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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于5月28日在沈阳给马歇尔去信，摆出谈条件的姿态。他要求马歇尔：“你必须取得共产党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将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东北率先实行。你必须立即制定并告知实行军队整编方案的具体措施……为确保共产党的诚意起见，希望你对你所参与一切协议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共产党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协定。”这样，他可以同意停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在30日看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他根本就没有理睬。翌日，他继续对蒋施压：“我未收到你对我5月29日［要求立即停战］电报的答复……我的调处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本人正直的地位即将受到严重质疑”。[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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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中正终于又一次屈服。他仍幻想着可以同时获得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另外也希望能巩固南满已经占领的地区。他寄希望于中共遵守三个月前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整军方案。毕竟根据该方案，中共1946年在东北得有三个师的兵力，而且蒋同意他们“可以驻扎在黑龙江省的新边界以内”。[127]6月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为躲避马歇尔而待在北平的蒋中正报告：马歇尔非常生气，要蒋立即返回南京。蒋为“勿伤对马个人之情感”，虽感“痛心与耻辱极矣”，而顺从于马氏压力，并做出了他后来抱悔终身的决定，同意“立即停战”。[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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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周恩来欣然接受马歇尔所提停火计划，并希望将蒋中正提议的10天期限延长至一个月，“至少二十天，要停止进兵、进攻、追击，还应包括停止运兵”。[129]5日，双方最后商定停火15天。东北停战令自6月7日正午生效。而就在7日当天中共攻占了吉林市东的铁路枢纽拉法（今属蛟河市）。[130]周回延安，毛泽东指示林彪：“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131]他在给其他军区的指示中说：“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132]周恩来也要求“积极备战”。[133]6月20日，蒋再次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将停火延迟至月底。他以为中共军队主力已在决战中被消灭，余下的不足为虑。他真的想错了。中共此时在东北的策略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134]从此，林彪得以哈尔滨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毛泽东秋后总结：“过去［7-9］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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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战后，苏军明确要求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解北满之围，甚至表示可以从朝鲜海运武器弹药至中共力量占优势的山东支援。[136]从5月底开始，一条自朝鲜经安东至烟台的武器供应线开始流动。陈毅部接收到的第一批物资即有“八二重机枪三十挺、子弹四十万发、炸药一万箱及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像机等”，他们以“一千瓶白兰地”回赠。[137]毛泽东随后于6月初命令刘伯承、陈毅所部立即攻取长垣、泰安等地，以为“报复”。[138]6月22日，毛泽东更明确下令：“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又令“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渤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粟裕、谭震林主力对付江北之敌”。[139]蒋中正则急调两个军赴山东，一个守济南，一个守青岛。这正中毛泽东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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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虽在东北失利，但却因此转机，抛弃了分兵攻守城池的方法，发挥自己擅长运动战的优势，扬长避短，将占地守城的负担丢给南京，重新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7月16日，毛泽东以晋冀鲁豫陈赓部为标杆，宣传以多打少、以少胜多的战略：“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火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140]20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军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141]他并切实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全军。简单来说，就是搁置占地攻城的请示，但凡保证歼敌的，即刻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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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蒋中正则在6月26日晨，发动了对中原宣化店地区的合围。宣化店原本有个好听的名字——仙花店，它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的盆地上，竹竿河徜徉其间，是个武陵源一般的去处。然而就在国民政府胜战东北的时候，中原的战火也在这里点燃了。