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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四平外围战打响。次日，停战执行小组飞抵150公里以外的梅河口。而与此同时，林彪致电毛泽东：“我此刻已到四平街……此次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6日，毛泽东回电表扬说：“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101]既然认定是“关键”，毛泽东开始“心绪不宁”，8日又电，亲自过问兵力配置、后勤补给、兵源补充等问题，甚至细致地指导说“破路极关重要……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而且不论已占未占均“须大破”。[102]在战斗初期，林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取得了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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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月16日，四平仍在中共手里，长春亦将为其攻占。蒋中正急令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此时凡可在后方抽调之部队，如在沈阳及锦州附近者，应皆抽调至四平街之前方……虽后方空虚一时，亦无所顾虑”。18日，他意识到中共“必将在长春或公主岭与国军决战”，命熊式辉“切勿轻进”，甚至给予了超越长春城市本身的价值判断：“决战关系重大，必须计出万全，而长春得失与收复迟早无甚紧要也”。[103]至此，国共双方的决战终于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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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当马歇尔从美国经北平飞返重庆的时候，国民党新一军向四平发动猛攻。蒋中正告诉他，你以前争辩说，共产党会履行他们的协议，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未能交出2月25日规定三周内交出的军队序列，他们进攻了长春，他们也拒绝继续恢复华北的交通。蒋甚至表示，他考虑完全撤出东北，然后交给国际解决。对此，马歇尔表露了他对国共双方的态度。他说：“共产党进攻长春明显违背了他们的协议，但同时我也感到中国局势中本来存在的深刻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径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他明确反对蒋的抗苏企图：“我反对他的看法即他或许决定要撤出满洲，或者实行一次重大撤退。我认为仍有相当希望可以达成妥协，对政府来说，这远比一次可能的撤退要更为有利。”毫无疑问，马歇尔对国民党的不信任要多于对中共：“我不同意他关于共产党拒绝继续恢复交通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在批评政府交通部人员的态度方面更有话说”；“国民党曾经有过在满洲取得和平的机会，但却没能把握住”。[104]而蒋中正此时已不得不依赖马歇尔的判断，他很快就抛弃了与苏联妥协的愿望，拒绝了斯大林的访苏邀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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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4月29日，马歇尔在返华10天后，第一次向周恩来承认失败，自己将退出调处。可想而知，他未来253天滞华期间所做的只能是继续对蒋施压。周恩来及时报告延安：“马艳［29日］晨见周……他已智穷力竭无法再从事调停，希望国共直接会谈……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当晚九时亦将他告周之话告蒋及他将停止调解……马虽如此，但尚为我们组织飞机和寻找［南京］房舍”。如同对待史迪威那样，周恩来成功地向马歇尔推销了以下观点：（1）无法停火是蒋不承认东北有中共武装造成的，“只有‘剿匪’，并无调处”；（2）蒋只有“被迫时他才做一些让步”；（3）蒋“有过多少机会给他去接收长春路，他不去……不忙于接收”；（4）中共“主张停战，从未说应该打……主张派小组去，把一切冲突停止下来”；（5）“在联合政府未成立、东北内战未停止前，美国不要借款”。他的意见比蒋的意见管用。周恩来自签署整军协定之后即改变原来态度，开始反对美舰运送国民党军赴东北，而蒋中正则反对对此限制，并坚持再向东北运送两个军。即便国民党在美国协助下运至东北军队的数目还未及整军协议一年内的限额，而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下却早已扩军超出同期限数的10倍有余，但马歇尔仍因周恩来的抗议而拒绝了蒋中正的要求。[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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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四平方面国民党军暂停了进攻，双方进入相持阶段。28日，毛泽东发生了动摇，他致电林彪：“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5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兵力……如我能于5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否则似以早日停战为有利”。[107]29日，周恩来在重庆继续对马歇尔施加影响，积极主张马上停火。[108]30日，他电告毛泽东：“一切问题须看一周变化，从国际四外长会议直到保卫长春之战。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109]于是，毛泽东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场：“时局正在变化，明后天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而东北局已至极限，在5月1日给毛泽东的复电中，恳求道：“我所占地区已达饱和点，同时我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若能停战停运，求得一月之休整……纵然停而复打，对我亦无大害处”。毛泽东考虑利用马歇尔谈判并在停战前取得最大利益，于是电令“东北全党、全军努力奋斗，克服困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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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至5月3日，杜聿明亲自指挥本溪作战，成功收复，随后北进，集中全力攻打四平，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林彪还试图在四平以南双庙子地区断敌后路，迫使杜聿明从南满甚至关内抽调部队增援。彭真再度下令紧急征兵1.7万人。[111]东北局总卫生部也提出要求：“按大决战最高伤亡数为1万人计，最低需补充纱布130大［匹］，绷带、白布100［匹］，脱脂棉300磅”等。[112]毛泽东在5月13日对林彪还有信心，并拒绝了马歇尔要中共撤出长春的交涉。5月14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对四平实施总攻。15日，毛泽东除继续令林彪“坚守四平”以外，再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18日，林彪不支，最终“大踏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孙立人从美国赶回指挥，新一军于19日夺回四平。[113]是次决战以国民党的胜利而告终。22日，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国共两党，建议中共撤出长春、国民党不进兵、各方协商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毛泽东立即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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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一役对林彪主力部队造成重创。他向延安报告：“我各被插断部队尚未归队，且一时难归队。部队未穿上单衣，粮食困难，宿营地困难，部队逃亡现象严重，士气日益涣散，战斗力薄弱……现在吉林以东的部队如不向南移或北移，则无衣食”。中共已无力守长春，乃至哈尔滨等类似的大城市，并做好了在东满山区打游击的准备。[115]黄克诚电告：“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116]参与四平西南高地争夺战的单印章，所属新四军三师（前身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黄克诚部七旅是主力部队，他回忆说：“我当时是十九团的，两千几百人，伤亡了一千五，还有六、七百人。这六、七百人，说起来六、七百，勤杂人员、机关干部、连以下干部，一个连［只剩下］十个、八个，有好几个连打光了”。[117]5月21日，毛泽东给各军区司令员发布指示称：“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或“作战暂勿举行”等。[118]此时中共中央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急切指望马歇尔实现停火，予林彪以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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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马歇尔这时与其说已完全丧失了对中共谈判的主动权，还不如说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东北及华北不断恶化的军事冲突与他来华的任务日益格格不入。