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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此刻态度的摇摆却构成了中共在关外也主张停火的重要原因。延安对下解释说：“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中宣部随即转向“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21]在征得苏联大使馆首肯之后，中共立即同意停战小组进入东北。[22]延安在1月16日给周恩来的指示电草稿中原有“其余一切只能宣传，只能拖”字样，可能觉得过于悲观，复又勾去，改为“让其拖下去，拖之责在他不在我”，明确宣布“他现利于速绝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23]这也是符合事实的。1月24日，苏联使馆警告周恩来“营口及东北绝不能打，据他们确实所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随后，中共中央压制跃跃欲试的东北局“在长春路及长春路上一切城市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战斗……营口、盘山确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后夺回，则准备退出该两城”，并准备迎接马歇尔的停战执行小组，利用营口与国民党谈判，要求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刘少奇明确指出：“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24]因此，马歇尔看到的是一个积极支持向东北派执行小组的周恩来，并且在讨论实际草案时周要求不限于军事问题并确立国民党军进驻的时间表。[25]周恩来向苏联汇报：“美国人现在干得不坏，他们试图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并停止骚乱。这样，同时帮助国民党及共产党……鉴于此，中共也打算利用他们［美国人］目前的行动来加强自身的地位（стреми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х нынешни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чтобы усили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即便将来可能还得面临一些挑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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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虽在东北军事问题上表现和缓，但在经济上却毫不松口；与之相对应，美国则紧急干预苏联在东北不断膨胀的经济要求。1月14日，苏军经济顾问、国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斯拉特阔夫斯基（Михаил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向张嘉璈催促合办东北重工业事，云价值22亿工矿交还中国，但另值38亿者必须中苏合办，甚至有些由苏方控股，包括抚顺煤矿。[27]1月19日又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径直向蒋中正面呈了有关战利品及合办企业的声明。28晚，蒋中正将此透露给经渝返美的哈里曼，并表示他不会给苏联所要求之东北企业的产权，但为了防止苏联继续拆除工矿设备及破坏东北经济，他打算给苏联一些其他的补偿。哈里曼毫不掩饰自己的反苏情绪，表示这完全是“一起破坏和盗窃案件”，并且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指出，苏联现在的要求已经超越了雅尔塔和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如果我们现在为了让俄国人不要战利品，而默许他们要求中国放弃对这些重要工业企业利益的话，俄国就会控制满洲的工业和经济，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利益及整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他要求国务院立即对苏联施加压力，并称已征得马歇尔将军的同意。[28]斯大林则斥“门户开放”为“帝国主义之侵略手段，故中国一面开放门户，一面应准备关闭门户”。[29]这个时候，九个美英记者出现在东北更平添了苏联的猜疑。[30]苏美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矛盾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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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莫斯科对华盛顿做出强硬表示，再度食言而改变政策，不但并未如期撤出东北，反而将已撤走的部队又派了回来。马林诺夫斯基发表声明：“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迅速办法解决，不愿第三者，又不愿东北再成为反苏根据地”。[31]斯拉特阔夫斯基也强调“不愿见有第三国”问题。[32]这第三者指的就是美国。蒋中正逐渐意识到苏联已将自己的撤军与华北美军挂钩，“美军如不撤退，则俄军驻东北之部队亦不撤退也”。[33]苏军秘密将辽阳、鞍山、本溪煤铁纺织区的政权正式交予中共东北局，“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更以“大连为自由港”而不准国民党驻军。中共则以旅大公安总局名义组建万人规模的武装警察部队；这些武警在建制、管理和训练上都从属于辽东军区，实质为正规军的预备队，先后共有14300余人被成建制地送往战场。[34]马林诺夫斯基甚至要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做好“长期留在东北”的准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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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矛盾表面化。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苏联人民为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做好准备。2月22日，苏联战斗机在旅顺上空袭击了美机。作为回应，3月5日，丘吉尔选择在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这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是由此拉开序幕的。然而就中国局势来说，这不过是国共冲突加剧的蝴蝶效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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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坦言，苏联正在着手准备下一场战争并且决不容忍对东北的“外国干涉”——当然，指的就是美国。苏联人还明白告知他们不会让国民党把东北开发为工业基地，除非与美国断交。他们甚至还表示在西伯利亚发展成强盛的军工基地以前，东北只能保持落后和不发达状况；但如果国民党答应上述条件，苏联政府就可以援华重建，当然合作的区域首先还是在东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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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东北停止党部活动、忙于高层经济谈判的时候，中共东北局则发展壮大。他们甚至受到苏军鼓舞，而一度向延安请战：“现战局发展已消灭了敌人五个整营……估计二三日内尚可再消灭敌人一部，我士气甚旺，建议丙丁暂不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待打至相当阶段或美顽打我时再谈如何”？[37]“丙丁”是重庆中共代表团的代号。