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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抗议在美国人那里发生了效果。1月22日，马歇尔面见蒋中正，并提交了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重点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该草案规定，撤销最高国防委员会，代以临时政府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约占一半即9人，其余共产党6人、民盟1人、青年党1人、无党派3人，可视为最高权力机关，其2/3的多数可以通过被蒋否决的提案；另外，各主要官员包括院长、部长、军委会委员可由蒋提名，但须满足国民党50%、共产党30%及其他20%的比例要求；各省、市长须蒋由国共提名人选中指派。政府委员会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起草宪法，准备提交定于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讨论。[49]蒋非常不以为然，私下斥之为“共党所不敢提者”，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命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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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形势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朝着相互妥协的政治轨迹发展。国民党代表甚至同意“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共产党代表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比重、国民大会代表资格和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让步。1月31日政协闭幕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拟案及和平建国纲领，似乎国内和平已经近在咫尺，仿佛国共二十年宿怨一夕化解。苏联广播表态：“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联合国其他国家中，一切民主人民都欢迎政协会的决议，并希望迅速实现这些决议”。[50]周恩来甚至在陶行知家午餐时对蒋匀田表示，中共愿让出一席国府委员给国社党，使张君劢、张东荪两先生都能参加，并声称“毛主席也参加国府委员会为委员。毛主席将住在扬州，开会即到宁参与，会毕即回扬州”。[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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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通过的政府组织案规定，组织一个多党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最高国务机关”。按照协议，该机关不仅制定施政方针、财政预算，甚至决定立法原则、任免立法监察委员，可谓国家统治核心。国府委员会由40人组成。其中国民党委员占一半，另一半席位由共产党、青年党、民盟、无党派协商分配。凡有关施政纲领的提案，“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这就是在此后11个月内共产党一直要求占1/3席位即14人的否决权依据所在。其实，就提案的性质是否有关施政纲领，尚须半数以上委员即21人方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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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大会案规定，首届国大为制宪国大，于本年5月5日召开。国民代表共2050人，是在维持原有1200名代表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台湾、东北及党派代表850人。宪法草案经代表3/4多数即1538人同意则可通过，通过半年内行宪，进入“宪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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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问题案规定，中国实行军党分立的原则，改党军为国军，任何党派不得在其中进行政治活动。同时严禁军队干涉政治，国民党军尽速于半年内先整编为90个师，共产党军也相应缩编一定规模，双方最终合编为50或60个师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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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草拟案实际上规定了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央由行政、立法、监察、司法、考试五院组成；地方自治，省政民选，与中央之间均权，“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至于宪草本身，由政协五派共推25名代表，外加专家10人，修改1936年国民党制定的“五五宪草”，以两个月为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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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五宪草”曾经的主持人，孙科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同意了张君劢等人对孙文五权宪法设想的根本改动。他其实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许宝驹、王昆仑等中共地下党员的谋划下，孙科、李济深、冯玉祥密邀国民党反蒋同志于右任、龙云、刘文辉、李任仁、陈铭枢、杨杰等于重庆民权路聚兴诚银行集会，以孙为国民党领袖而改革党务，罢免蒋中正，定于稍后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联署提出。[53]然而，事后孙科又为蒋敲打而未敢实施。2月8日，蒋中正已决定实施反击，“列举违反建国大纲各点”，来否定新宪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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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平建国纲领通篇美好，说到底可望而不可即，根本不值一提。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历史上的一现昙花。但因为国共两大党的代表都不能完全代表两党，政协决议时刻面临着被实权派否决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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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党来说，2月10日，蒋中正约见高级干部谈话，表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55]随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成为党内各派系对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八代表的集体炮轰，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俱噤若寒蝉，唯元老级别的邵力子一人做了辩解。