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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和民众也发生分化。据中共云南省委的统计，12月9日成为运动盛衰的分水岭：“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十二月十日以来逐渐下降到四分之一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瞧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中间派已有厌倦情绪”。[274]20-24日，有一二成学生陆续复课，但学生会“加以阻拦”，并“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275]其间，普通民众对血案的意见也发生分歧，昆明国民党中统9日前后的一份情报显示：“老百姓有骂学生乱闹行死者，有骂第五军官士兵仗势杀人者”。[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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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学潮是由延安中共中央发起、昆明中共云南省工委执行、延安最终了结的。中共重庆（南方）局最晚在12月3日已得知惨案的发生，并居中发挥了信息传导作用。[277]12月上中旬，昆明原本派王汉斌、程法伋带着“惩凶”和“无限期罢课”的意见，去重庆汇报工作。南方局按照刘少奇的口头指示，立即命令“必须复课”，并要他们买机票赶回；为保险起见，还动用了其他渠道即时通知了昆明方面。12月20日左右，郑伯克收到南方局来信，接着罢委会不再坚持李宗黄必须立时撤职的复课条件。25日，中共云南省委正式向罢委会下达了停灵复课的决定。[278]26日，罢委会宣布次日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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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接着引导青年学生将政治宣传转入乡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中共长期有效的群众动员方式，毛泽东早在抗日初期就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279]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一直重视国统区青年学生假期下乡的组织，亲自起草各项指示，“主要是播散反蒋斗争种子，学习与群众接近，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开花结果”，而这种动员是双重的，起到“向群众作宣传，锻炼自己”的效果。[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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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即将访华也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影响。血案发生后，美国在中共的攻击次序上，很自然地降到了次要地位，宣传方式上也更为含蓄，貌似不经意地提及。例如，12月4日昆明罢委会发表的一篇由10句话组成的檄文中，只有半句兼及美国，谓执政当局有“友邦的军队和物资的支助”。[281]12月9日，周恩来借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10周年的机会，突然公开表达了对美国久违的善意。“中华民族渴望独立的精神，不仅是中国几千年来民族的传统”，他接着话锋一转，“而且是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美国的独立战争中学来的，希望美国政府以平等友好的精神来看待我们，才能有很好的中美合作”。[282]同日，周致电重庆董必武、王若飞：“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并赶在马歇尔赴华前一天的16日抵渝，表示了积极合作的态度。[283]重庆南方局也随即否认反美，并撰文驳斥中央社，称“他们把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运动歪曲为‘反美’（见《中央日报》5日，《和平日报》1日），欲以离间中美人民之间的友情”。[284]是故18日，刚刚调任昆明的美国领事石博思向国务院汇报说：“总领事馆还没有观察到学生中有反美情绪的迹象……学生们对早先提出过的美军撤离中国的要求已经几乎不再提及”。27日罢委会复课宣言的“对国府当局要求”中，也抹去了“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一条。[285]这本是学潮最根本最主要的诉求之一，直至12月6日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还明确列出。罢委会在解释自己妥协原因时，也包括了“国际局势转变”一点，即“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强调中国必须和平民主，不再支持中国反动派进行内战……因此这几天随着马歇尔□□来华，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多少是抑止了，延安代表飞渝，国共两党都表示愿意停止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286]其中□□两字，现已辨识不清，但可以想见，应该是有关头衔的敬称。我们从另一封1946年初以昆明学生联合会名义致“美利坚合众国特派驻华特使马歇尔元帅阁下”函的起首几句，可以体会到当时中共对于美国政府既恨且慎的矛盾心情：“贵国大总统杜鲁门以大政治家的远见，于十二月十六日明白宣布了对华的外交政策，清除了前大使赫尔利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忧虑。阁下恰于敝国国共内战烽火连天之时，荣膺新命，远涉重洋，光临敝国，我们在此，表示热忱的迎迓与崇高的敬意”。[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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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还是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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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共突如其来的攻势，仍沉浸在胜战喜悦中的美军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华盛顿觉得，不应在二战后还为中国人的纷争（civil strife）去损失美国的人力和声誉，然而，在“冷战”继起的情况下，中国又有着鸡肋般的战略价值。11月1日，作战部询问国务院：“考虑到盟军在日本的权力，我们是否设想过接受对远东大陆事务的某种必然性参与？从军事观点看，这决定必须设计何种军事步骤去抑制东方无法接受的侵略。例如，远东尤其有关满洲、内蒙、华北和朝鲜发生利益冲突时，就美国将坚守的至低限度发表一个确切声明，会极有价值”。[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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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心系美军战后归国“魔毯（Magic Carpet）行动”的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询问魏德迈华北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离的最早日期。[289]魏德迈的回答是11月15日。同理，他回绝了蒋中正突然提出将原赴青岛的第八军和赴台湾的第六十二军改运至塘沽的请求，因为这样将增加后勤困难并推迟他的遣返计划。[290]11月6日，作战部、国务院和海军部协商对华政策，基本由活跃的作战部次长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发言，他指出：“根本上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蒋统一国家的努力”，而“我们已经为这一政策做出相当的投资”。