从1945年秋天开始，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就被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以26个师的兵力包围在这一地区，准备“围剿”。1946年4月11日，蒋中正密令胡宗南：5月4日发起进攻，5天结束战斗。胡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熊向晖立即向延安报告了此事。[142]4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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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指出国民党军将向中共中原解放区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为制止内战，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马歇尔当即赞同周恩来的提议，并表示他可以派北平军调处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Henry A.Byroade）于5日由北平直飞汉口。6日早晨，大雨滂沱，白鲁德、周恩来和王天鸣代表三方，乘吉普车奔赴武汉以北100公里的宣化店，8日上午11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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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美军已经做好了帮助政府围攻华中中共军队的准备。据共产党员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回忆，身为军调部执行处主任的白鲁德准将在如厕的时候告诉这位美国小伙子：“［新四军第五师］这些人将会被抹掉（wiped out）。我最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红军是国军的十倍，政府打不赢。但是在这里国军却占上风，我们打算让他们消灭共军”。李敦白将这些话告诉了新四军司令员李先念。[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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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宣化店遭到进攻的电报，毛泽东找到苏联驻延安代表阿洛夫，告诉他“这是一个信号，是国内和平彻底破坏、国内战争全面开始的第一枪”，“是内战的开始！是蒋介石对我们的挑衅和正式宣战！”他当然是说给斯大林听的。[145]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华东局就报告：“我们已集中六、七、八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五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蒋］顽军之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翌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只须事先征得他的同意。[146]东北失利之后，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中原的指示电中说：“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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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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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必须面对马歇尔转加的压力。但马歇尔手中并没有能制约中共的牌，他所能做的只有压蒋和共。[148]在蒋看来，“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本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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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希望以承认东北现状来换取中共让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和山东。他不满于蒋对中共的强硬态度。6月9日，他为了向中共示好而做出了一个重要举动。像罗斯福于二战期间归还苏联密码本一样，马歇尔将周恩来前一天遗失在他专机上的笔记本“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派副官当面交还。这个笔记本上记有中共高级情报人员熊向晖在南京的住所和一个“熊”字。[150]如果将之透露给国民党方面，那么熊向晖就很容易暴露，也就断绝了日后与中共性命攸关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但马歇尔显然不相信蒋中正，反而选择了周恩来，没有把资料交给国民政府。6月13日，马歇尔在给蒋的备忘录中说，中共不可能接受政府对军队配置提出的对案，“谈判的目的是使国民党不遭受困难，除非攸关重大利益问题，否则应避免提出会拖延谈判和根本不会被接受的条件”。[151]但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彼此都不会满足于对方开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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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6年7月29日起，美国中止对蒋一切军事援助。由于美械对弹药及补给的需求量较大，在军火禁运的环境下，国民党军战斗力大大受限。[152]一位东北前线的国民党军官承认：“国军的胜利主要依靠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一旦这些军火补给被切断，他们就无法继续取胜”。[153]而曾主导国民党军改革的魏德迈四个月后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讲话中，激烈批评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国民政府军绝大部分装备是美式的。如果我们不继续卖给他们军火来补给这些装备的话，他们将在军事战役中极大受挫。同样，还取决于中共自外界获取援助的程度，但那却是非常、非常隐晦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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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它的“冷战檄文”，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是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55]稍后毛泽东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卫战争”，称中共“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156]他获得了斯大林的秘密支持。