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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是年8月时，我不得不承认，要在中国找到一份既让我喜欢又来钱的工作，是肯定无望了。我给美国的许多报纸和通讯社去电去函，想谋一份驻远东的工作，都劳而无功。于是，我决定先回国，直接去说服某家报纸或新闻机构派我回来。但一想起不得不离开这里，便极不情愿。再说，对回国的前景，我是悲观的，总觉得一去就会陷在国内的某家报纸里，脱身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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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8月13日下午，有人叫我去听电话。记得那是酷热难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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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从北京饭店打来的。你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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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当然不啦，难道收拾行李也算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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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思是，你眼下有工作吗？有没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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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啊，当然没工作。我是彻底没辙了。所以我要回国了，至少得先回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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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给《纽约时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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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什么叫我愿不愿意？别拿严肃的事情开玩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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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大笑起来：“那么，能过来一趟，跟我谈谈这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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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十分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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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时到了摩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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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出现，摩尔就解释说，他能提供的，“只是一份兼职工作”。这却丝毫无损我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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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只能付你每周五十美元，而且，也没法保证这份工作能持续多久。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也取决于本地事件的走势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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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摩尔于1927年年初受《纽约时报》派遣，来到上海。当时，国民革命军正大军压境，而上海租界兵力薄弱，缔约列强忙着大量增兵助防。这种背景下，时报是希望他永久留驻中国的。但是，据他解释，虽然他对中国的事态也兴趣强烈，但孩子们都已届学龄，需要上美国学校，而他与太太又不愿一家人天各一方，只有选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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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一再坚持回美，时报便来电报指示，让他先替报纸遴选两名驻华记者，其中一人驻上海，负责采访华南及华中事务，另一名驻北京，负责采访华北及东北事务。他已先期请好了驻上海记者亨利·F.米塞尔维茨（Henry F. Misselwitz），然后才专程赴京寻找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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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与我谈了约一个小时。当晚，他给纽约去了电报，汇报此事。15日上午，他和我分别收到了纽约来的电报，准我为《纽约时报》的华北及满洲事务记者。成为《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实为我最向往的工作之一，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与时报的愉快合作就此启动了，并一直延续到1941年8月。对于双方来说，这都算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因为对《纽约时报》而言，除了摩尔的电文外，他们对我应该是一无所知的，除非他们专门去《洛杉矶时报》或北美报业联盟核查我的背景。对我而言，我一生中从未踏足纽约半步，在时报中也没有一个熟人，自离开美国后，几乎没有看过这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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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纽约时报》代理总编的，是能力非凡的弗雷德里克·伯查尔（Frederick Birchall）。他给我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是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作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美联社可能已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还有，“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后，再去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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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出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是会给我有力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只有一次是例外，而那次惨痛的例外，将在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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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是中国事务的老手，自一次大战起，就担任了合众社驻北京记者。1915年，他独家报道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合众社却将消息扔进了废纸篓，并对他作出训诫，因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出面否认有此事。不过，这段故事出自摩尔之口，我并未求证。总之，他给了我许多谆谆教诲，然后就登船回家了，留下我一人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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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开头几个月，纽约方面对我既无批评，又无褒扬，让我忧心忡忡。每过十天，我会收到一个美国来的邮包，里头是一沓《纽约时报》，都是三到五周前的。我差不多一字不漏地看完了每份报纸，就差没看招聘广告了。头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时，真是兴奋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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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一篇简短的逸事，内容是北京的秋季赛马会，只能算是一篇花絮。因为并不重要，所以没用电报发，而是邮寄回去的。北京的赛马场在西山脚下，介乎城墙外与颐和园之间。赛马会举行时，中国的军阀们正在十五英里外开战，远处传来隆隆炮声，空气在颤动。而中国官员、外国的外交官、军官及中国的富人却都镇定自如地在看赛马，吃户外午餐，喝鸡尾酒。我受到极大触动，便写了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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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去了一趟满洲的大连、牡丹江、日控南满铁路，又经苏控中东铁路到达松花江南岸的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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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洲一归来，便接到纽约来的电报，让我调查山东省的大饥荒。据报，那里有五百万中国人正濒临饿死的边缘。时报被要求出面资助一项运动，在美国募集巨额赈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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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京浦铁路线应该一路通行至长江北岸的浦口，那里正好与南京隔江相望。但事发时，京浦铁路线的南段大部分已为国民党人控制。张作霖控制的是京津段，大约八十八英里；而天津至山东南界这一段，则由张宗昌的部队控制。他是山东的军阀，手里捏着三千万人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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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至山东省会济南的铁路行程约三百英里出头。有人警告，必须自备大量食品，我倒是照办了，却未能听进另一警告——自备毯子和睡袍，因为自忖买了豪华卧铺车厢，应该是样样齐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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