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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George C. Marshall，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vol.1 （Arl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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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周恩来与马歇尔谈话节录》（1945年12月2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3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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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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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US 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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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罗斯福致斯大林函》（1945年2月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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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Vladimirov’s papers，2 September 1945，in Vladimirov，China’s Special Area，p.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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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参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录要点全文》（1945年10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上），大陆图书杂志出版公司，1946，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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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29日），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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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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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师哲：《峰与谷》，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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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22-423页；《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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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第8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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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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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三 一个破碎的心：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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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完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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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1日，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在市政府前宣誓就职，市民欢呼雀跃；东北沦陷十有五载，一时间仿佛和平已然实现。外交部长王世杰自重庆发来电报，表示“美苏僵局，已于莫斯科三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独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对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意见渐接近。其他问题，似可望妥协”。张嘉璈慨叹道：“王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策略”。[1]政学系新锐杨绰庵只做了区区四个月的市长就被辗转北上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炮轰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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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1945年底开始苏联红军交给国民政府的只是一个个漂亮的俄国套娃：莫斯科不但仍旧控制着内部治安，而且还暗中资助东北的中共同志。中共军队和机关只不过暂时移驻城市周遭，且在苏军的协助下，发动农民清算分田，镇压反对派，并以关内来的部队为基础，成建制地扩军。据前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后来回忆，省委核心班子就住在距哈尔滨东25公里的宾县，同时苏联红军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不但供应生活用品，还提供武器弹药。把过去日军的军火仓库打开，利用晚上派各种车辆把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使我们军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而“在四个多月里，国民党只是接受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外县的各级政权机构，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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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意图正是如此，它早已同过去日本一样将东北视作自己的禁脔。斯大林在此时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东北工业之“战利品字样，不能取消。合办企业，可分为若干公司。一切在撤兵前商谈，撤兵后发表”。[3]苏联实行了将中国关内和东北区别对待的方针。当中共代表叶剑英、王若飞于1月1日求见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询问莫斯科有关马歇尔调处的指示时，大使托病不出，一秘列多夫斯基（Андрей М. Ледовский）仅表示“中国现有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自己在没有外人干涉的情况下解决”。[4]当日，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也回复马歇尔说：“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但也希望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5]然而两天后，苏联大使又明白告诉中共代表：“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6]次日，周恩来即表示：“在东北的行政管制与行政机构，应决于东北人民，给东北人民以民主。”意即国民党中央无权干涉东北已建立的共产党政权。1月5日，周恩来正式向马歇尔及国民政府代表张群提出停战须“满洲除外”的要求，他的理由耐人寻味：“我们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它关系到政府接收东北的主权，牵连到美国协助中国经海路运兵到东北境内，应由国民政府直接与美苏办理，中共不参与其事”。[7]马歇尔当然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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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比马歇尔更快意识到苏联在国共谈判中无形的手。1月7日，张群提出将停战例外的范围扩大到华北原属“满洲国”的热河及其接壤的察哈尔地区，因为苏联占领军曾与国民政府协议，由政府接收赤峰、多伦及其以南地区。而这两个城市1945年秋天苏军就已交由中共管理。随着国共围绕这一问题开始争吵，马歇尔马上干预搁置争议，向蒋中正施压：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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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开始积极谋求苏联参加调处。周恩来在觉察到拥护苏联现有政策可能对中共实际利益产生损害时，申辩道“接收主权涉及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8]1月7日，毛泽东亲自电告斯大林：“中国问题依然复杂。国共斗争有许多特殊性和曲折性，中共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充分认识到。美国插手两党之间产生的实际问题，对其效果所引发的后果，特别应当预见到”。[9]他希望斯大林能够干预。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指示周恩来争取苏联大使同意，再加上英国，组成三大国联合调处。[10]电报上说：“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满洲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但以美人领导之三人委员会及三人司令部即借此插入满洲，对苏不利，因而即对我不利。但若满洲除外，国民党即要求热察除外，并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延安明显发生了动摇，它要周即刻征询苏联意见：他们能否很快使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解决满洲问题？如果不能，我们可否在此次谈判中规定满洲也必须纳入停战令的范围之内？[11]1月9日，延安再电周恩来，要他明确通知苏联大使，表示希望修改“满洲除外”政策的意愿：中共中央急切要求达成全面停火而且苏联大使至少参加有关满洲问题的国共谈判。[12]然而莫斯科始终不愿走到明处，以马歇尔和蒋中正并未正式提出为由，表示了拒绝。[13]延安随即指示：“谈判停战协定时东北、内蒙古除外，这样对我方有利”。彭真也在东北局号召“乘这一时机，在西满打一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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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蒋中正实在熬不住马歇尔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游说，终于向其让步。[15]1月10日，张群表示此次停战令可以不触及热察。国共达成关内停火协议：停止一切战斗；除另有规定者外，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调动。“另有规定”即包括“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6]但另一方面，国共双方又各自秘密下令迅速抢占战略要地。重庆命令各军尽快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中共军队利用；而延安除命令各军区“坚决彻底消灭”蒋之进攻以外，特别指示东北局“应速谋发展”，与苏军商量“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受”，必须控制靠近苏蒙地区的一切要点。[17]军事调处执行部随即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挂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合法进驻，政府代表是军统的郑介民，美方则是公使级代办饶伯森（Walter S.Rober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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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主导下的停战协议使得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立时合法化。苏军一改原先遮遮掩掩的口气，承认东北有延安的武装。张嘉璈在停战令生效的翌日记下：“今日发生数种事件，显示苏方变易态度……苏方答称……因蒋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已下令双方停止冲突……苏方与共产党毫无联系，如系不攻击苏军，苏方即不予［过］问。以往苏方谈话中，从未露出中国共产党字样，今公然提出，即所谓非法武装已公开化。亦即苏方将以不愿与共军冲突为词，而拒绝协助我方接收。”中共态度趋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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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停战协议生效的时候，完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蒋系第七十一军运抵南满地区，尚有四个军在陆续运输中。1月13日拂晓，跃跃欲试的中共东北局发动了辽东重要港口——营口争夺战，并一直持续到14日凌晨5时，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了营口，对手是半美械、原关麟征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骨干第二十五师，且有苏军卡车掩护。[19]马歇尔接到报告后，于1月24日向国共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军调部向营口派出停战执行小组。他非常清楚东北在国共、美苏间的特殊地位，希望借派遣执行小组的方式来缓解那里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蒋中正因怕得罪斯大林而拒绝美国人去营口。[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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