苏军在东北大连培训从未见过坦克的华东部队军官如何对付美式重武器。[157]中共明确告诉美国驻华人员：“中共对国共问题与对美态度不能脱离莫斯科之关系”。[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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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战火又由苏北燃起。当日，毛泽东给华中局的指示原本是“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159]华中局粟裕则“先发制人，大胆试战”，以6∶1的局部优势兵力率先进攻了泰兴、宣家堡等地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李默庵辖下整编第八十三师的两个团。[160]李默庵在黄埔时期曾经陈赓介绍加入过中共，后因中山舰事件退党，但与中共时有往来，原本对“剿共”就不大积极，这次亦采中庸战术，分进合击。而粟裕则是以老区地利，集中一点，坚持以多打少。随即国共在如皋、海安、黄桥等地大规模交火。双方损失惨重。讽刺的是，双方高层都获报捷。粟裕说，谨遵延安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精神，“灵活出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以1.5万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并5个交警大队（厚戴笠“忠义救国军”改编）共5万-5.3万人。[161]李默庵则报告说，占领重镇海安，“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使“苏北共军大势已去”，伤亡“二三万人”，自身损失约4万人，他后来回忆说“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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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从7月14日起避居庐山，不是避暑，而是避马。7月18日，马歇尔携新任驻华大使、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飞到庐山见蒋，两人又起小摩擦。据司徒大使叙述，“餐后，各位先生齐聚一堂，蒋总统即询问马歇尔将军对最近事态的看法。马歇尔将军……非常直白地谈到了昆明两次不幸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恶劣影响。总统显然有些尴尬”。而马歇尔将军事后解释说，“是蒋总统那时问的一些问题自己招惹的”。[163]经历这次小摩擦，马歇尔更加确信中国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蒋中正和他的国民政府。在停火整军无一兑现之际，马听从司徒建议将调处又转到组织国府委员会上去。这实质上重蹈了赫尔利的覆辙。国共双方遂于外交上展开了争夺画饼的口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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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马歇尔再次登庐，转述周将停战与改组政府相联系的建议。8月5日，蒋中正提出对案，即中共须接受5个条件：（1）退出苏皖边区；（2）退出胶济线；（3）退出承德；（4）退出东北除新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延吉以外地区；（5）退出6月7日后所占领的晋鲁地区。在刘斐假意的奉承声中，蒋还以为由于亲自指挥，山东陈毅部已被歼十之六七。[164]他满心欢喜地告诉马歇尔：如果阁下有耐心的话，就能看到瓜熟蒂落——共产党将会主动寻求马的帮助并做出必要让步来达成协议。马歇尔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165]其时周恩来只需抓住两点即可无往而不利，一是政协决议，二是国共对等，都是蒋的软肋，而又是马歇尔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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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马都不知道仅在7月15日至8月7日，苏军就秘密由海路运给陈毅步枪12145支、重机枪182挺、轻机枪56挺、掷弹筒167个、大小炮7门、刺刀11164把、子弹10212840发、炮弹43588发（2000发九二步兵炮炮弹，余为山炮弹）、掷弹筒弹6700发、炸药219900斤。[166]这条补给线除8月中旬将弹药运去东满之外，在1946年5月下旬至10月25日期间一直工作，而且运送武器弹药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水平。[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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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开始，中共东北局正式在平壤以“利民公司”名义设置办事处，一直经营与朝鲜和苏军之间的物资交流，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军火货物经由四条交通线路秘密流动：苏联以大连为中转，实现朝鲜终年不冻港南浦、罗津至山东半岛的海运；陆路运输则利用朝鲜的铁路网，以南满的安东（今丹东）——新义州或辑安（今集安）——满浦和东满的图们——南阳为进出口岸。有据可查的包括：“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硝酸钾和丙酮是主要制爆品。除此之外，输入的军用品还包括硫酸、甘油炸药、苦味炸药等。1946-1949年，苏朝通过上述线路运给中共的，有两千多车皮的日军作战物资，另外还有苏军的“国际主义支援”。据不完全统计，输入物资在1947年1-7月达到21万吨，1948年更有30.9万吨；过境人员1946年7-12月达3000人次，1947年过万，1948年仅图们一口就有8685人次。同期中共方面则至少输出了5万吨粮食及其他物品。[168]陈毅的参谋长陈士榘为了证明当时山东野战军炮兵实力强劲，曾在回忆录里透露：“弹药是从东北运来的，比较充足，随时可以补充”，“从东北军区、东满军区经海上运到山东的，储存在滨海山区，可以随时补充”。[169]因此，中共当然不会同意蒋中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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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中共部队还收到来自美国的“额外”援助。