想法”，即美国愿意与一个不受苏俄控制的中共建立合作关系。戴维斯与包瑞德更提供给八路军总部一份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方案，以询问中共意向。经过一周的深思熟虑，延安以江苏连云港为例，设想了登陆兵力、补给及日军反应情况，表示中共可提供5万正规军，前提是获得美国的武器支援，即从太平洋战场缴获来的日军轻武器和弹药就基本足够。[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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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0月22日下午戴维斯冒着重庆的小雨飞赴延安的时候，蒋中正和宋子文就中共问题讨论了半日。当晚，赫尔利也加入了他们的辩论，并劝告蒋立即实行民主改革。23日，赫尔利与中共代表进行第三次会谈。他为了讨好对方竟表示已经拒绝了蒋前日一个不利于延安的提案，用赫尔利的话说：“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继而宣布自己愿赴前线“作两军的连锁”以使国共并肩作战。[281]作为一位调解者，赫尔利在一方面前贬低另一方，意在抬高自己，是不适当的。27日，戴维斯从延安致电赫尔利，暗示后者如果访问这个共产党的红色首都将为他在罗斯福面前赢得有力的政治地位。[282]这正是赫尔利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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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赫尔利终结了一切与援共有关的人和事。他的到来已经终结了一位美国将军，正在终结一位大使，将来还要终结军方与中共的合作。高思对于他本人未受到蒋中正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未受到华盛顿的重视）而深受打击，他的职能已被一个又一个钦差大臣所取代，离职是他的明智之选。而他的辞职过程，更加说明这位大使乃至整个驻华使馆在华盛顿眼中的无足轻重。在高思尚未正式递交辞职申请，而是托谢伟思向国务院带去口信后的第三天，1944年11月1日白宫毫无遗憾地宣布了他的辞职。[283]赫尔利即将接替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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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赫尔利仍以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身份飞抵延安。周恩来迅速派人请来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自赶到机场迎接外国人。延安举办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而且没有按照惯例庆祝当日的苏联国庆十月革命节。翌日上午，毛、周、朱与之会谈。赫尔利带来了一份由他亲自起草并经蒋中正修改认可的五点协定基础，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按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并将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284]一句话，中共军队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国民政府承认共产党合法。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只是礼节性表示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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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下午3时会谈继续举行，毛泽东首先花了很大气力来阐述共优国劣的观念，接着针对赫五点中有关改组军队的核心问题，表明需要改组的是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战斗力的国民党军队，随后就避开这一话题，仅表示愿意与蒋会面。赫尔利对这位中共领导人的长篇批评有些不满，但他根据调处的经验，总要先扬后抑、各有褒贬，于是他提到了国民党军最近在缅甸战场还是打了不少胜仗，又道：主席谈及委员长和国民党的时候就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所说的话一样。这一下可惹恼了毛泽东。他在片刻犹豫之后，强烈回应道：“将军，我所重复的，在外国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话，在中国是孙夫人和孙科先生的话。我想重复这些人的话，是可以的吧！说我重复敌人——日本人的话，那是不合事实的”。赫尔利赶忙说，他并不是指日本人，而是那些希望看到中国长期分裂的人。毛泽东慢慢恢复了节奏，说自己批评中国是为了克服缺点而且反映的是希望中国团结民主的意见。赫尔利机敏地跳出了无谓的争执，改口说自己误解了主席的意思，为了中国的团结民主和肃清贪污，如果主席不同意这五点的话，希望提出自己的条件。毛泽东遂逐条表达了看法，把改组的对象改为国民政府，由新组成的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命令“一切军队”，并公平分配联合国的物资。周恩来补充说还要加上各种自由权利。赫尔利按照字面意思表示接受，并念念不忘要求删掉前面有关“误会”的记录。[285]这样在以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改组就被换成了一个临时大拼盘，没有任何实质利益被触及。为妥善起见，毛泽东为文字定稿又多要了一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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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下午，赫尔利看完中共修改后的对案，当即表示“这些提议在我看来完全合理”，并也多要了一天，以便“认真研究”。至此，他基本上尚未有重大失误。但随即他就被毛泽东提出与蒋中正在重庆谈判的设想冲昏了头脑，毛泽东暗示这五点只不过是两人见面的基础，赫尔利随即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本人及其随员在渝的安全，甚至自告奋勇表示要在毛泽东签字后的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此时赫尔利唯一不放心的竟是蒋在这个大拼盘里的地位，在得到毛泽东慷慨地担保“要他［蒋中正］当主席”之后，终于如释重负，以为自己已为蒋挣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当日晚，就在赫尔利以权利法案的文笔去包装中共对案的同时，毛泽东主持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他说：“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中共将来组织解放区联合政府”。他是要在中国内地建立第三个政权，而第二个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汪兆铭在数小时后即于日本名古屋辞世。周恩来明白道出了问题的所在，即赫尔利将参加政府与成立联合政府混为一谈，而蒋则很清楚其中的微妙差别。