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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屡遭诟病的剩余物资买卖，其实真正是美军和菲律宾拣“剩”下来的，没有武器或弹药。8月30日，国民政府终于就购买美国战时在印度、中国及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部分物资签订协议，包括卡车、机器、交通器材、定额干粮、药品等。貌似援助，实则负担，因为大部分是国民政府用债权换来的，是买的，不是送的。国民政府还要负责这批物资繁琐的运输。马歇尔坦言：“这对目前的军事形势极少或全无关系，因为［国民政府］真正能够把任何如此大量非军事物资运入中国都要花费许多个月的时间”，“例如可能卡车运输就要四五个月，然后还要接收、整理才可以加以利用”。[191]即便要将民用物资转用于军事目的，也是大半年之后的事，但相应的消耗却是得不偿失的。就这样，美军在战时及战后拖欠因汇率纠纷而搁置的2412亿法币债务仅以剩余物资折1.5亿美元抵付，实欠尚巨。然而截至1947年5月中旬，上海物资供应局仅签收2500万美元的剩余物资，其中“以卡车为主”；新闻局长董显光公开表示“因运输工具之缺乏，迄今美方所交到惟全数之小部分而已”。[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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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国务院针对苏联在全球的意图给作战部发了一份备忘录，摘要传送给了马歇尔。美苏在华冷战较量的前景已然在望：“苏俄在华明确目标在于排除美国的影响并以莫斯科的影响取而代之。主要的担心是，假使美国因某个或某些原因撤出中国，结果将会导致苏俄在这一全球重要区域的战略性胜利……苏俄扩张，其影响将在不久的将来控制中国和满洲的人力、原材料和工业潜力。”这份备忘录甚至将苏联比作五年前的日本，美国将在中国海、东南亚、欧洲和中东面临苏联的全面威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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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务院遏制苏联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但陆海军方面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态度疲软。原因在于二战刚刚结束，复员成为美国民众和幸存军人的最大呼声，自然限制了战时膨胀起来的全球战略。年初的时候，海外驻军甚至发生了暴动，普遍要求回国。接替马歇尔为陆军参谋总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上任即萌生退意，被复员和预算两大问题弄得焦头烂额。[194]库克海军上将考虑苏联对朝鲜半岛的侵略时，首先想到的是把那里的美军撤到中国或者日本。[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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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内对华舆论战后一分为二。此时白修德与自己的老板鲁斯（Henry Luce）决裂已一年有余。以白修德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派和以鲁斯、霍华德（Roy Howard）为首的亲国民党派展开激烈论战。[196]亲共派对陆战队驻华、剩余物资买卖、500万美元贷款等政策进行了攻击。这当然与中共情报人员陈翰笙和美国共产党的联合活动不无关系。[197]却让原本一副事不关己模样的艾奇逊觉得十分为难，他向马歇尔诉苦：“我知道我们在华行动属于最高级别的命令，并且与我们的政策声明完全一致。但我觉得民众还未充分了解，尚有诸多误会，缺少一年来我们为贯彻总统声明付诸全部行动的确切消息”。[198]这时候，鲁斯帝国和霍华德报系起而应对，努力宣扬国民政府的好处。然而，这场论战使得冲突的解决更趋复杂，因为它暴露了国共两党太多的问题。[199]美国对华外交也因此完全陷入了一种举步维艰的境地，只能消极维持着原本注定失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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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也开始了他的国防缩减政策。美国当时对外债务已高达2800亿美元，通货膨胀仍在加剧，而且每年尚需支付80亿美元的退伍军人救济金。作为行政首脑，杜鲁门竭力保持政府的收支平衡。面对第80届共和党国会讨好选民降低税率的立法，总统不得不削减军费预算，并因此与海军部长弗雷斯特（日后首任国防部长）结怨。国会批准将陆军裁至66.9万人，杜鲁门进一步减到56万，实际仅为55.2万人。美国本土可以作战的陆军预备队，即马歇尔所称的1又1/3个师，实际上只有驻北卡的第八十二空降师而已。[200]因此派驻军事顾问团成为美国战后军事援助中国、希腊的主要措施。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驻华美军已由1945年的约11.3万人降至1.2万人以下，换言之，几乎90%业已撤离，而且“将进一步减至维护执行部美军人员及青岛机场、仓库所必需的人数为止”。[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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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恩来的外交打算，全在于“配合安全理事会苏方要求撤退美军”。他抓住马歇尔立即停火的要求，也吃透了蒋中正不会同意，因此一方面代替毛泽东表态中共可率先停战，以“证明拖打责任均在蒋”，从而进一步博取马与司徒的同情和信任；另一方面已抛弃马歇尔，开始针对马本人“连续发动新闻攻势”，“使调处执行部非宣告解散不可，则美军只有撤走”。[202]这使民盟众人对其突然激烈的反应甚为不解。[203]周恩来的策略又一次获得成功。8月29日，处于困境的马歇尔近于哭诉地向周恩来和盘托出自己与蒋中正的谈话细节。他虽然早已怀疑延安与莫斯科之间在舆论宣传上的秘密合作，但竟然还是试图以诚恳感动这位共产党外交家。马歇尔慨叹道：“我想我已经停止了几乎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但［共产党的］政治宣传还是指称如果国民党——或者政府——没有美国政府的军备支持就不可能再继续战斗一个礼拜”。[204]他在随后给杜鲁门的电报中，将调处僵局主要归咎于“政府军事领导人”——蒋中正，而中共的反应只是自卫。