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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4小时以前，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率领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两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位于秦皇岛至沈阳一线的中段锦州。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程度，他以务实的态度指示东北局：“请你们注意这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沈阳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而山东赶来的老部队“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因此，“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胜利的决战”。[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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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苏联不愿出面，中共甚至考虑与重庆谈判东北问题。11月30日，返渝的张嘉璈拜会刚刚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从美国回来的董必武，告之以苏联同意国民党军打通山海关至沈阳（榆沈）间的铁路，劝中共军队退出锦州至沈阳段铁路线。董答应转达延安。[316]延安回电表示，值此“苏军严拒美军入东北”的时机，“同意就国民党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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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外交经验明显不足。他稚嫩地对自己说：“我们没有卷入中国内部事务”，他单纯地以为：“俄国、英国和美国都已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而斯大林说中共并不［获承认］，我们只是在为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尾”。[318]杜鲁门只能盼望有一个威望大过赫尔利的人可以帮助政府来压制这个骚动，他马上给这个人打电话，希望他能够代表美国去中国调处国共纷争，这个人就是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在杜鲁门看来，如果连马歇尔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做到了。马歇尔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白宫矫枉过正，反而更加执着于国共联合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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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中正竟对苏军推迟撤离的建议表示同意，撤军日期延至1月3日。蒋希望借此转机与苏联达成有效的接管协议。12月5日，蒋经国与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谈判，后者一改先前不合作的态度，欣然同意先在长春空投一个师的政府军兵力，并保证另有两个师可由铁路运至沈阳。苏军统帅甚至表示愿意解除驻区内非政府军的武装。这是半年以来的巨大转变。12月9日，蒋复同意将苏军撤退日期延至明年2月1日，并放弃了原先“先安关内”的打算，命令其军队继续向东北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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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杜鲁门、马歇尔、李海和贝尔纳斯四个人审定美国对华政策。毋庸置疑，美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困难重重。在战后复员的压力下，美国领导人难以战胜强大的孤立主义回潮，对“军事干涉”的否定成为对华政策的基石。[319]而另一个幽灵萦绕着华盛顿，那就是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党”。这样，唯一合理的对华政策就是促进国共之间达成协议，虽然这是赫尔利也尝试过的，但现在主持人换了，情况自然也可能不同。马歇尔将军得到的命令就是“敦促中国政府召集各主要党派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实现中国的统一，并就此达成一个停火协定”。而战时对华影响深重的美国财政部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权力收缩，随着摩根索的辞职，而不复影响对华决策。以反通胀为要的新财长文生（Frederick M.Vinson）当然漠视中国，称“自身用途浩繁，一切均须通过国会，盼中国政治早日安定”云云。[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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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意义上，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完全是罗斯福的继续，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而缺乏远瞻性：表面上声称支持国民政府，但这种支持是有限的，而并非无条件的。杜鲁门尽管没有说出类似“找其他人或者一群人来代替他”这样的话，但史迪威事件的影响依然存在。这位将军成功使条件交换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而这一原则却讽刺地构成了他失败的主因。贝尔纳斯主张公开运送国民党军去东北，但将是否运至华北严格保密，以作为控制蒋中正的条件。由于史迪威的影响，马歇尔自然厌恶中国的这个独裁者，但他在战后苏联日益突出的威胁面前，无可选择地被迫支持蒋，这为他的使命笼罩了阴影。他在赴华之前就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如果委员长，在他（马歇尔将军）看来，未能做出合理让步以致政治统一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如放弃对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势必导致中国分裂以及俄国或将复占满洲的悲剧性后果，综合影响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太平洋战争没能实现其主要目标”。马歇尔接着问总统，一旦这种不幸发生，他是否仍要帮委员长运兵至华北？将军紧接着提醒总统“这样做就意味着本政府将不得不丧失其自尊并违背其大部分政策”。总统和国务卿回答说，仅限于遣返华北日本人的需要。[321]因此，马歇尔的使命是极为有限的。杜鲁门原本就为自己劳烦已退休的马歇尔而抱愧万分，现在对马歇尔的崇拜更有如滔滔江水，说到底还是低估了中国形势的严峻程度，当然也高估了66岁马歇尔处理纠纷的能力，好像这位神人无所不能一样，将中国事务完全托付甚至不带任何责任。自此一年对华政策，再次成为马歇尔的一言堂。[322]杜鲁门授权他：“在你与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的时候，你可以最直白的方式说话。尤其是，你要声明，鉴于中国对信贷、经济领域的技术援助及军事援助（我指计划中的并且我原则同意的美军顾问团）的愿望，一个不统一并因内斗而四分五裂的中国没有资格获得美国施以的援助”。