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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瑞士发出求降照会，唯一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杜鲁门支持贝尔纳斯的主张：“如果要接受任何条件的话，我想提条件的是美国而非日本”。[108]美国政府囿于美利坚的面子，拒绝了日本有限的条件。在随后交涉耽搁的几天中，红军从四面八方迅速向东北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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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曾让中共措手不及。延安在10日晚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进入亢奋状态，“各部队的战报、电文和总部的命令、指示等等，日夜不断地在延安和各解放区之间来回飞传着”。中央军委适时进入战备状态，在总参谋部下成立作战部。[109]中共中央命令华中局“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主席，上海、南京两市长”的任命。[110]同时“为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以朱德的名义，延安自11日零时始，于一天之内向各地方部队接连发出七次命令，公开表示要向东北、内蒙古进发，并要控制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铁路线和战略设施，“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111]毛泽东明确通告全党，要准备以“极猛烈的”战争形式，占领全国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使各根据地连成一片、相互呼应。稍后，中共公开拒绝了蒋中正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并谴责“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中正“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同时指示晋绥军区“全力歼灭”由归绥（呼和浩特）出发准备受降的傅作义所部，并抢先夺取了张家口。[112]对美国，延安以不刺激为主，“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但同时也告诫各地尚须对美军保持警惕，“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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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电告蒋中正，首次建议东北日军由苏军受降，中国其他地方的日军由国民政府受降。[114]中共中央立即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名义致函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完全否认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受降中自己能拥有相应的主体性权利，并吁请美国政府停止租借法案的执行。[115]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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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积极准备收复东北。蒋中正在8月11日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中即任命熊式辉（字天翼）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希望随苏军进入东北，以方便接收。[116]14日，中苏间还正式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规定国民政府可派代表及助理若干人，在苏军占领地行使法律、行政及建立军队的权力；但同时也规定了苏军在“作战地带”的排他权力及其人员的治外法权。[117]但对于国民党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等问题都无具体协定。日本投降后的8月30日，蒋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出《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张嘉璈（字公权）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一班人马选好了，只等待苏联方面的通知。无论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政府，还是以魏德迈为首的美军军官普遍对中苏条约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共将不得不面对被苏俄遗弃的命运。魏德迈说，美国已经为蒋的36个师改换美式武器，这是中国当前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118]他们有理由相信没有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势力在国民党军的铁腕下只能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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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中苏条约的内容尚未传到延安的时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在13日贯彻延安命令已率1.3万余人的部队分三路向东北进发。8月16日，斯大林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苏联已与美国达成一致，为避免中国内战爆发，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同时苏联将把占领的中国东北领土全部交予国民党。[119]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19、20日，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和潘友新来电，要求中共中央“根据剧变之形势，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120]中共中央急电华北方面，以谨慎的态度，先派延安干部1200人于一周后由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率领进入东北，又命令原待命之东北军将领、八路军山东滨海支队长万毅率4个团不少于6000人秘密开至热河边境，同时“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另抽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进东三省。[121]22日前后，斯大林再次电告中共中央：“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和谈”。[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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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毛泽东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指示各军区改变战略方针的。他无奈地写道：“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决定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并“作持久打算”。[123]他仍令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以“迅速争取东北”。[124]但是由于摸不清苏联的底线，他还不能贸然让大批军队进入东北，只是令吕正操、林枫相机试探，同时，令各地“须用一切方法购买子弹及其他军用品，尤其是子弹，愈快愈多愈好”。[125]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表示将亲自与周恩来一起赴重庆谈判。