毛泽东“甚喜”“甚慰”，并表同意：“你们在打了这一［仗］之后，还可能再打一仗，望加注意。如美蒋立即答应停战，你们亦还可再打一星期到十天，在士气甚旺时停下来是有利的”。[38]中共抓住机会发展北满。2-3月，三五九旅到达哈尔滨，市郊即驻有中共军队主力部队1.1万余人，占据了22个县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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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对美则是沿袭往年策略，积极利用马歇尔的求和心理而共同施压于蒋。周恩来分析美国人“鉴于赫尔利的失败，必须站在国共矛盾之上以便操纵国共双方，而不能站在国共矛盾之中，使他们丧失调解人资格，故我们可利用美人此种态度来争取自己地位……马歇尔允再次向蒋催问”；[40]又复表现出对马歇尔的迎合，以达到“中立美国”的目标。周恩来甚至以美苏关系为饵游说马歇尔，表示中共愿意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两者在亚洲的冲突。[41]这对年迈的马帅不无诱惑。当时盛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还特地要周恩来传话给马歇尔表示，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马歇尔听后非常高兴，表示立即向杜鲁门报告。[42]3月4日，马歇尔来到延安，毛泽东特地要求《解放日报》提前刊登了《欢迎马歇尔将军》的社论。中共还举行了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和歌舞晚会，这一次马歇尔也没有发任何脾气。毛泽东当然不会在此时忽略苏联的感受。次日晨，他尚未起床就让师哲请来苏联代表阿洛夫，解释说：“昨天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招待宴会，你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作客，却不能像你一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你明白了吗？我想，无需再作多的解释……”[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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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还是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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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就在国共关内停火协议发布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马歇尔可谓雷厉风行，双管齐下。中国国民党、青年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代表38人与会。其中，国民党势力影响下的共有13人（除其本党8人外加青年党曾琦等5人），而共产党得11人，余下4人亲国、4人亲共、6人尚在两可之间。表面上看，好像是国民党派人数占优势，实则中共方面更加整齐划一，国方内部派系众多，于是主张分权的反倒占与会者的多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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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蒋中正在政协开幕辞中标榜“满足人民的愿望，解除人民的痛苦，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且称“中国必须实现民主”，然而，可惜他并不知民主为何物，只知道“宪政没有实施以前，人民真正的意志，还没有充分表达的途径，我们大家的责任，却是十分的沉重”。[45]作为政治家，他其实关心的不是民生疾苦，而是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与私欲相结合的主义信仰。任而无责，就是蒋中正一生最大的过失。傅斯年曾将他比作希腊悲剧中的英雄形象：“其力量同时亦成为其缺陷。那些令他声名鹊起并在抗日战争中挽救中国的性格特质，却恰恰是我们通往民主之路上的绊脚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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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中正的授意下，国民党代表提出的改组政府建议仍旧是换汤不换药，不仅只是在现有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而且就总统一职亦规定享有许多排他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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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当然表示反对，并以美国人提供的纲领作为攻击政府的“合法根据”。延安明确指示周恩来：“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不许多数党在政府中超过三分之一”，并且以之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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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队国家化问题亦不能低于杜鲁门声明，我应明白表示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对此问题，我应坚决转入主动，广泛发动舆论指出，国民党的庞大军队是中国军队不国家化的基本关键，必须首先要他彻底国家化，要各党派无党派共同管理军委军令军政军需军校军队，不许排斥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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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方不接受我之要求不要紧，不会破裂，他唯一的内战法宝已受约束，而我则有三国公报与杜声明的合法根据（对此应大力宣传）。如我现迁就他而参加政府交出军队，则我有受严重约束和损失的危险。[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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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抗议的同时，逐步进行地方政权的构建。随着各边区控制面积和职能的扩张，民政机构也进一步细化，开始成立铁路管理局、公路管理局、河务管理局和邮务管理局，形成各自独立的经济行政实体。同时各级政府都实施军管，提出了“一切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口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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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抗议在美国人那里发生了效果。1月22日，马歇尔面见蒋中正，并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重点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该草案规定，撤销最高国防委员会，代以临时政府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约占一半即9人，其余共产党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3人，可视为最高权力机关，其2/3的多数可以通过被蒋否决的提案；另外，各主要官员包括院长、部长、军委会委员可由蒋提名，但须满足国民党50%、共产党30%及其他20%的比例要求；各省、市长须蒋由国共提名人选中指派。