[286]其实，中共早在赫尔利来延之前就确定了对策，他们并未指望达成什么政治协议，毛泽东曾将此次会谈定性为“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延安随之确定了基调，就是要积极地将蒋踢过来的球再踢回去。[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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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这个球经过赫尔利的润色而更加光彩夺目，但在实质上还是中共的五点意见。毛泽东对此极表满意，夸赞道：“抗战八年未能得到的东西，今天在赫尔利将军帮助之下，有了实现的希望。”中午12时45分，双方在充满民主和公正的协议上签字。之后，毛泽东拒绝了赫尔利一起赴渝的邀请，但是指派周恩来随行，并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莫斯科。[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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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2时，赫尔利怀揣着中共五点和一封毛泽东致罗斯福的感谢信，以及天真的自信飞回重庆。毫无疑问，蒋中正会像毛泽东拒绝他的提案一样轻松地加以拒绝。赫尔利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他不应该代表他永远无法代表的蒋，贸然飞赴延安，且作为谈判双方之一（尽管协议字面上以及他自己宣称是见证人）并签了字。正如他不断提醒对方的那样，他代表的是美国总统和“美国国格”。赫尔利高估了这几个字对中共的影响力，但也低估了其对自己的反制力。他过于爱惜羽毛，反而轻率地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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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蒋中正于11月11日看到赫尔利带回的五点就大呼上当。近日由于成都学生罢课一事，蒋已经大伤脑筋，对共产党早就恨之入骨，在前晚的日记上刚刚写下“离间中美情感与伤害国家利益，共匪不灭国无宁日”的话。今日又生出这许多变故，广西重镇桂林意外丧失，柳州陷落，华南最大的美空军基地被自行炸毁，贵阳、重庆、昆明岌岌可危，真是祸不单行。原以为“经验与老成”如赫尔利者竟是“糊涂失察甚于一切美人”，蒋痛感“此实于我政府为一大之打击，而是共匪诡计最大之成就也”。[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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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当时如果知道罗斯福对此的想法，可能就要痛哭流涕了。这位美国总统刚刚宣布第三次连任成功，并同时发布今年内访华的消息，但他对赫尔利那份充满着美国权利法案精神的协定文本，并未感到困扰，恰恰相反，罗斯福本人也觉得“完全合理”，而且在获悉蒋中正将之彻底推翻的时候，显然表示出“十分失望”和反感，他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想些什么。[290]就这一点来说，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是完全称职的。理所当然，美国的契约文化是相信白纸黑字的东西，而在中国字面之下还有潜在的引申义。当他们以同样的信条去看待共产党的提案时，会离奇地发现这与国民党的提案同样合理。从另一个方面说，史汀生对赫尔利的担忧变成了现实，那就是后者不能也不愿逐渐去了解中国人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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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到重庆后，如鱼得水。他乐得不被召见，尽情发挥外交天分，趁机疏通他在延整风期间搁置的种种关系。他开始游说刘鸿生、李烛尘、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并赢得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291]周恩来还让亲共的美国财政部代表弗莱德曼（Irving S. Friedman）借回国述职的机会带亲笔信给摩根索，表示对国民党不愿进行中国政治改革的强烈失望，同时也邀请摩根索派代表莅临延安来缔造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合作。[292]而财政部负责援华事务的高级官员怀特（Harry D. White）是苏联间谍。摩根索在这群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早就认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而中共却生机勃勃。因此财部尽力耽搁国会1943年初已经通过的5亿美元援华资金的兑现，至今仅运来了价值1900万美元的黄金，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起到救市的效果，国民政府的黄金储备已然殆尽。怀特自豪地说：“我们已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拖延”。[293]用杨格的话说：“那时哈利·怀特正在出卖中国。他业已为苏联挣得了数亿贷款，却阻断对中国的援助 ……破坏有美英成员参与的所谓平准基金管理会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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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赫尔利才将国民党的答复交给已在重庆活动了10天的周恩来。这一答复与最初赫携去延安的五点并无太大区别，浓缩为三条：中共军队改编；中共将领去军委会做官；重申三民主义。用毛泽东通俗的语言表示，即是“招安”。赫尔利这次谨慎了许多，当周恩来追问他是否仍同意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时，他吸取了教训：“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但毕竟赫尔利手中有中共想要的东西，他仿佛在为自己10天内的转变进行辩解：“我们是准备帮助你们的，成百架飞机的东西等着帮助你们；但是没有这一协定，我就无法帮助你们。”这话对周恩来发生了作用。他于11月29日和30日两次致电毛泽东，建议以退为进，表示如果国民政府一时不能改组，中共要求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同时，再次抛出“联军统帅部”的绣球，由美国人担任统帅，中共派代表参加，而旨在“设法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外交家表示：“目前美国作统帅利多害少，将来我们力量壮大了，而且有‘北方’的加入，美国束缚不了我们”。[295]这里的“北方”即指苏联，那时苏联会对日作战的消息早已不是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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