[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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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严峻压力下，蒋中正甚至考虑寄希望于苏联。入夏之后，苏联外交所表达出来的善意使得莫斯科的立场更加难以捉摸。四平、长春之失，证实了斯大林先前对中共实力的估计。他再次玩弄两手，一改先前对蒋强硬的态度，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示好，表示无意阻止中国的统一，并重申不支持中共的原则。[206]8月31日，蒋中正邀请彼得洛夫大使前往桂林的疗养胜地小住，借机表达了访苏的意愿：“我请您一有可能就转告斯大林大元帅，一旦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我想亲自去见他”。[207]但莫斯科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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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15日，马歇尔第八次上庐山，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议停战问题。蒋对马厌恶已极，并不为之所动，认为中共亦“反对美国、嫌恶马歇尔之调解”，反而自信占领张家口之后宣布停战，则中共必妥协而参与国大，或者国共之间可以直接谈判，也就可以把指手画脚的马歇尔踢开了。[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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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王炳南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中共渴望停火的夙愿，同时威胁说周恩来有可能退出和谈，并认为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王代表周公开否认中共接受过任何苏联援助，甚至将来亦不可能。[209]但他私下里却承认与苏联大使时有来往，并声称苏联愿居中调停。[210]周本人随后也表示退出谈判，他的声明已然“冷战”化：“美国好战分子误导下的政策，即变中国为美国反苏的基地和美国商品及投资的市场是不切实际的”。[211]中共的外交政策此时已明显带有苏联影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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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马歇尔在中共的压力下，向蒋发出了最后通牒：立即停战，否则彼自请杜鲁门总统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两人关系“非常紧张”。[212]他要蒋明白“美国现在的调停者是意志坚决之辈”，不会再容忍“委员长继续他三个月以来的攻势”。[213]当蒋看到这一通牒时无奈地记下：“马歇尔固执成见，专以压力加之政府，而不明了共党蓄意破坏美国调处之阴谋”。[214]周恩来其时已接到延安“不必继续挽留司、马”的指示。[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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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中正要的是张家口，与之相连系的是铁路和国大。占领此地具有很强的军事经济政治意义。在军事上看，张垣自古兵家必争，现在更是经由热察走廊勾连“关内共军与关外共军之陆路联络及关内共军之枪弹接济”的枢纽。[216]张家口通过铁路与北平相连，又是“屏翰神京”的北方门户。就经济而言，“喀拉干”（蒙古语名）本就是繁荣的贸易中心。桑干、潮白数条河流贯穿其间，土壤肥沃不说，盛产土豆、燕麦和皮衣。更何况它是（北）平（归）绥包（头）铁路干线上的重镇，山西的煤炭往往经此运出。从政治上讲，它是中共大区晋察冀的首府，是其在关内占据的最大城市。国民政府的统治自然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迫使中共派代表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国民大会，是蒋的一个炽烈愿望。问题的焦点就在张家口。蒋中正其实非常希望中共参加国民政府，但铁路又必须以武力来打通。蒋说，如果以武力取得铁路，共产党只能就范，又说“如果冲突停止了，就无法迫使共产党出席国民大会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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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做出了最后的妥协，于10月2日提出立即停战条件：（1）政府原同意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内中共8名，民盟4名，共12名，中共则要求14名（共10、民盟4），兹折中为13名，即中共8名、民盟4名、无党派名额中的1名由中共提名，中共应即提出其国府委员及其国大代表名单；（2）切实实施整军方案，规定中共军队18个师之驻地，应限期入驻。[218]中共以条件中没有专门提及张家口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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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盟各派代表与周恩来关系十分微妙。[219]梁漱溟、莫德惠和黄炎培三人本提出一个缓和东北局势的折中方案，即将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交中共驻军，铁路沿线的41个县城（包括中共占据的20个）由国民政府只派警察与县长，当时是得到了民盟与青年党代表一致的赞同，纷纷签了字，由梁、莫并李璜三人送予周恩来、黄送孙科、罗隆基送马歇尔。谁知前三人一到梅园，周已得沈钧儒、张申府二人密报，“匆匆一阅之后，立刻哭了起来，向漱溟大声哭叫道：‘我们错交了你这一个朋友了啊！我们以为你是好人，你这种东北方案，岂不害死我周恩来！毛主席知道了，他要认为我在这里干的什么糊涂事，交些什么朋友！’言毕伏案哀鸣不已”。