[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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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就在毛泽东赴重庆前，完成了一次大手笔的战备调动。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调动是在美军的帮助下达成的，因此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美国明显处于不对等而滞后的一方。为了将在延安参加七大未返的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以最快速度运至前线，毛泽东派一直充当美军观察组联络人的叶剑英出面，向美军借一架C-47运输机，请求将一批干部送到山西东南黎城县长凝镇的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当时观察组的负责人认为这在自己权限范围内，未经请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这是一次高风险的飞行，因为这批干部包括林彪、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黄春甫（江华）、聂鹤亭、王近山、宋时轮、张际春、杨得志、傅秋涛、邓克明20位最善战的高级将领。中共尽力将风险降到最小，让他们每人都带上降落伞，并派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随行充当翻译。飞机9时许从延安东关起飞，两个多小时后将这一大批中共高级军官安全运抵太行，节省了中共当时须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陆路行程。这竟然比美军帮国民党空运军队要早一天。[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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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曾嘱咐道：“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128]这番话作为最高指示下达到了团以下的作战部队。这些共产党高级将领在稍事休息后便分三路，立即赶赴各自预定的战区：新成立之晋冀鲁豫局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将领骑马于两日后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距离仅30公里），在那里制定了上党、平汉战役的计划；原赴山东的林彪一行至河南濮阳接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经山海关赶至东北；华中局陈毅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就组织破坏了津浦铁路，并于此后有效地阻击了国民党军北上。8月27日，就在魏德迈刚刚开始用美军运输机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大城市运送国民党军的时候，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刘、邓抢占先机，用电话命令太行部队进攻晋东南长治以北的襄垣县城。[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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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毛泽东在得到苏美高层分别对自己人身安全担保以后，携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130]毛泽东有着不喜被人胁迫的性格。他临行前要刘少奇铭记“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 ”，又对秘书说 “很可能是不了之局 ”。[131]是次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突破。毛泽东在渝期间，韬光养晦，也拜会了主战的CC派陈立夫，结果当然不欢而散。[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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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共谈判胶着之时，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又以3个纵队的优势兵力进攻阎锡山部第十九军两个师，围点打援，重创太原来援的彭毓斌部8个师及两个炮兵团，伤亡国民党军3.5万余人，死者包括名将彭毓斌，俘虏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最终夺取上党地区。[133]上党一战为刘邓扩充了大量火炮和士兵，野战军人数达6万余，奠定了一年后在定陶首歼国民党一个中央军整编师（赵锡田整三师）的基础。这一地区（涉县、长治、阳泉）更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因其矿产资源和军工基础而发展成为中共的火药库。[134]10月4日，新四军新成立的苏浙军区叶飞部第四纵队，奉命阻击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第二十八、三十九军东进，以掩护主力北上山东，血战16小时，据报叶飞部死亡213人。接着，镇江商轮因连续七昼夜赶运新四军北渡，以致轮机损坏，加之超载，终于发生长江上的沉船事故，造成约800人葬身鱼腹。[135]10月22日，已返延安的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电：“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从此，毛泽东一再亲自督促各军区加速扩充野战部队，并许“给以最好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136]华中迅速发展到15个野战主力团（3万人）。10月30日，中共地下党王定南策反原西北军改编的新八军高树勋部阵前倒戈。刘邓趁势追击第四十军，俘虏军长马法五。毛泽东的盘算是“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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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两分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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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雅尔塔密约，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越利益”，这是势力范围的一种变相提法。而这种“利益”又通过8月15日的中苏盟约合法地确定了下来。8月12日，蒋中正和斯大林获悉了杜鲁门分别受降的安排，并未表示反对，后于8月17日作为盟军的“一号命令”如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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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在中国（满洲除外）、福摩萨及北纬十六度以北之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将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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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在满洲、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之朝鲜半岛部分及库页岛境内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官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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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北纬三十八度以南之朝鲜半岛部分及菲律宾之日本高级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军及附属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陆军总司令投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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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声称命令的下达仅是为了协调盟军之间占领行为的便利，并不具有任何国际法意义，然而事实上却奠定了中国、朝鲜和越南被分割为苏美两强势力范围的基础。