[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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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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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以为至关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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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力量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全中国回归到中国人的有效控制之中，包括立即遣返日军。如应中国之请，美国准备协助以达成必要的保证，并邀请联合王国和苏联政府共同参与这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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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谋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达成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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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为达成统一中国目标的适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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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支持将不扩展至以美国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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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可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力主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以达成协议让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诸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独立武装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相背离的，事实上使之无法实现。通过广泛代表的政府机构，上述独立军队应被取缔，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有效编入中国国民军……[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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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声明旨在为马歇尔使华铺平道路，因此对国共两党来说都各有利弊。中共虽然撰文表示欢迎，但在内部指示中，明确表达了要提高警惕：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扶助蒋介石的一贯立场，但美国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是可以加以利用的”。[325]就美国的筹码来说，马歇尔对共产党的压力来自对国民党潜在的支持，而对国民党的压力也同样来源于这一点。看起来，好像都是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仿佛对国民政府这边更为有利；但反过来一想则不然，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一方就只剩下压力，而共产党方面则无拘无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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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使命注定无法达成。12月20日，他甫抵沪上接见魏德迈的时候，后者即坦承国共不可能和解：一方不愿意放权；一方正戮力夺权，且有苏联的援助。不知道年迈的马帅是无可奈何还是过于自负，他发狠说：“我必完成使命，而你必助我”。[326]21日，蒋中正怀着忐忑的心情在故都南京亲迎马歇尔。他把自己酝酿已久的话向这位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倾诉：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后者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靠苏联，苏联已在东北用武器装备中共，中共毫无诚意和实行拖延战术等。他认为症结在东北：苏联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东北的苏军统帅故意拖延撤兵，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而非如其所言是应中国政府之请。然而，马歇尔根本没有听信，他简单认定这番告白不过是国共相互猜疑的反映罢了：“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不信任苏联，坚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除非他们获得政府的许诺，足以保障作为政党继续存在并活动的自由，才会交出军队”。[327]这与赫尔利最初的想法并无二致，成为贯穿始终而无法解除的魔咒。事实表明，此时马歇尔没有真正意识到东北问题的国际性，在他的眼里，苏联大致还是战时那个共同对付德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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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马歇尔辗转抵达重庆。国共双方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待遇。23日，马歇尔立即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周恩来以其征服过史迪威的魅力，再度征服了史的老上司。周说中共的政策是和罗斯福的政策相同的，是与杜鲁门的声明相一致的，即中国不能再有内战，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后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以通过宪法，使中国走上宪政之路；又说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共学习，譬如华盛顿的民族独立、林肯的三民主义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等。[328]这难道不就是美国精神吗？而马歇尔对待另一方国民党则不同。24日，是平安夜，又临近马歇尔的生日（31日）。蒋中正在重庆摆宴祝寿，但宾主却不欢而散。据陈立夫回忆，马歇尔“竟以殖民地总督式的口吻，大大的责备我们一顿，参加的文武百官，听了甚为不悦”。[329]最初的接触，即留下了彼此的负面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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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美、英三大国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像23年前一战后华盛顿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一样，列强宣布了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公报表示：“苏军［从东北］撤退，已应中国政府之请，延至［1946年］2月1日……美军之驻华北，亦系应中国政府之请……一俟完成［日俘遣返］任务或中国政府无需美国帮助也能［独立］完成时，美军当即撤退”。