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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不断恶化，正是美国所深为关注的。自马歇尔将军离华返国以后，援华问题就一直在不断的研究中。我们曾希望中国的势态尚可使美援在重建和复兴中发挥效用。但情况的发展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形下尽力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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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的经济恶化，我们能够提供援助，从而使中国政府有机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现更为稳定的经济状况。但是，显而易见，而且业已证明：只有中国政府自身实行必要而必需的措施，健全制度，才能实现和平和真正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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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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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应以总额五亿一千万美元的贷款或赠金，作为中国进口必需货物之用……这些必需品包括粮食、棉花、石油、肥料、烟草、医药、煤炭以及现有生产设备的零件等。这个方案所定的物品数量，都在我们能够供应的范围内。美国既供给这些主要输入品的资金，中国政府便能将它的有限美元资金满足其他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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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还应为1949年6月30日前创办的少数获选建设项目提供6000万美元。亟待恢复的项目包括主要交通设备、燃料、电站和出口工业等。此项工作，可于非军事行动区域实施，并有助于改善必需品的供给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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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援助欧洲复兴的情形相同，该援助方案的实施应先经过中美两方订立协议，规定施行援助的条件和程序。协议并应列有保证条款，即中国政府将采取切实的经济、财政及其他措施，以期实现经济稳定和复苏的最终目标。如果中国政府不按协议来运用援款，或中国政府的政策违背援助旨在达成自助经济的目标，则美国当然保有终止援助的权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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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随即在隔日发表的声明中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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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虑美国援华应采取的办法时，我以为很需要切记：目前的提案与欧洲复兴计划不同，我们不能明确断定此种援助的必需范围。据我国货币专家的意见，如为中国准备货币稳定基金，实在需要巨款，而在当前战事和民事破坏的情况下，这些巨额的资金，多半会被挥霍掉。鉴于这种情况，该方案不应包含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实际保证。美国不应作茧自缚，从而使自己对中国政府的行为及其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负直接责任……该方案将集中于那些我们相信对于中国民间经济有着最大裨益的商品，并且每一美元的开支都要保证发挥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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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援助方案并不包括军事部分。马歇尔明确告诉国会的是，即便拨款5.7亿，也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只能“缓和目前急速的经济恶化，以便中国政府得有喘息时机”。同时，史迪威在二战后期的条件原则再次浮出水面：“施行援助的条件，应详载于与中国政府的协定中”；马歇尔貌似公正地说“此项协定所根据的种种考虑与援欧条件所根据的相同”，继而强调“但需适合中国的各种不同情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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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事人的蒋中正很不高兴地斥其为“不诚举动”，心中明了：“国务院对援华武器，近因其议会压迫，增加数量虽多，但其最急者与最轻易之步机枪子弹则未增一枚，而且其前所拨援之步机弹至今未到，即到每兵亦不能分十枚之数……”实为“缓不济急”，“名援而实阻”。[10]东北“剿总”卫立煌来电：“以东北粮弹缺乏，情势严重，请派大批空运机赴沈”，“查东北现有军队人数（包含各军事机关人员）约五十万人（锦州及迤南地区部队不在内），日需食粮，约四百吨（需C-46机月一百三十余架次），大部均赖内地运补”；除了粮食，“每次会战约需各种弹药近四千吨（约C-46机一千二百余架次）。”[11]此时，巨流河（辽河）、大凌河、绕阳河俱已解冻，重兵器无法通过。卫更坚定了自己守沈罢援的政策，坐视沈阳周边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被中共一个个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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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基本也不看好中国。主席范登堡带头表示：“我们不能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垮台承担责任”。沃尔特·乔治（Walter F.George）表示这5.7亿美元到了蒋中正手里完全是一种浪费。亨利·洛奇（Henry C.Lodge，Jr.）则直接道明：“我对待中国并不像对待希腊那般热心……中国实在太大了，在希腊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中国则难以实现”。布尔克·希肯卢珀（Bourke B.Hickenlooper）建议说：“给他们一些钱，但不要标明用途，这是我们唯一能做到的事，否则就会与战争牵扯在一起”。[12]最后，4月3日，国会通过《1948年援华法案》，拨款至多3.38亿美元用于经济援助，另1.25亿美元特别赠予作额外援助，由总统自行决定，有效期均为一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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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获悉后，反而为未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而感到惋惜。他随即强烈建议鉴于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局势毫无改善的迹象，“对于双边协定的谈判或签订不必操之过急……在6月1日以前，暂不开始谈判。同时，我们将继续施压以促成改革，并且根据以往经验，将就程序问题加强与负责官员讨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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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12日，美国政府要求国会参院拨款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极力削减已通过的援华款项。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国防部的报告，皆对国民政府不利，其中魏德迈以政府代表身份做了不利于国民党的口头发言。据顾维钧密电，“所言要旨谓：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并云我国大局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救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并一再要求，以所言关系机密，勿付记录”。[15]6月19日，国会参众两院又通过了《1949年外援拨付法》将援华3.38亿美元部分减至2.75亿美元。6月28日，总统在鲁门正式签署立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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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重要的援助资金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利用，稍纵即逝的时机立即被美中两国繁冗的官僚系统所吞噬。中美双方迟至7月3日才在南京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由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猛发展，利用美援购买的棉花、汽油和食品只能满足少数几个大城市的需求，原拟的许多经援项目后来都未及实施，通货膨胀也未能抑制。其中1.25亿美元的特别赠款，用于购置军火，但是约0.45亿直到1949年4月也未及交付，后来一部分转去台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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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早在1947年就已经做好了“失掉中国”的准备。