蒋中正对批评的默许，使得事态后来竟发展为国民党内派系之间的夺权斗争，并最终直指蒋本人。3月4日、11日蒋两次发表演讲，喊停了对代表的批评，并顺势表达出自己对政协决议的不满。[56]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蒋对马歇尔压力的巨大反弹，使得国民政府改组的一线希望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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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的中共中央显然倾向于遵从苏联意见而达成关内和平。1月28日，王若飞在重庆向苏联大使报告政协进展，获得了“辰兄”的表扬：友人认为这是大胜利，是蒋的大让步，没有可怕的危险，我们应学习法国的经验。[57]与此同时，周恩来赶回延安汇报政协情况，刘少奇大加赞同，他说：“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左倾，是不相信和平，不相信政协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他同意军队国家化，认为即便取消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但“大危险是没有的，因为这一让步换来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的胜利”，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和平方针与苏联的方针一样，他们要了解我们这一点”。[58]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对于任何实质性让步都是不赞成的。2月8日，中共开始考虑政协决议实施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第一是决不能答应把我们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合编起来，第二是驻地仍应坚持在我们自己的地区”。[59]四天后，当中央书记处会议进一步讨论军队整编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美蒋要以统一消灭我们……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他甚至含蓄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苏联：“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局面迅速变成了一边倒的形势。王稼祥也认为，马歇尔的计划是要完全控制全中国的军队。刘少奇不得不承认“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这种思想要在我们同志中去掉”。[60]毛泽东一从重庆回来就说过：“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61]又说：“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62]短短一个月，中共的立场因毛泽东的决断而发生转变，随后更表示了对宪法草案的否定。[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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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军事问题案的提议，国共整军方案于2月25日下午4时由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在重庆上清寺尧庐签字后生效，明确规定了18个月的执行期限：根据整编每师至多1.4万人、三师为一军的标准，第一年先将国共陆军师数目分别整编为90个和18个（东北国15共3、西北国15共0、华北国21共12、华中国27共3、华南国12共0）；再六个月进一步缩编为国50共10，并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将缩后中共军队合编入统一的政府军，中共军官在华北和华中4/10个军中充任军长。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指示中写道：“在原则上赞成他［马歇尔］的意见……美蒋的目的在于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得攻势，对这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在执行上，内部的提法是在第一年整编完毕后再行看待合编问题，实则“两党军队合编不能答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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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正值壮年的军统局首领戴笠突遇飞机失事死亡。这对中共来说，是天大的喜讯：不但军统局的情报活动遭受严重挫折，一些国民党的秘密特工就此失联，而且蒋中正个人的信息渠道也顿时收窄，其刚愎自用日甚一日。就算对蒋家忠心耿耿的私人医生晚年也说：“他觉得自己的坚持都是对的，所以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且除了戴传贤、吴稚晖、经国先生及［美龄］夫人外，能与他讲话的人也太少，加之没人敢在他的面前有所批评，大家在他面前都唯唯诺诺”。戴笠在时，还有他提供情报。可是当戴雨农的座驾在南京岱山风雨中坠毁之后，“情报系统均由经国先生负责，总统的消息来源便十分受到限制，除经国先生与夫人外，没人能对他讲外界的事情……总是报喜不报忧……到了他们那种地位的人，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入耳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被权力冲昏了头。权力使人腐化，连经国先生晚年也是一样，我们在旁边其实都看得清清楚楚”。[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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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整军方面的精神，并且在马歇尔的直接压力下，蒋中正还不得不命令广东张发奎暂缓清剿辖区的中共武装，即曾生的东江纵队和海南冯白驹的琼崖纵队，准许他们北调。[66]3月27日，军调部三人小组达成协议，2400人的中共军队可由美国军舰负责运送至华北，甚至由国民政府支付373686000元法币的路费。[67]7月5日，美三艘坦克登陆舰将东江、珠江、韩江、南部部队骨干共2583人安全运抵山东烟台，这批人后来经过整训编入华东野战军，在将来的鲁南、孟良崮、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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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对于马歇尔的施压自然表示不满。据张群向同乡李璜透露：蒋先生很不高兴马歇尔向他施压，强迫对中共停战，以致贻误军机。青年党党魁李璜则回应说：“蒋先生既决心要消灭共军，则不应敷衍美国而表示可以和谈，大可以与马歇尔将军公开摊牌，让他回美国去，万不宜有这样的拖泥带水的作法！