美国际救济总署[170]从是年初开始向中共提供大量的药品、食品和纺织品，还有汽车、汽油、柴油、机油、润滑油等物资和工农业器材，总重约61105吨，约值美金1000万元，超过救总援华总吨数的2.5%。按照协定，运费、工资约548亿元法币尚需国民政府支付，而运载工具则由美国供给。有两个美籍救总官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出生北平的詹姆士·格兰特（James P.Grant，后来赤脚医生运动的鼻祖），和宋庆龄、叶剑英关系密切；另一个是路易士（Lewis），他与陈纳德组建的CAT空运公司（CNRRA Air Transport）签立合同，用飞机在几天内将一大批贵重物资和现金经开封运至晋冀鲁豫或苏皖边区。[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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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将救总援助的物资几乎都用于军事。山东作为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在一份有关美国救济物资发放的总结报告中称：“大部物资均用于支前或军工建设，对于自卫战争实起了相当作用。”为了军用，干部会做两本账，“表面计划”由美国共三方讨论决定，但实际上，美国救济品运到中共辖区后，由其派去的司机、工人卸运，完全控制了物资的发放和使用。联总虽有代表到场，但根本无法监督；共产党方面有时亦会主动邀请联总代表参观某些有组织的发放，以去疑心。[172]救总一次就拨给卡车、吉姆西（GMC）牌货车、工程车、加油车40多辆，外加零配件和汽油，这些物质“主要用于军运”。正是救总给予的汽车装备，使得晋冀鲁豫军区的现代化运输初具规模（之前用畜力和木炭车），“汽车和修理工具才得到初步改善”，及时完成了战场前线的“军需运输任务”。中共还对救总方面“申明参加军运的是缴获的国民党汽车，一面编造运输单据争取了不少零配件和油料”，长此以往竟未暴露。[173]黄河工程款也被用于抢购布匹药品等物资。[174]另据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周志坚回忆，“抗战胜利时，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援山东的物资，一直存放在仓库里”，他曾为自己的部队要来一批毯子，每个人发一条，每匹马发两条，垫在鞍子下面，“这些毯子当时确实解决了部队野外露营和防雨防寒的问题”。[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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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马歇尔向媒体发表公开声明，再次为调处失败铺路。也就在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像他的前任一样，签署了一封马歇尔拟定的给蒋中正的警告信：“倘若中国内部之和平解决办法，不即于短期内表现真实进步，则美国舆论对中国之宽宏慷慨态度，势难继续，且本人必须将美国立场重行审定”。[176]15日，恰为中国抗战胜利一周年之日，蒋中正接到了杜鲁门来电，悲愤莫名，认为语意侮辱，殊难忍受，对共产党一味迁就，而对自己“反以专用压力，以余为可欺也”，遂自欺欺人地故作宽大：“美之幼稚只可一笑置之”。[177]16日，马歇尔又赴庐山忠告蒋，政治解决比武力解决更有和平的希望，武力只会使国家走向灭亡。他相信周恩来有关中共愿意加入政府和愿意停火的表示都是真诚的。[178]蒋中正反问马歇尔：“中国非共党参加之政府，即不成其民主政府乎？”[179]然而，他不可避免地产生逆反心理，不禁对美国的任何建议都拒之门外，也不希望司徒雷登介入有关政协决议的讨论。[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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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蒋对马歇尔的质问，主持日常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显然有点心动，他特地询问远东司司长范宣德的意见。范宣德以民盟不会同意为由加以驳斥。在范宣德看来，蒋对政协决议的否定，更证实了他的成见（“prejudging”），进而主张抛弃美国政府自1945年年底以来对蒋原本就不太情愿的支持，明确“强烈反对给予处于大规模内战中的［国民］政府以任何实在的物质援助”。[181]他稍后宣称：“现在所有报告都表明俄国人并没有直接介入或者在物质上援助［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不愿在华出现与我们敌对并彼此公开军援交战双方的状况。因此，如果我们也避免给予蒋军以公开的军事支持，那么也就不会发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了——那就是我们与俄国人为争夺中国而展开的军事竞赛”。[182]这位“中国专家”完全无视美国记者已经公开的有关苏联在东北援助中共的报道。[183]中国对他们来说仍是列强的角斗场。而艾奇逊的论调更带有英国式殖民主义的色彩：“一些英国人时有表达他们的观感说日本将重新填补远东的权力真空，或至少发挥一种‘稳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远东并没有权力真空。貌似俄国和我们已经将之填补。因此，主要问题还在于调节我们与俄国人在那里的关系，避免我们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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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歇尔的主导下，美国已经中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到了8月中旬，杜鲁门正式以总统令方式禁止军火运华，包括禁止向国民党出售军事物资和飞机零件，该禁运令在以后10个月中将持续有效。[185]蒋中正唯有感慨：“马歇尔愤于国、共调停中梗，自七月份起，即已电请美国政府断绝一切对华援助，至此，复又制止我国向美国购买剩余军火之禁令，于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186]8月下旬，国务院拒绝为国民政府急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中正式”主力步枪子弹发放出口执照。[187]随后，又中止交付已拨中国的原订援建8又1/3个空军大队的租借法案剩余物资。[188]这就让人想起了1937年美国中立法案的影响。马歇尔其时曾对驻青岛的第七舰队司令库克（Charles M. Cooke，Jr.）提及：我们（美国）过去武装过中国（国民党）人，现在我们要解除他们的武装（disarming the Nationalists）。库克后来在参议院麦卡伦委员会上作证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异议：“当然，共产党人在满洲得到苏联充足的供应，有兵工厂运入的，也有从日本人那里缴械的枪和弹药。我们那时实际上明确地知道这一切”。[189]周恩来在半年前对美国“减少或暂停对蒋之军事援助”的设想，业已实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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