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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来接替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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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星期一不出报,谈话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打到一半时,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大声对我说,有要事与我商讨,让我请客人离开。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很识相,各自告辞走了。我则做好了准备,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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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门见山道:“告诉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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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顶了回去:“一点都不意外,早就听说了,知道你买了船票、西装,还做了新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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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他刚要接口,我举手阻止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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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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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啦,当然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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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我强调,“你全都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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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那半小时,我回想起来便打寒战,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心里满是厌恶。克拉克先是说,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没有搞懂”,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必须即刻就启程。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才说,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开刀,才能保住她的视力。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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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待到1927年春。作为交换,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伙食也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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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导报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在他缺席期间,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就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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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知道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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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12点半时,克拉克急急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祝我一切好运,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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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后,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只包含新闻部分”,并通知我说,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Dwight Edwards)撰写。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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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毕,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跑过院子,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对他说,我一收拾完东西,马上就走。他一听,再次向我求开了情,而且哭开了。于是我一错再错,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让步前,与他重签了份协议,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协议说,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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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这段时间里,中国要事频仍,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报上出声,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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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秋的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而北京的政权,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各国外交官上任时,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却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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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初,北京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我9月抵京时,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则向西退入了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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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年初,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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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长,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有围墙环绕,广场敞阔。我到时,见怒气冲冲的外交部长已经在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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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尖声问道,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导报》塞到我鼻子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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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我反问,怒火绝不稍逊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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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博士继续尖声道:“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还回美国去了,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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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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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告诉顾,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而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他听了,才稍微平静,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但我们交谈良久后,反而变得友好了。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他在当时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我在《英文导报》任职的余下时间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下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要知道,他可是那个政权的顶梁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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