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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守旧的死硬派和商人，见再生后的中国将废止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便觉得自己的安全和垄断地位受到威胁。他们由此而谴责南京，并大叫大嚷地站在我一边。对他们而言，任何事情，只要是南京想做的，都是粗暴无理的。他们是冥顽不化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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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所谓目光远大的团体，则谴责我而支持中国政府。这些团体也包含部分的生意圈人士。他们认为旧条约已时日无多，因而支持南京政府的所有行动。绝大多数的新教传教士也都谴责我而支持南京。他们觉得，对南京政府应该处处表支持，否则难免又被逐出内地。因为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和1927年推进途中，曾将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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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我到纽约后，才知道这场斗争居然还滋养出了种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时报办公室，我看到一百三十多封在华美国人的来信，要求将我要么解职，要么驱逐。在信末落款者中，许多人平素都装成我的支持者及好友，总数约有三百人。他们中若有人读了这本书，将头一次发现，其实我十三年前就洞察了他们的口是心非。只是，平日里，我对他们的两面三刀，言行里绝不表现出有丝毫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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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见驱逐我的正式行动无效，便假手非正式机构再试。在我的卷宗里，有一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的来信。苏兹贝格时任时报发行人奥克斯的助手，现在已升任发行人。他的信是1929年11月11日写的，其中可以看出时报予我的支持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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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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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国民新闻社”的美国社长欧内斯特·K.莫伊（Ernest K. Moy）先生专程拜访了我。他是专为投诉你而来的。会面时，我有些滔滔不绝，恐怕比他说得还多，以至他未能尽言，事后又来了封连篇累牍的长信跟进。他的信我已附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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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吧。我告诉莫伊先生，如果你的新闻稿中存有错误，应该责怪的是国民政府，因为他们对你的工作设置了诸多限制。你的职责，是尽你的所能提供新闻，若他们对你的能力横加制约，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了。我还说，对一个发泄私怨的记者，我们是绝不会容忍的。但绝不能因为记者的报道中出现过一个错误，或两个错误，甚或一连串的错误，就证明他是在发泄私怨。这只能从他的观点来取证。再者，至今为止，你的所作所为，从没有让我们对你的信心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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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谈之后，我便收到了附在后面的那封信。信里，莫伊先生着重表达了他要投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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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不厌其烦地谈论这种棘手的事，确实令我为难。容我说一句实话，把这些信转寄给你，绝不是要求你出来证明自己无错，而是要你知道背后的人言。若你希望回信给我，并由我转交莫伊先生，但说无妨。另外，若能将附信寄还我，将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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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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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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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一直以为我还蒙在鼓里。过了两年，他回到中国，多次邀我出席晚宴，极之恳挚。我也投桃报李，终于对他们夫妇两人，渐生出由衷的好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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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京成功将我逐出中国，将有助于迫使所有外国记者缄口。记者们将时时处于惊恐中，怕遭受类似的迫害，许多人便不敢道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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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下定了决心，不仅要堵住所有拒收其钱财、不采纳其观点的外国记者之口，而且要消灭所有在华外语报纸的批评之声。政府作出了鬼鬼祟祟的动作，企图将《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已故记者·戴莱（Charles Dailey）及上海的英资《字林西报》社论编辑索克思驱逐出境。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及法资的《北京报》都曾一次次受到制裁，常连续几天不得使用邮政系统作投递。报纸一出租界地盘，便悉数被没收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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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中国人对我采同情态度。其中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中文报的记者。但他们只敢偷偷与我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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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的最初几周，我才得知，南京反对我，主要是基于两件事。其一是一篇1928年11月发自北平的邮寄稿。该稿于当年12月9日在时报刊出，其中援引了北平一份报纸的社论，内容以激烈攻击蒋介石夫人为主，兼顾抨击一下总司令本人。现将惹出祸端的一段话照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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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即便是在集市里，大家在抱怨一通之后，总是说：“美玲沉长江，中国少遭殃。”这几乎成了格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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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稿子来自美国公使馆，过程很简单。公使馆每周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其间的一件例行公事，是给美国记者们发放华北各中文报的翻译稿。那篇攻击蒋夫人的稿件，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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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辩解是，北平那时名义上已归属南京，既然该篇文章已在北京的某份中文报纸发表过，既然政府对该报及其总编并未采取行动，也未作出投诉，则该篇文章便可视为享有新闻特权，可资引用。由于文章尽显当时蔓延于全华北地区的反南京情绪，自有其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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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约十六个月，华北地区对总司令及南京政府的仇恨达致顶点，终于发生了冯阎叛乱。从其成功执政至1937年7月中日开战为止，南京政府在平叛中耗去的鲜血与财力，以这次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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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是因为济南惨案（见前面章节）后，日军滞留山东一年多，导致民众的不满。冯玉祥大帅支持国民党人，原是期望以统治山东为回报。见日兵滞留不去，便指责他们是承蒙蒋介石的邀请，目的是将他冯氏的部队阻在山东境外。但此说从未有过确证。方振武将军原先是支持蒋介石的，这时开始与冯玉祥有了联络。而被谋杀的满洲王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也开始与冯玉祥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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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我名字的长篇电讯稿。以下援引的一段，尤其使南京怒不可遏，是为促使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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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的提议，正与张学良少帅的宣言吻合。张少帅宣称，国民党人的原则固然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但国民却遭到现今南京领导人的背叛。他们已经“烂到了芯子”。因而，“只有将他们扫除干净，方能改变此种万难容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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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再次反蒋，并发动了西安事变，使总司令沦为囚徒，但在当时，他却承受了巨大压力，被迫否认给冯大帅发过此函。我的电讯稿发表后六周，即6月15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去如下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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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浑不相识。显然，他是故意散布谣言，欲以乱沙迷住公众的眼睛，以便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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