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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我的职权，是报道全中国发生的事件。我的总部设在上海，并已招聘了多名支站记者，听命于我。贵国政府若能调整对我的严厉态度，自将感激不尽。我相信，一旦对我开放官方消息渠道，则中国政府及《纽约时报》将共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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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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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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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原以为，中国政府不愿将双方和解一事弄到尽人皆知。谁知，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并将其中主要意思，发送给国内及海外的各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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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的新闻设施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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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接获各通讯社电讯稿后，立即询问阿班先生，他是否如报道中所称，已承认从中国发表了“不公及不实报道”。阿班先生答称，此事不确。由此，报社指示他，必须要求中国政府，对官方声明中有关此事的说法作出更正，并立即汇报。他在致中国政府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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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新闻稿，对本人信件的内容，作了纯属虚妄不实的报道。贵部档案应可查明，本人在信中坚持说，所有引发争议的新闻稿，皆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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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并未作出更正。据阿班先生汇报，中国外交部答复说，“此事有两种解释，我们仍保留原先的看法。不过，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已经了结，请前来登记为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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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澄清事实，《纽约时报》特此刊出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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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同日同版的社论栏里，另发表社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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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形形色色的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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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本版的信件，无需我们过多置评，细心的读者自会看出其深意。但对于这种虚伪无耻的新闻检查制度，实有记录在案的必要。概而言之，中国的国民政府觉察出，要求驱逐《纽约时报》记者乃是错误之举，于是便寻找台阶，以恢复其地位，并准其使用正常的设施。但是，当他去信对过往误解表达遗憾时，中国外交部便发表公报，宣称他承认了“从中国发出不公及不实报道”。显然，声明与本报记者所写内容是全然不符的，他于是立即要求外交部关注此事，并强烈表示，外交部对他信中的内容，发表了不公与不实的报道。对此，外交部干脆利落答复道：“此事有两种不同解释。”原来如此。一种解释，就是简单的事实；另一种，便是显而易见的错误了。只需一读此处发表的信件，人人都能看出，谁站在了事实的一边，谁又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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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一案，算是正式了结了。但是，各种暗中针对我的斗争，却又延续了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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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有人向我传话说，若我愿致信蒋介石夫人，要求到南京对她作非正式拜访，她将乐意接见。我立即照办，旋即收到复函。复函出自蒋夫人的秘书之手，她是个英国女人，定下了请我前去喝茶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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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为会面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实际上却拖过了一小时，因为谈至一半，蒋介石将军不期而至。他走进屋里，彬彬有礼地与我握手，然后坐下来喝了杯茶，吃了一个三明治。蒋夫人一如既往地充当了翻译。双方都未对以往的事情大惊小怪。自1926年初夏在广东见过他之后，我再未与他谋面。与过去比，他是大大地自信与稳健了。这一小时的会面，使双方的互信逐日增加。在后来几年，终于发展为珍贵的友谊，双方也常有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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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与蒋氏夫妇建立了这段新关系，而且也尽人皆知了，但我的敌人并未全部罢休。1934年，当我暂离中国作环球旅行时，外交部的某些人再次对我下手了，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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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当年9月抵达伦敦，顺便去中国使馆拜访多年好友郭太极（Quo-Tai-chi译音）。可惜他正好去瑞士出席国联的某个听证会，不在伦敦。我只好留下名片和便条，告诉他，我将于一周内前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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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使馆时，见中国总领事馆就在楼房的地下室，于是就顺着外面的阶梯下去，申请了去中国的回程签证。签证适用于中国的所有入境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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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十天后，我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信步走进《纽约时报》的巴黎记者站。不想，一份来自纽约的急电正等着我。电报说，南京的中国外交部已向全球各中国领事馆发出指令，不得向我颁发赴中国的回程签证。事后我得知，对我的敌视之所以死灰复燃，起因很是牵强。此事涉及驻汉口记者发出的一篇报道。稿件发给我后，已标明汉口电头，并转发给纽约。稿件已获汉口及上海的新闻检察官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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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此事置之脑后，继续享受我的欧洲假期，最后从热那亚出发，经埃及、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菲律宾、香港地区，回到上海。船抵上海码头时，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翰亲自到码头接我。一起接船的还有道格拉斯·罗伯逊（Douglas Robertson）。我不在中国时，由他代理我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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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人员看看我在伦敦得来的签证，又犹豫不决地看一眼克宁翰先生，最后一声未吭，在我的护照上盖章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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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我短暂返美探亲时，一份华人拥有的英语报纸旧事重提，要求将我驱逐出境，好在无疾而终。倒是孔祥熙博士给我来了一封亲笔信表示道歉。他现任重庆政府的财政部长。大家都相信，挑起事端的报纸虽然名义上由一家注册于美东的美国公司出版，其真正的东主，应该是孔博士和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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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各种敌意虽说强烈，背景也神秘，兼之由来已久，但冲我而来的肉体攻击，却只发生过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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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回发生在北平，估计只是个普通的拦路劫匪，并无政治目的。事发时已是夜里9点，天色漆黑，我坐在一辆人力车里，正在北京联合医学院附近。刚要拐过一个街角时，有人朝我连开了两枪，子弹擦着我的头皮啾啾而过。所幸我的人力车夫忠心耿耿，并没有丢下车子弃我而去，让我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徒步面对袭击者。相反，他原先是慢慢溜达着，枪响后，顿时跳了起来，直如一列特快列车般飞奔而去，遇见一个急弯，单轮着地，一甩而过。好在身后无人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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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袭击，发生在1934年我从欧洲归来后，地点是上海的北站。我接获友人R.S.帕克（R. S. Parker）夫妇的电报，说他们将从北京乘火车来沪，当天一早到。我回电报说，我会去接火车，并盼能一尽地主之宜。估计刺客是从电报内容里获知了我的动向，因为我并未对任何人提起早上7点要去北站，连车夫都未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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