因为美国人……往往自以为是，而不瞻前顾后的；将来事如无成，他是容易怪到政府的头上，认为政府对他没有诚意的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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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中国，八年多的战争已经使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应是收拾民心、恢复民生而不应再有任何战事。负责战后复兴的蒋廷黻简述了当时的困境：“我们面临最艰难的任务还在于那些被战争破坏的地区。例如广西有许多城市几乎完全被毁。湖南的长沙八成尽毁。湖北老河口地区的乡镇村庄全在拉锯战中一扫而光。这些地方的居住问题最为严重”；“一大难题是缺乏运输”；“中国极其需要公共设施建设——公路、铁路、运河、堤坝的维修”。[70]然而内战和通胀无疑加重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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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持续膨胀直接导致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不满加剧，而他们原本应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公务员、教师等薪水阶层尤甚，不但拿到手的薪金业已缩水，原先的储蓄更血本无归。到了1946年8月，国民政府不得不将法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由2020∶1调至3350∶1，而年底的时候，黑市汇率已达6500∶1。[71]原处中立地位的黄炎培被迫含泪甩卖百衲本二十四史以换得食米，卖字为生，并以传统中国文人的口吻自嘲道：“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作官，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请君谅焉，我非高抬身价趋人前，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72]年轻一点的罗隆基说过：“在主义上我始终不愿作无意识的攻击，无结果的纷争……政治组织，总要拿保障人民的生命做出发点。保障人民的生命，是任何政府最低最低限量的责任。假使政府连这点最低最低限量的责任都负担不起，他有什么资格来要求人民的服从，人民的拥护，人民的爱戴？”[73]国民党的法统地位业已失却了抗日胜利后炫目的光环，而从根本上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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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广大的沦陷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则是自掘坟墓。出于道德偏见，蒋中正本就对那里的人民怀有深刻的不信任，又因为政府财政捉襟见肘而实行与民争利的财政金融政策。早在抗战胜利之初，美国财政部的苏联间谍怀特就劝告国民政府以掠夺的方式收复东北，抬高法币汇率，“例如假定满币一元值法币五十元，应定为二十五元对一”。[74]后来，金融专家冀朝鼎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而被国民党所采纳。例如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汪精卫政权发行货币200元只相当于法币1元，而汪政权的200元是以1∶2收取日本军用券的400元得来的，而日军用券的400又是以1∶1的平价相当于战前法币的400元，姑且不论重庆法币的现实购买力，单就票面而言，沦陷区的货币只相当于战前1/400，更不要说当时法币已经滥发得相当厉害，掠夺民间财富甚至比日军还要厉害。上海的批发价格指数1946年内就增加了7倍。又如按6折兑现战时发行的黄金储蓄券，甚至不承认美金储蓄券的政策，无不动摇了政府的信誉。[75]国民党更把沦陷区的工厂大多作为“敌伪”产业而关闭劫收了，事实上也降低了中国经济急需的生产能力，造成了大量失业和物价飙升。[76]连反共的李璜也承认：“复员而成为国家大患者，倒还不是饥饿的人民，而是少数大小军人、大小官吏与奸商败类勾结，趁接收沦陷区域，大发混财，等于强盗一般，真所谓人欲横流，风纪荡然，国民政府的信用为之破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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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难包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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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月12日雅尔塔密约的解密，中国各地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莫斯科自觉东北是块已经咬在嘴里的肉腩，要它再吐出来实在心有不甘，这种不甘化作对美国乃至国民政府的深深怨恨。3月初，苏联开始由东北撤军。从1945年8月算起来，占领期已超过半年以上。但直至此时，斯大林仍没有下定决心要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去打败国民党，偏偏在东北的苏军又大开方便之门。2月23日，苏军再次鼓励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78]中共中央积极利用了国内的反苏浪潮。毛泽东准确估计到“苏军在东北似乎又暂时可放手一些”。3月5日，延安指示东北局“乘此时机”，要求苏军配合迅速剿匪，并尽可能将中小城市尤其是“南满南段、中东西段某些城市”交予中共。当苏联从抚顺、铁岭乃至沈阳撤退的时候，他们只通知中共东北局去接收，并针对国民政府的反苏言行指出“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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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苏军的态度促使毛泽东大胆重拾占领大城市的信心，从3月中旬开始火药味再度浓烈。3月9日，沈阳卫戍司令科夫通突然接到上级命令：“最迟3月11日从沈阳撤退，将全部政权移交给中国人”。[80]一方面，特罗增科（Троженко）告知锦州国民党代表团苏军将于15日撤离沈阳，“无须办正式接防手续”；[81]另一方面，沈阳苏军将13日撤空的消息通知中共东北局，希望他们“迅速攻入沈阳”。彭真和林彪“照顾友方意见”，立即制定了包括切断沈阳电源、粮食、燃料供应等内容的大型破坏计划，并请示延安。然而，刘少奇因奉行早先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政策，命令彭真“沈阳不必去占”，“水、电厂应加保护，不得破坏”。而毛泽东则在致重庆及东北局电中以支持的口吻，着重强调“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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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刚刚访问延安的马歇尔以为局势缓和，返美述职，东北事态失去了原本有限的监督。此时在东北的中共正规军已达341200人，包括南满105501人、西满76011人、北满73115人、东满57125人、直属队12600人、朝鲜师等16000余人。东北局复又命令4月5日前在当地征兵19000人。[83]彭真报告说，苏军批评他们对美国人过于礼貌，并称不能让国民党控制长春以北地区，“东北友人态度甚硬”。