政府委员会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起草宪法，准备提交定于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讨论。[49]蒋非常不以为然，私下斥之为“共党所不敢提者”，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命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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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形势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朝着相互妥协的政治轨迹发展。国民党代表甚至同意“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共产党代表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比重、国民大会代表资格和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让步。1月31日政协闭幕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拟案及和平建国纲领，似乎国内和平已经近在咫尺，仿佛国共二十年宿怨一夕化解。苏联广播表态：“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联合国其他国家中，一切民主人民都欢迎政协会的决议，并希望迅速实现这些决议”。[50]周恩来甚至在陶行知家午餐时对蒋匀田表示，中共愿让出一席国府委员给国社党，使张君劢、张东荪两先生都能参加，并声称“毛主席也参加国府委员会为委员。毛主席将住在扬州，开会即到宁参与，会毕即回扬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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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通过的政府组织案规定，组织一个多党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最高国务机关”。按照协议，该机关不仅制定施政方针、财政预算，甚至决定立法原则、任免立法监察委员，可谓国家统治核心。国府委员会由4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委员占一半，另一半席位由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协商分配。凡有关施政纲领的提案，“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这就是在此后11个月内共产党一直要求占1/3席位即14人的否决权依据所在。其实，就提案的性质是否有关施政纲领，尚须半数以上委员即21人方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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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大会案规定，首届国大为制宪国大，于本年5月5日召开。国民代表共2050人，是在维持原有1200名代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台湾、东北及党派代表850人。宪法草案经代表3/4多数即1538人同意则可通过，通过半年内行宪，进入“宪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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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问题案规定，中国实行军党分立的原则，改党军为国军，任何党派不得在其中进行政治活动。同时严禁军队干涉政治，国民党军尽速于半年内先整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也相应缩编一定规模，双方最终合编为50或60个师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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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拟案实际上规定了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央由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组成；地方自治，省政民选，与中央之间均权，“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至于宪草本身，由政协五派共推25名代表，外加专家10人，修改1936年国民党制定的“五五宪草”，以两个月为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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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五宪草”曾经的主持人，孙科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同意了张君劢等人对孙文五权宪法设想的根本改动。他其实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许宝驹、王昆仑等中共地下党员的谋划下，孙科、李济深、冯玉祥密邀国民党反蒋同志于右任、龙云、刘文辉、李任仁、陈铭枢、杨杰等于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集会，以孙为国民党领袖而改革党务，罢免蒋中正，定于稍后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联署提出。[53]然而，事后孙科又为蒋敲打而未敢实施。2月8日，蒋中正已决定实施反击，“列举违反建国大纲各点”，来否定新宪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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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平建国纲领通篇美好，说到底可望而不可即，根本不值一提。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历史上的一现昙花。但因为国共两大党的代表都不能完全代表两党，政协决议时刻面临着被实权派否决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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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党来说，2月10日，蒋中正约见高级干部谈话，表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55]随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成为党内各派系对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八代表的集体炮轰，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俱噤若寒蝉，唯元老级别的邵力子一人做了辩解。蒋中正对批评的默许，使得事态后来竟发展为国民党内派系之间的夺权斗争，并最终直指蒋本人。3月4日、11日蒋两次发表演讲，喊停了对代表的批评，并顺势表达出自己对政协决议的不满。[56]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蒋对马歇尔压力的巨大反弹，使得国民政府改组的一线希望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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