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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的另一头是大陆，沙包堆得更多，武装卫兵也多，当然都是中国人。岛上的人过桥出去，都要搜身。任何人进沙面岛都必须空手，不许带东西——报纸也好，橙子也好，香烟也好，信也好，一概被禁，甚至一张白纸也不许带。有时，中国哨兵还搜走外国人口袋里的钱，好在这不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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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惊奇的是，沙面岛上的沙包、铁丝网并非一处两处，朝向广州市的整条岸线都围上了铁丝，堆满了沙包。隔开一段，便有钢筋水泥的碉堡，里头架着机关枪，封住通往小桥的所有方向。面向珠江的岸线也架上了铁丝网，卫兵绕着岛日夜巡逻。常有冷枪从市区那边的屋顶上射过来。混浊的江面上，在远处游弋的中国小船，也时不时朝岛上放枪。我的鼻子一下嗅到了新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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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着实令人震颤。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部分上溯到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当时，中国示威者到公共租界巡捕房要求释放被捕人士，一个英国捕头下令朝示威者开枪，造成惨重伤亡。东部沿海各省旋即宣布抵制英国，并迅速演化成普遍的仇洋排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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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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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夏，广东先已存在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形。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博士过世前，已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莫斯科也向他派出许多苏联顾问。那时期，苏联还在尝试孕育全球范围的反帝反资本主义革命，因此，在广东的苏联人聪明地抓住机会，趁着中国人对五卅惨案的仇恨，将它扇成熊熊烈焰。香港也受到抵制，来自各阶层的数十万中国人弃香港岛而去，贸易和航运一下子瘫痪了。货轮抵港后，无人卸货，无人装货，也无人给船加油。所有的中国人，从银行职员到家中的仆役，几乎无一例外地离弃了他们的英国雇主。香港遭受了重创，皇家殖民地政府只好从英国财政部借来数百万英镑，聊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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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激昂情绪达至高点。城里先是挤满了三十多万没有工作、一文不名的罢工者。他们都是从香港逆流而上的。到了6月，一场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示威路线要经过珠江边，与沙面岛仅隔一条狭窄的水道。岛上的英法人士惊恐万状，枕戈待旦，准备抵挡任何来犯。这时，有人开了第一枪。中国人说，是英国人先向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开枪。英国人开头指称，是中国人先射击的，后又改口宣布，是苏联阴谋家开的火，意在挑起新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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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屠杀终于发生了。沙面岛上的英军和法军一起，用机关枪和步枪，朝密集的游行人士扫射。被杀的中国人超过两百。这就是沙基惨案。沙面里的外国人死伤相加，不及十分之一。事实上，由于位置关系，中国人主要死在法军的机关枪下，但苏联宣传部门负责人有意忽略事实。于是，反英运动的仇焰及暴力百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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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可以解释，当我在沙面岛登陆后，尽管沙基惨案已发生了八个月，那个年轻的英国人还要在星期天一早，亲自到处找开罐刀，想开一罐沙丁鱼吃吃，权充早饭。沙面岛上只有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老员工不愿辞职，再加零星几个帮工坐夜船从香港偷渡进来。除此之外，岛上再找不到华籍仆人。留下的华人，白天绝不敢露面。狙击手要找的就是他们。大部分外籍妇女已被送走。留下的外籍男人都是些领事馆官员、银行雇员、石油公司头目等，他们只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食品和肥皂都变得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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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这个被团团围困的帝国主义前哨，是个弹丸之地，只有六个街区长，三个街区宽。它原来只是一片滩涂，七十多年前，中国人把它划了出来，让外国人定居。整个岛平展展的，像一张乒乓球台。街道和人行道都宽阔，沿街种着参天的孟加拉菩提、胡椒树和棕榈树，树冠遮天蔽日，投下森绿的树荫。由于车辆被禁绝，路面更显得浓情蜜意。街道两旁是一栋挨一栋的大厦，全是大理石和清水砖砌起来的，九重葛藤爬了满墙，点缀着樱桃红的繁花，煞是好看。英租界占据了靠上游的五分之四土地，法租界占着靠下游的五分之一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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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联、德国和奥地利外，驻广州的所有外国领事馆，都挤在这个小小的岛上。苏、德、奥三国由于在一次大战中败北，失去了治外法权和所有特殊条约权，便高调避开了沙面，到广州城里开领事馆去了。英法等获胜的大国从技术角度说，仍在中国拥有条约特权，却再也不能或不敢行使它们了。于是，苏、德、奥三国的领事对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便常常要取笑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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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只有一家饭店——维多利亚饭店（今日的胜利宾馆）。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中国沿海地区频繁旅行，忽南忽北。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有两个饭店是全亚洲最差的：一个就是这家位于最南端的维多利亚饭店，另一个是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最西北端满洲里市的尼古丁饭店。时光流逝，两家饭店却都没有些许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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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维多利亚饭店，餐厅的石膏天花板上破洞累累，墙上则血迹斑斑，今天多半还会是老样子吧。我到中国的前一年，有个华籍的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从窗外扔进了一颗炸弹，炸死了好几个正在用餐的敌人。据我所知，饭店事后从来没修过。客房长出霉菌，潮湿不堪；水管老坏；蚊帐是破的，也没好好补；地毯潮滋滋的，散发着霉味。至于伙食，即使在供应充足的和平年代，也是中国最差的。堪与匹敌的，大概也只有尼古丁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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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的情形唯有一个“糟”字可以形容，但我决意留下。托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Douglas Jenkins）的福，也托弗雷德里克·泰森（Frederic Tyson）夫妇的福，我得以过上舒服干净的日子。泰森那时是标准石油公司驻广东的代表。碰到这样的情况，业务是彻底停顿了，绝大多数外籍员工也被调往他处。该公司在沙面的Bomanjee大厦租了好几套公寓，装修得很是考究。泰森将其中一套转租给我，租金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精琦士领事则给了我许多忠告，根据他的建议，我去了趟香港，总算找到一个称职的年轻厨子，名字叫阿超，让我听了一乐。随后，我乘夜班轮船，与阿超将许多箱的食品运到沙面。经安排，我开始替香港的一家英资日报采写每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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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界浸淫多年，就数这一次的工作环境最不寻常，但我已经准备停当。沙基惨案是场出其不意的危机，让人震惊不已，以至于我对所见所闻，总是半信半疑。离开美国前，我花了六星期时间，兢兢业业地读遍了关于中国的材料。横渡太平洋时，又花了大半时间，埋头书本。即便如此，沙面的情况，仍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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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精琦士：“这里的形势这么动荡，美国报纸怎么就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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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道：“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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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该向国务院汇报过这里的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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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全面汇报，每天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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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也会把这些情况向华盛顿的记者们通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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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会通报大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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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琦士又告诫道，千万别跨过小河，进入广州。我说，我觉得应该进入市区，与中国及俄国的领导人交谈。他立时变得苦口婆心起来，认为这种举动太危险，完全是在逞一时之勇，不管我是否听得进，他也要尽力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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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却难以舍弃。我的兜里一直装着给李才的介绍信。我也风闻鲍罗廷正在广州。终于，我还是未能被劝阻。在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将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留在公寓里，然后头戴遮阳帽，穿着短裤，兜里只带那封给李才的介绍信，没有封口，还有一把两毛钱的角子，穿过小桥两端的铁丝网和岗哨，走到了广州那头的珠江江畔。想想看，不到一年前，这里曾遍地湿滑，淌满了两百多被屠杀的中国人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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