然而，在苏联动向不明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就变得格外谨慎而举棋不定。“如果俄国决定给予中共有力支持的话”，麦克洛伊说，“那我们就真的麻烦了”。国务卿贝尔纳斯主张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但仅限于此。而刚刚接替史汀生就任作战部长一职的柏特森（Robert P.Paterson）倾向于采纳一线将军魏德迈的意见。[291]三天后，魏德迈又拒绝了蒋中正利用美军运兵至东北纵深的要求。[292]14日，魏德迈正告马歇尔在现有政策下不应再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北运兵，因为那势必激化与中共的冲突。“目前的计划是基于没有共产党军队的情况下，由平津向北推进并控制满洲的关键地区”，魏德迈慨叹道：“美方的形势评估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完全没有与共产党作战而占领满洲的准备”。他尚且乐观地认为已经运至平津秦一线的第十三、五十二（秦皇岛-山海关）、九十二（北平）、九十四（天津）四个军足敷战略控制华北及遣返日人之用，现有美海军陆战队员可以撤回，而不应被中共作为挑拨、煽动和宣传的素材。他向蒋中正建议说：“中国应立即决策，在进入满洲之前，巩固长城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区及其陆上交通线”。[293]当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巴贝（Dan Barbey）中将私自告诉蒋可以运兵时，魏德迈声色俱厉地说，假使委员长想让巴贝中将做其参谋长，他可以让贤。[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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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当时建议的是，华北第一。在随后给蒋的备忘录中，他明确了国民党军当前的任务：“吾人须稳定长城以南至越南边界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这未尝不是雅尔塔遗留下来的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中国各个区域现状的差异及美苏不同的政策，指出：“应当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并迅速实施政治及行政改革……委员长及其中国参谋人员并未充分考虑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中心的补给和安全保障措施。基于上述事实再加上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运输设备，我建议委员长，做任何占领满洲打算之前，应当致力于恢复华北并巩固他在那里的军事政治地位”。[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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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最后以蒋中正参谋长的身份谨慎建言：“倘吾人能得到美国援助，应尽速选五个精锐的军开入长城以南之华北，或亦可利用葫芦岛以一个军开入东北，吾人保证对此等军队之弹药及装备，当源源接济”。[296]此时，魏德迈试图纠正故总统罗斯福出让东北的政策，第一次提出了将东北交由联合国代管的建议，旨在阻止苏联在那里的单边行为。可惜被好面子的蒋中正直接驳回。[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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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蒋召集高级将领研究东北问题，“自觉愤激异甚，有失体态”。[298]12日，蒋经国电告其父：“装备完整之八路军二千人，今日开入长春市内。离长二十华里大屯坼飞机场方面，集中八路军二千人……即我空运部队能到长春，亦定将立即与八路军作武装冲突。公权［张嘉璈］先生认为东北问题，已至作最后决定之时”。[299]当日，蒋中正派张群向熊式辉通气，将撤回东北行营。11月15日，他正式改变半月前国民党军队速入东北的“第一要务”，决定先用5个军的兵力肃清华北，对苏绥靖，“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他另有亲笔信给儿子，指示东北行营撤退，静观其变，如尚有转圜希望，则可对苏表达不欲启衅、地方民选甚至经济合作之意。[300]东北行营宣布由长春移至日前克复的山海关。16日，蒋中正在重庆做搁置东北问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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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之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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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美国人不支持。而今国民党军队对美军的依赖程度经由魏德迈的主持之后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换装美械的国民党军第十三、五十二军，主要靠美国供给军火。这两个军在11月3日刚从香港运抵秦皇岛，然而，“登陆之后，在秦皇岛附近等待弹药及运输工具补充……当初换美械时，只领到训练用弹药三个月份”，“美军承诺作战时弹药另行分发。在贵阳训练时已将训练用弹药用去三分之二。历经反攻丹竹机场及梧州等战役，弹药一直未获补充”。[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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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料，蒋介石的这一试探性举动却换来了斯大林的让步。为了挽回外交上的面子，苏军在11月17日向国民政府宣布从长春撤退，并当然否认对中共的援助，借口中共的出现是由于苏军撤出后国民党军队没能及时填补空白。碰巧19、20日，毛泽东频电东北局：“请友方尽可能拖延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的时间……对我们有利，因为一个月内我们已出发的部队和干部即可全部赶到满洲”。[303]因此，苏联建议，如果国民政府希望其推迟撤军时间，则可延期一至两个月，即由原定之 12月 3日延至 1月 3日或 2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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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莫斯科在战后第三次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强硬要求中共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铁路线。北满的陈云来电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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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令我军退出哈城东北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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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今夜廿一时此间苏方转告我们，关于长春苏军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将到。哈尔滨命令我军于廿二日全部退出哈城，并告诉他们退到何处。