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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来接替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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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星期一不出报，谈话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打到一半时，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大声对我说，有要事与我商讨，让我请客人离开。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很识相，各自告辞走了。我则做好了准备，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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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门见山道：“告诉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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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顶了回去：“一点都不意外，早就听说了，知道你买了船票、西装，还做了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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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他刚要接口，我举手阻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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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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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啦，当然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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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我强调，“你全都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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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那半小时，我回想起来便打寒战，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心里满是厌恶。克拉克先是说，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没有搞懂”，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必须即刻就启程。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才说，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开刀，才能保住她的视力。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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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待到1927年春。作为交换，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伙食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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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导报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在他缺席期间，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就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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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知道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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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12点半时，克拉克急急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祝我一切好运，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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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后，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只包含新闻部分”，并通知我说，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Dwight Edwards）撰写。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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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毕，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跑过院子，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对他说，我一收拾完东西，马上就走。他一听，再次向我求开了情，而且哭开了。于是我一错再错，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让步前，与他重签了份协议，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协议说，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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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这段时间里，中国要事频仍，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报上出声，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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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的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而北京的政权，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各国外交官上任时，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却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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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初，北京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我9月抵京时，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则向西退入了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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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年初，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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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长，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有围墙环绕，广场敞阔。我到时，见怒气冲冲的外交部长已经在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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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尖声问道，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导报》塞到我鼻子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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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我反问，怒火绝不稍逊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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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博士继续尖声道：“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还回美国去了，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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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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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告诉顾，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而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他听了，才稍微平静，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但我们交谈良久后，反而变得友好了。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他在当时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我在《英文导报》任职的余下时间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下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要知道，他可是那个政权的顶梁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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