为了达成停火，他积极对蒋中正施压。必须强调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已经完全不相信国民政府能够收复东北，但更不愿为中国而与苏联在东北发生正面冲突。马歇尔在5月10日就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军队应集中于南满”，并只“增加一个师，维持［整军协定中国共］5∶1的比例”。他要蒋“同意让共产党军队，作为将来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配置在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一线”。[119]他担心蒋攻占长春，甚至在哈尔滨以西驻军，都将惹恼延安而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武装干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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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受制于美国而没有把握住决战后的有利形势。杜聿明原本积极乘胜追击，并已捕获林彪的详细撤退计划。[121]蒋中正无可奈何道：“我中央军则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122]迫于马歇尔持续增强的压力，他先命白崇禧前去督和，后于5月23日亲自飞往沈阳。但就在同一日，杜聿明占领长春。这种突如其来胜利使蒋中正觉得“关于东北军事政治与对俄、对共、对美方针应作重新考虑”。他暂时顶住了马歇尔的压力，默许了杜聿明继续追击。[123]国民政府此时创设国防部，首任部长白崇禧积极主张乘胜消灭林彪。[124]国民党军一直推进到松花江的北岸，新一军五十师“过松花江后即命停止前进”。[125]哈尔滨已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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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于5月28日在沈阳给马歇尔去信，摆出谈条件的姿态。他要求马歇尔：“你必须取得共产党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将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东北率先实行。你必须立即制定并告知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具体措施……为确保共产党的诚意起见，希望你对你所参与一切协议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共产党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协定。”这样，他可以同意停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在30日看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他根本就没有理睬。翌日，他继续对蒋施压：“我未收到你对我5月29日［要求立即停战］电报的答复……我的调处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本人正直的地位即将受到严重质疑”。[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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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中正终于又一次屈服。他仍幻想着可以同时获得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另外也希望能巩固南满已经占领的地区。他寄希望于中共遵守三个月前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整军方案。毕竟根据该方案，中共1946年在东北得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蒋同意他们“可以驻扎在黑龙江省的新边界以内”。[127]6月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为躲避马歇尔而待在北平的蒋中正报告：马歇尔非常生气，要蒋立即返回南京。蒋为“勿伤对马个人之情感”，虽感“痛心与耻辱极矣”，而顺从于马氏压力，并做出了他后来抱悔终身的决定，同意“立即停战”。[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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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周恩来欣然接受马歇尔所提停火计划，并希望将蒋中正提议的10天期限延长至一个月，“至少二十天，要停止进兵、进攻、追击，还应包括停止运兵”。[129]5日，双方最后商定停火15天。东北停战令自6月7日正午生效。而就在7日当天中共攻占了吉林市东的铁路枢纽拉法（今属蛟河市）。[130]周回延安，毛泽东指示林彪：“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131]他在给其他军区的指示中说：“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132]周恩来也要求“积极备战”。[133]6月20日，蒋再次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将停火延迟至月底。他以为中共军队主力已在决战中被消灭，余下的不足为虑。他真的想错了。中共此时在东北的策略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134]从此，林彪得以哈尔滨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秋后总结：“过去［7-9］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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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战后，苏军明确要求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解北满之围，甚至表示可以从朝鲜海运武器弹药至中共力量占优势的山东支援。[136]从5月底开始，一条自朝鲜经安东至烟台的武器供应线开始流动。陈毅部接收到的第一批物资即有“八二重机枪三十挺、子弹四十万发、炸药一万箱及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像机等”，他们以“一千瓶白兰地”回赠。[137]毛泽东随后于6月初命令刘伯承、陈毅所部立即攻取长垣、泰安等地，以为“报复”。[138]6月22日，毛泽东更明确下令：“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又令“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渤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139]蒋中正则急调两个军赴山东，一个守济南，一个守青岛。这正中毛泽东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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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虽在东北失利，但却因此转机，抛弃了分兵攻守城池的方法，发挥自己擅长运动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将占地守城的负担丢给南京，重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7月16日，毛泽东以晋冀鲁豫陈赓部为标杆，宣传以多打少、以少胜多的战略：“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火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140]20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军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141]他并切实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全军。简单来说，就是搁置占地攻城的请示，但凡保证歼敌的，即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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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中正则在6月26日晨，发动了对中原宣化店地区的合围。宣化店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仙花店，它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盆地上，竹竿河徜徉其间，是个武陵源一般的去处。然而就在国民政府胜战东北的时候，中原的战火也在这里点燃了。从1945年秋天开始，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就被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以26个师的兵力包围在这一地区，准备“围剿”。