3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东北的苏联友人态度强硬，重庆的苏联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不要全听”。[84]16日，苏军再次明确表示凡其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希望中共“放手大打”。彭真在未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已同意黄克诚部夺取四平。[85]17日，毛泽东电令彭真：“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时间愈快愈好，“造成优势，以利谈判”。[86]延安继而呼出口号“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87]毛泽东此时的意图就是以实力证明中共可以守住北满，赢得苏联的支持。因此，小小四平在毛泽东的眼中就是大半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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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是长春的西南门户，位于松辽平原和东南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是随着近40年来铁路交通的兴起而形成的枢纽，南满铁路贯穿其间，向东可达梅河口而西至通辽，四通八达。鉴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蒋中正已确定为辽北省的省会，但驻守的只有空降的省主席刘翰东和6000多名收编的前伪满洲国士兵，国民党军主力尚驻沈阳。前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新一军从华南或空运或海运，已至南满。按照蒋3月13日下达给新一军代军长郑洞国的命令，国民党军应于4月2日开入四平。新一军现军长孙立人，毕业于马歇尔的母校弗吉利亚军事学院，曾随史迪威一起征战缅甸丛林，1944年夏由新三十八师师长升任此职，此时随商震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会议。[88]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出身黄埔六期骑兵科，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机械化骑兵专业，原和孙立人一样属史迪威、郑洞国辖下，同一时间由新二十二师师长扩编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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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中共原苏北（新四军）部队开始进攻四平飞机场。苏军帮助林彪由长春运兵南下。次日，战斗正式开始，四平守军难以抵挡中共主力军队的猛攻。中共顺利于17日占领四平。3月19日，沈阳国民党军主力一分为二，新一、第七十一军从两个方向上进发四平，新六军的目标则是南满重镇本溪。由于春季冰雪初融，道路泥泞，再加上中共军队毁坏了铁路和桥梁，国民党军的机械化部队行速缓慢，到了3月24日北上部队才推进至铁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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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艰难进行中。按照延安当时的打算，在占据有利地位后谈和，而美国则帮忙要价。正如周恩来3月19日报告所称：“美国要中国安定才能借给大笔款项，目前蒋不敢表示破裂”，“故我们目前的方针是把握蒋美矛盾及蒋之两面派弱点，用全力打击其反动一面”。[89]3月23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局利用“美方急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心理，在可能的协议达成以前，“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空前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90]24日，毛泽东在“美苏、中［蒋］苏关系业已改善”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放弃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铁路全线的打算，命令东北局“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如得允许，则“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91]26日，周恩来与马歇尔留守代表吉伦（Alvan C. Gillem）中将谈判，指责“政府在东北不断增兵，扩大内战”，要求“马歇尔在美交涉［国民政府］借款一事，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必影响整军的进行”。[92]3月27日，国共美三方签订《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采纳的是中共的意见，是个“调处”协议，并无停战规定，与3月11日马歇尔的建议相去甚远。共产党方面充分利用这个软弱无力的协议，命令东北局在苏军撤退一两日内抢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一经占领，则停战小组即便派往亦只能承认既成事实。[93]吉伦后来对重庆调来的苏联驻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抱怨说：“［国共］双方对自己承担的义务都没有责任感……在执行部，他们签署自己并不打算履行的文件。美方除了签上名字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还不知道这些协定文件并不具任何实际意义”。[94]中共中央向来要求所属部队“灵活执行”执行部所发出的命令。[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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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军完全控制了事态的节奏。国共美三方协议签字当日，苏军特罗增科中将即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将于四月三十日撤完，至长春以北地区，不能等待国军到达接防，只能将防务交予地方现存武力”，明显“对东北北部五省别具怀抱”。[96]莫斯科再度玩起两手，一面对中共东北局提出接管长春的要求“未能允许”，另一面又告诉他们“现在应彻底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并积极运输中共军队布防。[97]蒋中正获报：“四月三、四等日由哈尔滨开长春北德惠之布海站下车十三列车，载‘共军’约一万五千名，哈拉屯六列车，载‘共军’约一万八千名，四月四日由双城开至德惠‘共军’一列车”。[98]蒋中正所不知道的是，哈市苏军4月25日撤离的时候，除了“两铁甲车，并可能有一部武器”之外，还送予中共“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99]而华盛顿惮于内战之名，极力限制对国民党的军火供应。据国新一军军需官周以德回忆，美国给的“只有食物，没有弹药”，“这也是最后一次的补给……供应了所有御寒衣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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