对中国而言，虽然没有说明，但该命令显然依据的是年初的雅尔塔密约。华盛顿尽管已有反悔之意，但由于从未认真考虑过战后中国问题而有所准备，一时间只能任由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苏军长驱直入。[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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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莫斯科要求毛泽东与蒋中正合作的时候，8月16-17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占领张北，并按照莫斯科指示未南越长城进攻华北重镇张家口，与适时赶来的八路军冀察军区郭天民部隔大境门相望。[140]向东在热河、辽西，苏先头部队于8月下旬不断遭遇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北进人员，起初几乎都予以缴械，但通过翻译获知是中共军队后，随即表示了热情的合作态度。从军事上来说，如果中共部队能够提供良好的支援，应该是苏军指战员所乐见的。从文化上来说，共同的话语迅速构成了联系双方中下级军官的纽带。在平泉，郝福洪支队三个连因翻译问题被缴械后，以拍胸脯称“我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取得了苏军谅解。[141]在赤峰，第十五军分区赵文进部从苏军那里接管了市政防务。[142]这是已知的日本投降之后远东苏联红军与隶属延安的中共军队的首个重要合作。随后在辽西绥中，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在缴械危机化解后，更成功地劝说苏联校级军官，以反坦克炮的火力，于8月31日支援八路军向西从等待国民政府受降的华北日军手里攻占了长城锁钥——山海关。[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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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是在8月17日下午才向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建议停战，并用无线电向所属部队下达了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向苏军缴械的命令。苏军却复电将停战日期推迟至20日，对未及占领的南满大城市和工业中心——长春和沈阳实施空降，并有效控制。22日苏军进驻旅顺、大连，之后仍继续向南挥进，直到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附近，并掠夺大量战利品。其中，据苏方公布的数据，包括686台坦克、861架飞机、2129辆汽车、1565门高射炮、2139具迫击炮和掷弹筒、11988挺机枪、30万支步枪等。[144]后来这些武器绝大多数给了中共部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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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苏在东欧矛盾加剧，杜鲁门倾向于在远东限制苏联的势力。由于原子弹爆炸之后，莫斯科出人意料地提前进军中国东北和朝鲜，华盛顿虽想尽可能先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一号命令”中根据最初由马歇尔提出的北纬38度线为界规定受降区域。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居然予以认可。[146]这就是朝鲜半岛长期对峙的由来。9月，苏联“普加乔夫”（Пугачeв）号将远东红军八十八旅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本名金成柱）连同其他65个朝鲜同胞运抵元山港。年轻的金日成很快被塑造成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成为朝鲜共产党-劳动党领袖，控制了半岛北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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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8月24日，蒋中正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了《联合国宪章》。他在会上提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一为首先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一为恢复我台湾及澎湖的失土。一为恢复朝鲜的独立自由”。[148]东北、台湾和朝鲜都曾是孙文的民族主义中明确提到过的“失地”。[149]主义的实现似乎近在咫尺，孰料将来此三地都会面临联合国托管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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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军队和苏军一样加快了进入东北的速度。8月28日，刘少奇对中央党校首批出发赴东北的干部讲话，明确宣布“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表示“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150]29日，延安命令所有待命部队，在“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和“为［苏联］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的前提下，化名东北军或义勇军，“应迅速出发”，“越快越好”，秘密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目标是在广大农村和苏军未进驻的中小城市建立共产党政权和武装，在大城市建立地下组织；“必须完全控制”中苏条约规定范围以外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同时破坏同蒲、津浦、陇海铁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以减缓国民党军队北上和东进的速度。[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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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路军落后的通信设备并未让这些指示及时传至前方部队。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怀里揣的还是延安8月11日火速进兵东北的命令，压根就不知道其后29日有关“不要声张”的指示内容。9月5日，曾克林率一千多人大张旗鼓地乘火车开赴已被苏军占领的沈阳，被从欧洲战场赶来、担任沈阳卫戍司令的科夫通·斯坦克维奇（Андрей И. Ковтун-Станкевич）少将用机枪拦截在火车站。这位苏联高级军官两天没有让他们下车。由于知晓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科夫通不敢轻易让这支武装入城。他在与曾克林进行的三次交涉中，以傲慢的语气质问道：“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条约》，［莫斯科］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152]科夫通立即向上级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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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西北，苏联派“三星红徽符号”飞机10架轰炸了新疆乌苏精河国民党军驻地，新二军司令部的勤务兵数人及沙子山五七一团两连全部被炸死。这已经构成了对中苏条约的违背。重庆和莫斯科的矛盾陡然激化。[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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