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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变故促使东北问题变得复杂。正是曾克林的误打误撞转变了中苏共产党的最高决策。9月6日，斯大林接到远东部队报告之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摒弃对国民政府的条约义务，复电命令他们接待八路军武装。[154]于是，当6日李运昌率5000人进入山海关时，苏军已接到通知派汽车出城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甚至特地用5部电影摄像机记录了八路军进城的场景。7日，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刚刚在欧洲战场崛起的马林诺夫斯基（Родиoн Малинoвский）元帅亲自接见并宴请了曾克林及其政委唐凯，整个过程由苏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出面，元帅本人隐瞒了身份。席间，苏方竟然主动道歉，并解释了莫斯科的外交政策，还亲昵地说道：“我们现在……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接着，苏方表示，在此的中共军队可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自治军就不会受到条约的限制。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55]这是莫斯科授权、帮助中共夺取东北的开始。需要指出的是，两国共产党此时确立今后合作仍采取隐蔽方式，一定考虑到了重庆和华盛顿可能的反应。[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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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两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口角的是，中共在协调东北老百姓与苏联老大哥之间关系时遇到了困难。曾克林的部队刚进入沈阳，就发现到处都有苏军抢劫事件发生，不少当地人前来报案并希望自己的中国同胞能主持公道。曾部随即向延安进行了报告，说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又向当地苏军政治部交涉，要求他们严肃纪律。苏联人的答复是，他们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此时枪毙的违纪者最多已达一天二十多人。在苏联占领东北的最初三个月，尤其在各大城市，抢劫和强奸事件频繁发生，直到12月份，夜间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将领也因撞见苏联士兵抢劫而被枪杀。12月14日夜，松江军区副司令卢冬生（刘亚楼在苏联时的同学）在制止了一起持枪抢劫之后被未遂案犯从身后开枪打死。[157]中共中央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与苏军暴行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利用中苏盟约为苏联辩护。[158]蒋中正未能也未敢把握时机，像一年后中共抓住沈崇事件那样（事详下章），大肆宣传公开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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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曾克林与苏联占领军达成的初步秘密协议，八路军摘下臂章，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从此获得了在东北各地活动的权利。[159]曾克林任东北人民军沈阳卫戍司令，同时铲除刚刚建立的国民党沈阳、锦州市党部，枪毙了“汉奸”和“反革命分子”，成立了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由中共干部担负主持实际工作的副职。随后，中共部队以沈阳为中心，分五路接管辽宁境内各城市的工厂、军用仓库，收编部分原伪满洲国的军警，并收缴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在沈阳苏家屯日军军火仓库，包括曾克林在内的中共官兵“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支，轻重机关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在苏军未发现的锦州日军北大营，中共还缴获了“步兵炮、迫击炮二十八门，重机枪、轻机枪二百一十六挺，步枪三千二百多支，手枪一百五十多支，炮弹一百余箱，各种子弹五万余发，汽车二十余辆”。[160]经交涉，还获得了锦州小岭子飞机场的十几架飞机，但后来撤离时全部毁坏。[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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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北的意外消息极大地振奋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因“在东北极好发展”，9月11日，胶东区吕易自大连返回后电告：“［苏联］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162]而冀热辽区李运昌报告说：“与苏军指战员在山海关开盛大联合会，他们表示援助我们……热河成立军区行署及专署，已通知苏军，他们表示尊重我们的政权和领导机关”，并详述了苏军允许中共帆船和轮船在辽东半岛登陆各地点。[163]刘少奇于是正式命令山东速派4个师12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经海路分散进入东北；[164]同时命令三五九旅尚未南下的第二梯队掉头北上；另外，命李运昌部以5个团接替苏军控制山海关至沈阳一线防务。[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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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中正发现苗头不对，也频电在美京的宋子文，充分表达了对红军暗自换防的担忧：“美军此次对中国之运舰列于优先第四位，魏德迈屡与美国军部交涉，至今仍无着落，照现状，则美国供我运舰最早在十二月初旬……必致延误，俄军或因此借口自由撤兵，而让其防地归中共”，“此为最险之事也”。但华盛顿“态度并不积极”，说什么“东北接防事，应由中国与苏联交涉”。蒋闻讯骂道毫不相干，“对俄接防之交涉，自当由我政府依据条约与俄自行交涉”。他按捺住心中怒火，“惟要求提前借用运舰”，希望月底即可由上海运兵至大连“一万至二万人”，后陆续增加，计划“当在十二万人以上”。[166]蒋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主席，利用投降的日军以最快速度控制了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要地。就在刘少奇命令山东中共军队由海路进入东北的9月11日，美海军第七舰队占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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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苏联方面明显加快了与中共暗自协调的步伐。9月15日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双引擎军用运输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167]机上乘客包括苏军德米特里耶·贝鲁罗索夫（Дмитрий Белорусов）中校和曾克林。这是莫斯科授权东北苏军与延安在战后的首次接触。美军观察组随即将此消息向上汇报，但未获华盛顿的重视。