1946年4月11日，蒋中正密令胡宗南：5月4日发起进攻，5天结束战斗。胡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熊向晖立即向延安报告了此事。[142]4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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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军将向中共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为制止内战，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当即赞同周恩来的提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处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Henry A.Byroade）于5日由北平直飞汉口。6日早晨，大雨滂沱，白鲁德、周恩来和王天鸣代表三方，乘吉普车奔赴武汉以北100公里的宣化店，8日上午11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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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美军已经做好了帮助政府围攻华中中共军队的准备。据共产党员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回忆，身为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的白鲁德准将在如厕的时候告诉这位美国小伙子：“［新四军第五师］这些人将会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红军是国军的十倍，政府打不赢。但是在这里国军却占上风，我们打算让他们消灭共军”。李敦白将这些话告诉了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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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宣化店遭到进攻的电报，毛泽东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阿洛夫，告诉他“这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是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他当然是说给斯大林听的。[145]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华东局就报告：“我们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蒋］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翌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只须事先征得他的同意。[146]东北失利之后，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中原的指示电中说：“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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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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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必须面对马歇尔转加的压力。但马歇尔手中并没有能制约中共的牌，他所能做的只有压蒋和共。[148]在蒋看来，“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本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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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希望以承认东北现状来换取中共让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和山东。他不满于蒋对中共的强硬态度。6月9日，他为了向中共示好而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像罗斯福于二战期间归还苏联密码本一样，马歇尔将周恩来前一天遗失在他专机上的笔记本“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派副官当面交还。这个笔记本上记有中共高级情报人员熊向晖在南京的住所和一个“熊”字。[150]如果将之透露给国民党方面，那么熊向晖就很容易暴露，也就断绝了日后与中共性命攸关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但马歇尔显然不相信蒋中正，反而选择了周恩来，没有把资料交给国民政府。6月13日，马歇尔在给蒋的备忘录中说，中共不可能接受政府对军队配置提出的对案，“谈判的目的是使国民党不遭受困难，除非攸关重大利益问题，否则应避免提出会拖延谈判和根本不会被接受的条件”。[151]但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彼此都不会满足于对方开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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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对蒋一切军事援助。由于美械对弹药及补给的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的环境下，国民党军战斗力大大受限。[152]一位东北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承认：“国军的胜利主要依靠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一旦这些军火补给被切断，他们就无法继续取胜”。[153]而曾主导国民党军改革的魏德迈四个月后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中，激烈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军绝大部分装备是美式的。如果我们不继续卖给他们军火来补给这些装备的话，他们将在军事战役中极大受挫。同样，还取决于中共自外界获取援助的程度，但那却是非常、非常隐晦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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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它的“冷战檄文”，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55]稍后毛泽东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卫战争”，称中共“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156]他获得了斯大林的秘密支持。苏军在东北大连培训从未见过坦克的华东部队军官如何对付美式重武器。[157]中共明确告诉美国驻华人员：“中共对国共问题与对美态度不能脱离莫斯科之关系”。[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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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战火又由苏北燃起。当日，毛泽东给华中局的指示原本是“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159]华中局粟裕则“先发制人，大胆试战”，以6∶1的局部优势兵力率先进攻了泰兴、宣家堡等地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李默庵辖下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160]李默庵在黄埔时期曾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共，后因中山舰事件退党，但与中共时有往来，原本对“剿共”就不大积极，这次亦采中庸战术，分进合击。而粟裕则是以老区地利，集中一点，坚持以多打少。随即国共在如皋、海安、黄桥等地大规模交火。双方损失惨重。讽刺的是，双方高层都获报捷。粟裕说，谨遵延安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精神，“灵活出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以1.5万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并5个交警大队（厚戴笠“忠义救国军”改编）共5万-5.3万人。[161]李默庵则报告说，占领重镇海安，“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使“苏北共军大势已去”，伤亡“二三万人”，自身损失约4万人，他后来回忆说“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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