[220]后来周恩来也严厉责备黄炎培“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道：“我们是打出来的，［一旦战败了］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221]民盟于是急忙将提议从孙科那里撤回。且不论该案可行与否，说到底不过是第三方表达意愿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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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谈论国共互不信任的马歇尔将他对蒋的不信任也推向顶峰。周恩来一再告诫他：“蒋介石已准备大打，并竭力要把美国拖下水”。[222]马要防蒋绑架美国，尤其是借反苏绑架美国。[223]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范宣德已为此准备好对策，即全面中止援华。[224]10月4日，蒋马再次发生冲突。蒋中正一定要在收复张家口之后，自动宣布停战；马歇尔表示反对，坚持说6月和谈蒋曾首肯他把张家口划归中共的提议。蒋中正复以国家元首和虔诚基督徒的名义表明自己的正直。[225]两人闹翻，马歇尔第一次要求白宫将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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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事态貌似出现了一线转机。蒋中正听取政学系王世杰“不可逼马歇尔返美”的建议，召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把张家口停战加入10月2日的两点条件中去，最后表示只要中共就此两点立即参与谈判，就愿意休战10天。[226]马歇尔立即电告华盛顿撤回前日致杜鲁门的召回请求，并兴高采烈地告知了中共方面。孰料曾要求停火的周恩来简单地加以拒绝，理由是10天太短，什么也做不了。马歇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我看来共产党似乎明显希望停止张家口的战争。然而从这次的答复判断，我显然是错了”。[227]由于周恩来避居沪上，他的口讯是经驻宁代表董必武和王炳南转达的，因此马歇尔尚不甘心，立即赶往上海求证。这次美国人多了一个心眼，马歇尔要吉伦请周10月9日来寓所吃饭，并不透露其将出席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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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歇尔在上海顺利见到了周恩来。周起初称他收到马发出的有关停战的两个文件有出入，一个说是国共谈判将“考虑”（to consider）蒋之条件，而另一个却说旨在“实行”（to carry out）之。马歇尔回答说：“这两份文件都是我口授的，一份用了五分钟，另一份用了十分钟。周将军现在所谈论的是我的英文，而非蒋委员长的意图”。周恩来遂就问题的实质答复道：蒋的第一个条件即有关国府委员会席位的折中方案是违反政协决议的，中共无法取得40席中的1/3以上（即14席），没有否决权；而第二个条件即中共军队按整编协议进入驻地，但没有对国民党军做相应的规定，暗示国民党方面可自由移动；因此，“蒋委员长认为他的两项建议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但依照共产党的观点，这不是让步，相反，这是难以接受的条件”。他继而提出共产党方面新的条件，即国民政府“必须是永久”放弃进攻张家口，将部队撤回原防，至于原防是哪里，则没有说明。周顺带又加上一点，“实施政协决议”。[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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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节当天，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声东击西，经张北奇袭成功。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次日国民党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然而中共并未有如蒋中正预期的那样俯首称臣。张家口已成废都，52家工厂连同车站、电站和工人宿舍一起被毁。[229]晋察冀军区着手大力破坏平汉线安阳、石门（石家庄）和保定附近的铁路。国民党军则先后攻占各重要车站：平张线中间的怀来、津浦线的沭阳及胶济线的高密，并在平汉线上向邯郸推进。蒋中正显然有着经济打算，又占领了豫西北的焦作和鲁南的枣庄这两大采煤中心。延安于10月18日发表声明，要求恢复1月13日军队位置、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亦不肯无条件停战了”。[230]马歇尔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调停人退居幕后，将此刻的主要责任交给中国人自己”。[231]国共双方抛弃了马歇尔，于南京孙科寓所直接会谈。[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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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被占领张家口取得的暂时军事优势所鼓舞，但他也认识到自己兵力瓶颈所在。在经济和外交的压力下，蒋已将国民党59个军整编为师的水平。[233]他匆匆召见周恩来之后赶赴台湾，庆祝该岛回归一周年，同时希望把驻扎在那里的第六十二、七十两个军北调。临行之前，蒋叮嘱王世杰与中共谈判方针，即国府委员可按政协会议改组，但行政院须于国大开会后始能改组。[234]台湾主席陈仪乐得减少省政府的财政负担，夸口台湾治安良好，蒋非常满意。[235]不想牛皮吹破了，三个月后那里就将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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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则说：“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236]中共因此坚持国大改期、行政院须于国大召开前改组。国民政府则要求中共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双方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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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过于固执。