这位中校军官遂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代表的身份，向中共发出口头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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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莫斯科］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满洲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沈阳、大连、长春、平泉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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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这最后一句，实际上是暗示了苏联对中共夺取东北的许可。贝鲁罗索夫甚至还表示说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八路军“抱深厚之同情”。[169]当日下午，中共方面由代理主席刘少奇在杨家岭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立即听取曾克林对东北情况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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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林的报告说：一方面，“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百人”，他的部队由原先的两千左右发展到两万余人，增至10倍，其中一半为“收编保安队”，且“全为新式装备”；另一方面，“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做证说目睹“有枪数十万枝，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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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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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准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军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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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装不用八路共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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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各大城市甚活跃。各地应设法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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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共前期的试探性措施如今有了回报。于是，刘少奇把握毛泽东“争取东北”的方针，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增兵的力度，成立以彭真为骨干的东北局，再派山东四个师赴东北，不进大城市。与此同时，为了应付苏联人，采取一些形式上的撤退：“一、撤名义；二、撤小部分到乡下，主要部分留沈阳；三、从沈阳至营口、山海关，把撤退闹得轰轰烈烈。三种撤法都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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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朱德和伍修权（兼任翻译）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与贝鲁罗索夫“正式谈话”。朱德根据刘少奇的决议表示，八路军可以撤退，但是“在热河、辽宁，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贝鲁罗索夫起初不同意，但在伍修权的一再坚持下，双方最终还是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中共军队接管。[172]因为锦热原为“满洲国”省份，所以这是苏联对仅仅一个月前签订中苏条约的重大违背，而且必然是经过斯大林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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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更连夜开会，抓住这个“千载一时之机”，将原定的南下战略正式转变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南进部队改向东北，调去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强化领导，尤其林彪不去山东而转赴东北，华北、华中各中央局迅速抽调成建制的军事干部出关，具体为“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冀察晋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共百团干部，“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配去”。刘另电令华中局张云逸、饶漱石“华中能去东北干部应速去”。[173]同时以大连、营口、安东（今丹东）为中转，由山东和东北局负责，把军人、干部以“东北的劳工或华北的难民”身份，迅速运入东北。[174]刘少奇大胆放弃长江以南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怀着“苏也可掩护我们”的心理，设想中共“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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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苏军用飞机将第一批中共东北局干部、将领，包括彭真、陈云、伍修权、曾克林等七人，从延安运至山海关。尽管当时苏军只是想让他们协调与中共地方部队的关系，但他们的目标毫无疑问是占领东北。[176]这些人随后抵达沈阳，并在城南张作霖大帅府建立了中共东北局机关，对外不挂牌，但经苏军告知莫斯科。[177]陈云、彭真以及两个月后到沈阳的张闻天、高岗都是七大公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占了全体13名委员的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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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晋绥军区贺龙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他们与苏军克尼德涅夫中将举行了会谈。