[330]然而，美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发生了掀起全国反美高潮的沈崇事件，苏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则把武器军火秘密送给中共方面。此后中国重新陷入南北纷争，苏联一如既往地煽风点火，而美国也一如既往地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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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是背叛与欺骗的一年。正如罗斯福2月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表达的那样，这位美国总统生前对战后安排最大的目标就是“不许我们和苏联发生裂痕”。[331]其合理逻辑在于美苏合作成为战后和平的基石，其实施方式却是满足苏联的领土要求，好以虔诚的善意对之进行感化。然而，无论罗斯福如何自欺欺人，这种“裂痕”早已存在，而且还将继续。绥靖苏联就好像是以肉饲熊，而欲望是喂不饱的。事实表明，斯大林的清单只会越来越长：仅仅在是年2月底至3月，雅尔塔会议后的两周，罗斯福去世前一个月，斯大林已经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采取单方面行动。罗斯福在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上过于自负，战时那种仅靠他个人强势外交（包括霍普金斯）维系的脆弱的美苏关系模式在战争末期已经摇摇欲坠，罗斯福本人的健康状况适时允许他十分体面地回避了对苏、对华政策失败的窘境。4月12日，他在吃午饭的时候突发脑溢血逝世，美苏合作的理想就如同他那张未竟的画像一样成了永远的奢侈品。但是，即便罗斯福能够任满四届，局势难道会有转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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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总是让人回想起30年前的兰辛-石井协定，中国的主权和邻国的特权可以在条文里并行不悖、和平共处。有关“征得蒋委员长同意”的话，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道义安慰罢了。斯大林很大方地让赫尔利自行决定通知国民政府的时机，他根本不在乎蒋的意见。这种秘密外交的弊端，很快就在中苏关系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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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虽然名字好听，却是中国不平等条约在二战后的延续。这是莫斯科外交上的大成功。斯大林深深明白没有这个条约，雅尔塔协定不过是一张废纸，而通过这个条约他合法地继承了沙俄在东北的某些特权，以锦上添花般地对日作战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重庆方面自不待言，就华盛顿来说，该条约无疑是其外交的大失败。从杜鲁门以下原本都希望能够反悔雅尔塔时的轻率而限制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条约签订之后，杜鲁门干涉中国的决心不是减小反而加大了。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国民政府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做了城下之盟，蒋中正聊以自慰的是，他获得了苏联在孤立中共以及保证东北与新疆主权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承诺。然而这种承诺就如同雅尔塔协定一样，只不过是建立在实力对比差异基础上的空中楼阁。当美苏冲突加剧而中共以实际行动来突破限制框架的时候，正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那样，“条约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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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美国观察家、学者都曾经希望或者认为美国在前冷战时代通过给中共较苏联更为优厚的利益就可以将之拉拢。这种判断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或者，以后见观之，没有认识到中共与美国先后进入冷战状态的时差。欧战后期，中共即推出美苏主要矛盾论。中共确定美苏敌对的意识至少要比美国早半年，甚至更多。1944年下半年的延安蜜月时期是建立在中共企图与苏美两国同时合作的基础之上。随着时局变化，中共于1945年初明确了其亲苏反美的根本政策，即二选一的冷战政策。在赴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首次明确向孙平表示了访苏的意愿。[332]在美军登陆问题上，延安由年初的热烈欢迎转向年末的激烈抨击。只有当中共实力强大到足以与苏共公开分裂的时候，它才会在美苏两者中选择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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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录要点》，只是名副其实的会议记录。因为坚持了各自表述的原则，所以对双方都无甚约束。即便如此，其中双方一致同意部分，如总则和军队国家化问题等，明确规定了“坚决避免内战”及军队缩编规模，都没有变成现实。[333]国共显然都没有遵守签字条约义务的打算。用毛泽东的话说，“不过是废纸”。[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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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时局之所以瞬息万变，完全是因为国共美苏四方势力之间的不断位移。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根据变化了的时事而不断转变自己的政策，都体现出了打破现有秩序体系的愿望，其中以实力最弱的中共最为突出。苏美在战后矛盾的加剧，使得东北问题更加复杂。苏联打算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有关特权的行为，招致了美国大举登陆华北的回应，双方开始分别援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因此，美苏最早的冷战冲突在1945年的最后四个月以国共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美苏不可能在彼此失和的时候而使国共达成联合。1945年12月，当蒋中正再次派出蒋经国作为特使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借蒋经国之口明白告诫其父：“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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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中共并不重视，斯大林希望延安乖乖地向法共学习，做和平的反对派。10月底，孙平走的时候，把军医阿洛夫和其他情报组的成员都带走了，只留下了一个电台。后来苏联仅派回了阿洛夫和内科医生米尔尼柯夫以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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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意与蒋中正妥协。在返回延安后，他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毛泽东看到了蒋取消新闻检查的民主改革，视其为“从未有之弱”。因而在其发给全党的指示中说：“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我党在东北地区一切照既定计划执行”。[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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