在马歇尔与张君劢、罗隆基11月初的一次讨论中，前者又想起了让共产党到政府做官的提案，希望以此为契机重拾国共两党之间的信任。马歇尔顺口说让周恩来当交通部长，这样中共破坏铁路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叫张罗二人不要公开。[237]后来在民盟的一次记者会上，罗隆基还是把这次谈话的内容透露了出来：“政府主张先召开国大，而后改组政府。中共则相反。那时中共要求长交通、经济两部。政府却不同意……到现在我还不了解政府为什么要坚持先召开国大，后改组政府……当时我告诉马歇尔，中共要交通部，政府就给周恩来当交通部长。那末，政府不是整天责备中共破坏交通吗？周恩来当了交通部长，他们还能再破坏吗？”[238]尽管表述上有些出入，问题也没有那么简单，但点出了蒋中正缺乏魄力。况且，毛泽东早就说过“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我们绝不能干”。[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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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国民党单方面停火。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延期三天之后在张家口正式开幕。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于当日晚补交了代表名单，而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第二天，周恩来找马歇尔辞行，表明美国调处彻底失败。几天后周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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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认为中共是被意识形态的宣传所欺骗。然而，毛泽东的湖南同学、时任南京陆军医学院血清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翩明确告诫过马歇尔，延安的力量是增强了而非减弱。他说：“共产党现在拖延的原因可能是五个月后，他们或许会更有胜算。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他们已经消灭了国军总数的1/5。从国军手里缴获的美式武器已足够其装备18个师。他们甚至相信只要战争继续，就能缴获更多。”李更猜测苏联会在延安丢掉张家口之后对其施压，逼其求和。马歇尔于是对中共为何宁可失地也不愿和谈备感迷惑。李接着指出：“共产党认为尽管他们丧失城市但却没有丧失力量。他们觉得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部队，去防守所有这些地方。共军必击其虚”。后来李又说“共产党觉得政府的经济崩溃势在必然，因此他们拖延愈久形势就愈有利”，[240]可谓一针见血。在11月11日，北平军调处叶剑英在与苏联总领事列多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也透露了延安的真实打算。对于国民党的第三次停战令，叶评价说中共军队不会停火，对外理由是周恩来没有签字，其实“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对停战不感兴趣，因为战局发展对中共有利，对国民党不利”。[241]从军需的角度出发，马歇尔的观点并没有错，即中共难以承受丢掉这些富裕城市所造成的损失。可是他或许忘记了，国共双方都在与时间赛跑，而政府方面的负担显然比挑战方要重得多。[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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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现在关心的是在东北站稳脚跟。这里粮食产量丰裕，煤矿水利现成，发电能力和铁路密度是关内的三倍，工业水平更达四倍以上，完全可作战争基地。因此，为“执行中央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解决东北局的内部分歧，叶剑英随后由北平乘坐美军飞机赴哈尔滨，返程时还带回了“东北向中央提供的一大批黄金”。据伍修权回忆，“由于黄金数量较多，他［叶剑英］让有关同志缝制了两件特别的棉背心，将金条一一絮在背心夹层里”。[243]不久，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乘美机去了趟哈尔滨，以协调中共两大战区之间的联系。[244]马歇尔随后不得不率先关闭了哈尔滨的军调部组织，因为他刚刚意识到“我们每周一次的班机仅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条往来哈尔滨的空中通道”。[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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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交通线并不限于华北与哈尔滨之间。美国人为了表示公正，直到中国内战进行一年半以后，仍然为数量众多的中共“代表”提供军用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当年8月，就连叶剑英的翻译黄华也曾以请示周恩来为名，用美军飞机运金至沪，作为南方局的活动经费，一次就重达6.3公斤（101个两盎司金锭）。[246]除此之外，中共还借此传递情报、发放报纸，甚至与国统区的游击队建立联系，带去电台和密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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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中共核心领导毛、刘、周在枣园开会，毛泽东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关系情况，说道：“战后的世界变成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因此中国的斗争与世界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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