伦敦更与中共联系建立了通商关系。[18]马歇尔后来于1951年5月10日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证会上说：“作为国务卿，我心中的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直接卷入诸如中国本土作战沉重负担的责任……加上我本人短暂在华经历所了解的情况，我们不能让政府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我不赞成承担，参谋长们……也不同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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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当然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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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上午11时，原定于1947年底召开的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终于开幕，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宪政”框架内选举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和副总统。按照1947年3月公布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国民大会100名以上代表于会议决定的期限内联署提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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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桂系、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率先于1月8日宣布竞选副总统，随后程潜、于右任和孙科陆续宣布参加这一竞选。李出来竞选，自是争名，原也考虑到“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另外“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21]1月11日，往来已久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致函李宗仁，表示敬佩赞成。14日，李复函反邀请胡来竞选总统，表示“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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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报纸对上述情况予以披露，蒋中正因此知情并引起了他的一个想法：本人不加入竞选，而推选国内无党派名流为大总统，“只要有人愿负责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协助其成功”。[23]虽如是说，但话外之音仍为舍我其谁的意味。2月8日，蒋对亲信张群道出了心中的真实观点：“须知吾人始终立于革命地位，中华民国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有否实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能生存一日，则必能保障国家之生存。至于宪法与行宪问题，亦只有应因时宜，以革命手段断然处置。”[24]他对自己是否竞选总统一事，未置可否，因“宪法中有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语，因此总统如过分干涉行政院，则与宪法精神不合；但时局如此危险，蒋先生如无充分权力，将不能应付一切”。[25]由此可见，蒋中正考虑最多的仍旧是个人权力，而非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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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美国援助问题，蒋最终选择推举胡适竞选。2月29日，他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之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26]3月30日，他命王世杰去征询胡适的意思。胡适经过考虑，同意接受。[27]4月初，蒋又让陈布雷向戴季陶、吴稚晖宣传这是他本人的意见，又约见李宗仁、程潜，以自己不参选及军人不参政为由，希望予以劝退，但两人皆不肯放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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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在民主面前显得是那么的稚嫩。4月4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临时中央全会讨论竞选提名问题。蒋中正定下议题，即是否提名。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蒋总裁才表达了个人意见。虽说是个人意见，却是以总裁的书面训词下达的。蒋说：“我警告各位同志，我的主张如果不能贯［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至多二年，就要造成民国二［1913］年［袁氏当国］情形。革命的教训，我们要谨记。民国二年革命的失败，就是总理的主张不能贯［彻］……”接着，蒋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训词，主要内容包括：他个人为一党员，在党未决定前不能有所表示；擅自竞选副总统，违反党纪；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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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与会者对蒋中正不参加竞选的决定都觉突然，随即展开热烈讨论，议题很快转变为总裁是否应参加总统竞选。支持的人是揣摩了总裁的心理，不支持的人亦是揣摩了总裁心理。后来邹鲁竟鼓动大家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除两人外都赞成总裁竞选总统。蒋宣布没有定论，明日再议。5-6日，临时中全会又进行了两天无谓的讨论。其间，张群竟提议为让蒋氏参选应扩大宪法中总统之职权范围。最后的决议更加可笑，就是国民党推举蒋中正为总统候选人，但本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国民党都不提候选人。司法院院长居正评之为“假天下为公之名，让总统于他人，并强由本党提名”，遂于5日径自宣布竞选总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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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蒋中正与居正由国大代表联署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傅霖被联署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除莫德惠为无党派和徐傅霖为民社党以外，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国民党员。4月20日，南京国民大会堂实行代表投票，总统与副总统选举分开计票，以超过半数以上的绝对多数者当选。选票上印有“蒋中正”和“居正”两个名字，规定在其中一人名字上画圈视为有效。蒋中正以2430对居正269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行宪后的首任中华民国总统。另有35张废票，大多数未做任何标记，也有人两者都画圈，也有人自行添上“孙文”的名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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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选举则竞争激烈，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多数，其中以李宗仁和孙科两人领先。李宗仁在选举时，宣称可以通过李济深与中共洽谈和平，赢得了不少选票。蒋对李宗仁素来不满，倾向于孙科。4月17日，他斥“李之行态更为卑劣”。[32]南京市面上也出现了对李进行人身攻击的传单。桂系经过紧张辩论后，于4月25日两点决定退出竞选，更通知己方的国大代表罢选。[33]25日本为决选日，因代表不及法定人数，蒋中正被迫宣布暂停选举，召见白崇禧，并表态不偏袒任何一方，仍劝李宗仁出来竞选。4月29日，副总统选举第四次投票，最终李宗仁以1438对孙科1295票的微弱优势胜出。5月20日，蒋中正和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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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却加深了蒋中正与白崇禧之间原有的矛盾。为防止桂系李、白在中央再度联手，5月31日，蒋撤去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另委以老部下何应钦，改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一怒之下，辞不就任。蒋不得不放下身段，请桂系旧人黄绍竑前往游说。谁知黄对白道：“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李宗仁］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34]白崇禧闻言，立即答应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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