苏军表示“所占领之地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受（包括蒙古东北）；武器答应将七九口径枪给我们，其他武器也可，在保守秘密条件下给我们一部，但不要叫蒋［中正］傅［作义］知道”，并要求立即汇报延安：中共开赴内蒙古后经常与北方保持联系，遇到蒋军进攻不得已时可靠近外蒙古边境，甚至退入外蒙古。[178]这显然是莫斯科的旨意。延安迅即派出吕正操部北上接防，并组织骆驼队，绕道大青山，前往库伦（后改名乌兰巴托）接收了大量军火。[179]由是，刘少奇经毛泽东首肯，制定了“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古、热河”的战略部署。[180]而几天前，9月9日，美军观察组再次用飞机将中共晋察冀统帅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郑维山等由延安运抵晋东北的灵丘。[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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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共的挺进相比，国民政府和军队迟迟不得进入东北。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重庆外交部，苏军主力将于10月中下旬开始撤退，拟于10-15日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中国全权代表商讨撤军事宜。熊式辉这才准备赴长春会晤。[182]9月8日，蒋中正才得知一周前中共协同苏军占领了山海关。他向苏军表示抗议。苏联方面为表明不偏不倚，宣称东北城市中没有任何中国的作战部队。[183]曾克林的部队之后也象征性地迁往沈阳市外二三十公里处驻扎。[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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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得到苏军武装中共的消息后，马上向苏联提出抗议。自8月底以来，莫斯科一连串单边行动触怒了美国军方，尤其是苏联在日本投降之后的急速进军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猜疑。而对于中国战区长官魏德迈来说，共产党拘禁甚至杀死美国军官的行动大大激怒了他。8月25日，战略情报局空投到山东的伯奇（John Birch）上尉被杀。[185]美国人对蒋中正的要求迅速回应。魏德迈立即着手将国民党军从西南运往华东和华北。马歇尔同意了蒋中正利用日军维持华北秩序的政策。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河北塘沽和山东港口登陆。在随后的一周内，约有5万名美军占领华北各主要港口以及大城市北平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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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猜疑更重，鉴于驻华北美军数量的激增，担心蒋会倚势“控制东北各省，控制旅顺和大连”。[186]这带来了共产党方面对东北政策的再次调整。10月初，科夫通以没有苏联签证为由，驱逐了沈阳的法国领事和美国情报人员。[187]苏军改变了先前对中共控制的谨慎态度，实行放手政策。据中共东北局报告，9月30日美军登陆前彭真等还抱怨苏联给予武器数量有限，“友方对我限制更严”。[188]10月3日，苏军“态度空前的好，接着即有人偷偷告我，上级有人来”，随后会见一神秘老人，“并有六七位将校作陪”，老人批评中共背靠苏联的现行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概念”，指示道：“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这就是说支持中共控制全东北。接着，老人更指示彭真与“战利品的管理者”克拉夫钦科上将及其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直接交涉，在保密的前提下，中共有何要求即可“问他们要”。彭真当即要到了“三万支步枪、一千挺机枪、十五门大炮”。10月4日，苏军进一步提出包括“所有吉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街、安东、沈阳、本溪”等地区，希望中共在月底前全部接防。[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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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斯大林要求中共改变原先的防御性部署，增加山海关和沈阳兵力，以阻挡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彭真同意“将主力布置于南部，并请中央以林彪所部控制山海关一带”。[190]苏方开始将缴获的日本武器大规模供给中共军队，甚至表示如一时无力接收则可代为保留一个月。同样是10月4日，东北局再电延安，谓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总观全局，我们建议你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卅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这是决定全局的一环”。[191]两日前，刘少奇还告诫彭真“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192]两日后，刘少奇则回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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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彼方既下决心，我应表示我方自有办法，但三十万虽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抽三十五万到。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路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已出动之十万到达目的地，并进行工作，否则顽军大部队集结平津必隔断华中华北与东北热河联系，东北亦无法安全进行工作，干部已大批出动，二星期后即可陆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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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我与蒋军大冲突即将开始，请与辰兄商量能否在张家口、绥远方面给我以必要的帮助，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利，对东北及全中国的局势均将起大影响，望能在此着之成功，在东北伪军伪警在我到达后必须解除武装或重新加以整编，大批调动与改造其干部才能掌握在我手里，望加注意和准备。[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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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甚至允许将大连市的行政权力交予中共，沈阳、大连的市长、警察局长也都由中共充任。[194]共产党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调任中共辽宁省主席，原北方局干部朱其文副之。已返延安的毛泽东迅速准确领会了莫斯科的意图，在刘少奇10月19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又加上一句：“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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