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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47-348、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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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濒绝境”字样后来改为“极形严重”。见中国急需美国供应军用品稿（1947年11月26日）、《八又三分之一计划说明及其补充合约物资接收情况报告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423.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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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蒋中正：《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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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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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吕迅、常成：《苏定远先生访问记录》（2014年10月23日），个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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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434-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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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中共中央军委致陈毅、粟裕电》（1947年5月12日），转引自《粟裕年谱》，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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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见《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第10、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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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蒋中正：《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268页；郭汝瑰日记，手稿，1947年9月29日，转引自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12卷，中华书局，2011，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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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李仙洲：《莱芜战役始末》，《莱芜战役纪实》，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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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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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薛暮桥：《山东的财政经济工作》，《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9卷，第59页；《华东区解放战争二年来各次战役参战部队与动用民工数目比较表》（1946年7月-1948年9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1卷，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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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中共中央致林高、陈饶、粟谭、刘邓、滕薄王、聂萧罗刘黄、贺李、彭习、林王贾、陈谢王韩并告朱刘、叶杨电》（1947年4月17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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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晋冀鲁豫边区交通史》，第67、70-72、96-97、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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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1945年1月10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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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五 呼啦啦大厦倾：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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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迟到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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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日，蒋中正在元旦文告中侃侃而谈：“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以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1]在1947年就信誓旦旦以为一年内即可“肃清”中共的蒋委员长，不知念到这里手心是否出汗。就在蒋试图镇定人心的时候，林彪遵毛泽东指示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这就标志着中共手里一张标满红色箭头的中国地图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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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发展，已是包括9个纵队和10个独立师的庞大力量。1月2日，以第二、三、六、七纵队在辽西公主屯地区对国民党军新五军实施大兵团合围。战斗持续了5天，中共告捷，成建制地消灭了第四十三、一九三两师及新五军军部，俘虏军长陈林达、两师正副师长及师参谋等高级将领。[2]1月7日，蒋中正授意张治中约见苏联武官罗申，要他向斯大林转达国民政府“美苏并重”，希望改善中苏关系。[3]1月10日，蒋再次亲临沈阳，紧急召见新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要求他增援东北。大出蒋中正意外的是，傅反而要求增援华北。“何耶？”[4]实则华北亦危，国民党军已是项背受敌。为挽败局，蒋急命久已失势、刚刚由欧美访问归国的卫立煌出任新设的东北“剿匪”总司令一职。而卫却早与中共有所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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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1946年夏开始基本中止了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国务卿马歇尔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他更不愿意让美国承担对蒋中正国民政府的军事义务。1月12日，他在给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密电中指示美国应避免使人误解“对于中国的经济、财政和行政状况愿为负责。美国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并且不能使中国和其他国家误解美国已经或将要负起这种责任”。[6]这种困境之所以无法解决，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蒋氏政权早已是无可救药的无赖，从二战后期起就不思进取，一味牺牲美国的利益，只会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沼。中国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个庞大的存在，它不同于希腊和土耳其。中国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留，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冲突以往是、将来也必将是热战范畴。他对“冷战”的发展无法预料。作为二战后退休的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心中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美国要避免卷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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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新获得美国援助，1月28日，国民政府新任行政院长张群做题为《中国自助计划》的财政经济改革十点声明。声明完全是以美国政界为对象，表示“中国政府自知其必须有完备切实的自助计划，而使一般行政改革与军事改革继之实施或相辅而行”，并开出了包括“尽可能”节减政府一切开支、“逐渐”提高公务员和军官士兵的待遇、“尽力”稳定币值、“尽力”排除出口障碍等口头支票。[7]这个计划最终也没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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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杜鲁门开始为年底的总统大选铺路，发表援华咨文，提请国会在1949年7月之前给予国民政府总价值5.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总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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