声明无价钱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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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已接收尚未运走之二万四千支枪及机枪炮仍要收回（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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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我问他们红军是否决于十二月三日撤退，他们说未定，且说可能已撤回苏联者将重来东北。[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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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中共决策层引起了不小的冲击，毛泽东要陈云一探究竟。陈求见驻哈的远东红旗第一军军事委员斯莫林科夫少将，却吃了闭门羹，转由卫戍司令卡扎科夫（Карчаков）中将接待。这位任过使馆武官的将军刚开始还比较客气，当获悉中共不愿撤军时，态度变得强硬，说：“这个地方的政权是我们苏联红军的。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305]而沈阳方面，科夫通表现得更为强硬，彭真说苏军表示“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伍修权则回忆卡夫通甚至甩下一句“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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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延安获悉该政策来自最高层时，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共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最终还是决定接受。陈云充分报告了苏联政策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并且肯定“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他在给东北局并中央的电文中承认“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主张中共有计划地撤出三个大城市及铁路干线，争取时间发展有生力量。[307]毛泽东自此就患了“病”，“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师哲随即电请莫斯科派医生来延救治；经两位苏联医生细致检查过后，确认毛只是“精神过于紧张”。于是，他顺势借休养退居幕后，但要求就近搬至王家坪的桃林，随时关注事态发展。[308]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无奈地说“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承认“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中共领导人甚至担心“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也就是说，中共已开始考虑与美国为敌的状况。对于莫斯科的反悔与强硬态度，毛泽东虽极不情愿，但心里明白，他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苏联的支持。[309]中共东北局机关匆忙迁往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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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方面也出现了调整政策的呼声。11月16日，已升任国务院中国事务处长的庄莱德提交了一份旗帜鲜明要求扩大援蒋的备忘录。“显而易见，中国局势已到关键阶段”，他敲响警钟，“接下来几周的发展势必影响中国、远东乃至世界的未来”。庄莱特强调：“无论有无苏联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华北和满洲立足，那么中国强盛统一的前景将会黯淡并可能不可挽回地丧失……这就意味着抗日战争已然徒劳”。[310]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表示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平津。蒋中正“甚为着急，急电魏德迈来渝商议”。[311]魏德迈谎称：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10天前就发出了要求政府批准海运的电文，现在还没有收到答复，别无他法。[312]11月26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新任陆军参谋总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建议修改美国现行政策。在盟军的中国战区即将取消之际，魏德迈坦承：“经过考虑，我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在现有状况下，没有能力肃清华北和满洲日军，除非获得美国的进一步援助，或者苏维埃俄国全心全意在满洲予以合作”。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共游击队的破袭和拦截”，蒋不光无力长期驻守交通线，甚至连遣返华北的日本大约72.3万名战俘和12.6万位平民也变得异常困难。这无疑是华盛顿最不想听到的。魏德迈的乐观在上一个月已经用尽，他甚至认为美军如果不直接参战，国民政府将无法收复东北，亦无法遣返日人。其最终并且唯一的建议就是利用联合国托管满洲和朝鲜并担负起遣返的重任，然后以民族自决的方式决定中国的未来。[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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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国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完全背离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设想。当10月10日“双十协定”达成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调处两党关系的使命已近成功。然而苏联在东北援助中共，不光违背了中苏条约，也违背了先前对赫尔利的承诺，动摇了他赖以调处的基础。就在魏德迈电请修改现行对华政策的26日，赫尔利在华盛顿选择了与其前任高思截然不同的离职方式，轰轰烈烈地公布了他火药味十足的辞职信，将对华政策的失误归罪于国务院内的亲共分子。而此时他的共和党同僚麦卡锡（Joseph R.McCarthy）正在积极准备来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候选人提名的初选。赫尔利言辞激烈地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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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求解雇反对美国在中国战场政策的职员。这些职业外交官返回了华盛顿，并以我的上级身份，供职于国务院中国处及远东司。这些人中有些曾被我解雇的职员已任命为我们在亚洲的总司令顾问。在上述职务中他们绝大多数至今仍支持共产党武装，并时常伙同帝国主义阵营反对美国的政策。这，总统先生，正说明了为什么由美国最高层制定的外交政策会被部分外交官员低效贯彻的原因之一。[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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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炮轰虽然没有五年后麦卡锡那样惊天动地，但也给杜鲁门政府带来了不小的冲击。11月27日，国务院、陆海军部联合会议决定继续中断了一周多的运送国民党军赴华北和东北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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