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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慕瑞坚持道：“绝对没错，我们是在1927年1月27日提出的。使馆和华盛顿一直都在奇怪，为什么没收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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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即7月24日，美国公使给南京外交部的王正廷部长发电报，再次申明美国政府愿意批准中国关税自治。当晚，南京回电，正式授权财政部长宋子文为全权代表，商谈新协议。次日下午，双方在马慕瑞的花园里拟定了简短的协议，并立即签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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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这一类的混乱及失当可谓举不胜举。这使我愈发相信，尽管南京享有外国的承认及有限支持，军阀们仍会伺机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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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法，外国政府只能向南京出售武器弹药。若直接向地方上的将军售武，必须先有南京的批准。各协议国对此均严守不怠，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日本。至1928年秋，日本一直半公开地向阎锡山等北方军阀售武。大部分的武器都不直接来自日本，而是取道朝鲜，经由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或经由大连，走海路至天津运入。日本的意图，是防止南京或任何派别在中国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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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期间，我的生活及工作两方面都几近完美，直至1929年8月移居上海后，才告中断。我的报道内容如此重要兼有趣，这是前所未有的。阴谋、野心、剧情、悬念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美国、英国、日本、苏联不仅以忐忑之心旁观，更常常暗中介入各方的明争暗斗。欧洲其他列强也有介入，只是程度稍有不及。而外部世界总以为，中国的这场斗争，只是各派争权夺利的自私争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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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每天上汉语口语课，持续了将近一年。至1928年仲夏，我的中国话已相当流利。我的中国朋友成倍增长，对老北平之美的热爱，也逐日加深。我从未提出加薪要求，薪水却频频上涨。我对中国画、青铜器、牙雕、玉器产生了厚爱，收藏日益增多。因工作需要，我还常常前往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旅行。美国人对远东的兴趣也随之迅猛增长。《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常刊登五至七篇我邮寄的专栏文章，有时更达八篇之多。仗着时报的大名，兼之管理层授予我任意活动及调查的自由，我得以获得许多非比寻常的新闻来源及背景资料。对一个新闻记者而言，如此生活，夫复何求。回想起我在北京的岁月，至今仍有怀旧的痛楚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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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北京社交生活，大约从未有复制，也是万难再复原的。除公使馆卫队外，偌大的北京，平均只有区区两千六百名美欧人士居住。外币在这里值大钱，因此娱乐活动都是极尽奢华的。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以及八宝山的高尔夫俱乐部，都是让人流连忘返的所在。京城城墙外数英里处，便是赛马会，更是个快乐无比的地方。西方人几乎人人有能力在西山租个废弃的小寺院，作为避暑的别墅。秋日来临时，打野鸭、野鹅也是件乐事。野鸡和鹌鹑都极尽肥美，往往损坏庄稼。冬天时，总有三个月可以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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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外国人很少参与商业活动，因此，这里的外国人的生活，与天津、上海的同类相比，自有极大的不同。北京的外籍社区里，大部分是外交人员、军人及家属，亦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他们比较自我隔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还住着一大群退休的西方人，靠微薄的收入就能过活。他们选择在故都居住，实在是因为爱上了这里的生活魅力。这里时不时还住有一些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的西方学生，或一些探险家，比如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和赫定（Sven H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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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寒潮初临，我的中式房子变得阴冷潮湿，很不舒服，于是我搬入了东交民巷的邮政公馆（Postal House）。东交民巷是使馆区的主干道。我的住所包括一个L形的门厅，一个大客厅，一个大餐厅，一间用作办公室的小书房，两间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一个食品储藏室，好几间用人房。房子还带一个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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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天，有种种迹象显示，方方面面的势力正试图撼动我在时报的地位，并企图使报纸的高层相信，我的报道，并非都是正确和不偏不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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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胜利，使在华外国人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总体而言，传教士及教育工作者，尤以其中的美英人士为最，大多是满眼玫瑰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内战将息，南京政权里全是志向高远、尽忠尽善的完人，心无杂念，只想着中国之福祉。至于外国商人及大部分外交人员，则相信和平难以持久。他们都以冷静现实的心态，旁观乘着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攀至高位的许多中国人，怀疑他们的能力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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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到1929年之际，已有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小集团存在，当时我并未察觉。直到1930年我前往纽约时，才看到一堆来自传教士们的信件，请求将我裁撤，并指责我对中国事务严重无知。其中一封信足足有六十七个签名，个中不乏平时声称是我的朋友的男男女女。那封信称我是一个“死硬分子”，一个“无可救药的保守派和反动分子”，并公然暗示说，我极有可能因收取利益集团的金钱，而“对有关中国的辉煌进步的新闻，肆意实施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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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到1929年年初，其中的一位蛊惑者，不仅未能让我被炒掉，反而丢了自己那份教会的闲差，失去了每年五千元美金的收入，以及丰厚的差旅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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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远离北京的大西北发生了严重旱灾。为了解水利工程及赈灾情况，我采访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贝内特（Charles R. Bennett），因他是赈灾组织的信托人之一。我要的资料，他无不提供。据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计一千五百字，邮寄给《时报》。约四周后，文章刊于报纸的星期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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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时报运抵北京不久，一天早晨，贝内特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商议，让我立即赶往银行。我被带入他的私人办公室时，他正来回踱步，显得怒气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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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前给你的那些资料，你怎么可以任意歪曲乱写，把我们搞得与中国当局为敌，叫我们以后怎么同他们打交道？”他劈头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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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火了，回敬道：“我什么都没歪曲。你告诉我什么，我就写什么，所有的引文都来自你给我的报告，全都是正确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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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猛地拉开书桌抽屉，拿出份《星期日时报》朝我扬了几下。我那篇文章上，许多段落被蓝笔标上了括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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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责道：“标出来的段落都有问题，要么是严重错误，要么是蓄意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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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说的，是你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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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是约翰·厄尔俄欧·贝克（John Earl Baker）说的，他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书记。他刚来这里作了正式投诉。我已经召集了信托人会议，会后肯定是要致电时报作正式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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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标出来的段落你都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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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可贝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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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那就请你现在读一遍吧。”说着，我坐了下来，作出准备奉陪到底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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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看看我，坐到桌前读了起来。俄顷，他抬头望住我，一脸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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