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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便将以上所写内容相告，即他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对我的指控。他避免正面回答，只说他提供的见解是，此案“非常奇怪，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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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激烈讨论良久后，经我一再坚持，鹤见先生终于同意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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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明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将直截了当问他，他所使用的措辞“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到底是意在损害我的人格，还是为了暗示，袭击及抢劫的事有可能并未发生。他将回答说，他并非认为此事可疑，也完全没有冒犯我之意——即，他绝不是在中伤我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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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将接着问：“据你所知，上海的日本官员中，是否有人曾对日本报社记者说过，‘阿班案件’全然是虚构或捏造的，并将于十年后在回忆录中将此事曝光？”他则将回答说，据他所知，此间的日本官员中无人曾口出此言，或作过此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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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三浦先生的面，我对鹤见实言相告说，依我看来，他的目的，是要将我过去三十五年铸就的声誉无情摧毁，对此，我是绝对要奋力反击的。我告诉他，他所使用的句子“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早已是个陈旧过时的伎俩，只有廉价政客和三流外交官才捡来用。其惯技，无非是先拿此话作攻击，然后又说“这并非我的原意”，借此打“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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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对三浦先生说，我确信他对此事并不知情。请他到场，乃是着眼于让他对此事有个全面了解。我还知会两人说，两小时内，美国最高当局便会收到这场会谈的详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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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鹤见以外交豁免权为保护伞，做出这等行径，我亦不忘提出公开谴责。我说，设若他是美国人，我明天就会以诽谤罪将他告上美国法庭，要求赔偿十万美元，而且必赢无疑。我告诉他，他身为官员而对我作出此种论断，其危害，远胜于我的手稿被盗所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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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三浦先生的面，我还告诉鹤见，他对“阿班案件”所作的公开应对，连十二岁的小童都会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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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他终于正式声明说，日本当局认为，“此事只是一宗单纯的武装抢劫事件，就好比说，在纽约的日本记者，也有可能被武装的凶徒抢劫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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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的反应是，如果日本记者在纽约遭到武装入室抢劫，而劫匪在查看了珠宝和大额现金后，却只取走了以日文书写的手稿，那就绝不可能是宗“简单”案件。在纽约堆积如山的武装抢劫案中，这绝对是最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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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对鹤见及三浦两位先生说过，很明显，那两名凶徒是奉命行事的，因为两人的英文水平有限，并不能读懂偷走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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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回想起你我间漫长的私谊，才将这些事实向你一一罗列的。希望你能过问此事，让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停止在正式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攻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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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阁下曾将事涉重大国际关系的建议，托我经苏兹贝格先生转交罗斯福总统。既然两年前的我值得阁下托付重任，现在的我，自然也不应任由贵国政府的地方发言人糟蹋人格，更何况阁下还是贵国政府的外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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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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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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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一收到我的信，便电召鹤见回东京面谈。鹤见在上海的外交价值，因此事而荡然无存，终被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那年12月，我在新加坡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又与他不期而遇。当时，我正与四位友人喝杜松子加汽水，他见到我，居然斗胆走到我桌前，向我伸出手来。我视而不见，甚至懒得起身。他却锲而不舍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还死皮赖脸地邀我吃午餐或晚餐，被我一口回绝。随后，我便转过身去，继续与友人谈事，把他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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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的谈判可谓旷日持久，其间又是信函往来，又是口头商讨，而且自始至终都由美国代理驻沪总领事巴特里克先生居中传递。至1940年9月12日，我才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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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里克先生忠告说：“要坚决，要狮子大开口，因为他们肯定会还价，恨不得砍到三钱不值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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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提出了巨额索赔，并将损失项目分门别类罗列出来，其中含被盗书籍的预期版税收入，必须退回给出版社的预支稿酬，设想中的电影版权费，购买旧书旧照片的花销，速记员人工支出，遭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诽谤的补偿，遭恶徒肉体伤害、折磨与侮辱的补偿（因两名恶徒显而易见是日本官方所雇，要不便是便衣的日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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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经有意夸张后，总额达五万两千零七十五美元，蔚为壮观。此后，该案继续拖延，直到1941年夏，才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其时，我已回华盛顿工作生活。一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遣使者见我，提出以一千美元了解此案。使者抱歉地解释说，日本正面临外汇短缺，大使本人及全体员工，乃至日本驻全球各地的领事馆员工，全都只领取三分之一薪水。这一提议，自然当场遭我严词拒绝。于是，此事继续悬而未决，直拖到战后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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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事件既已发生，一俟天亮，我便搬入了四川路的新住所与新办公室。公共租界警方坚持在我新居门口设立武装岗哨，每八小时一班，日夜不断。公共租界当局还坚决要求我雇请贴身保镖，以便所到之处，都有人护卫。此外，他们还要我穿上防弹背心。对这两项要求，我都予以回绝，对防弹背心一项，抗拒尤为激烈。要知道，上海当时通用的防弹背心重达二十二磅，而在7月份的上海，即便在背阴处，平均气温也高达华氏一百度，湿度达百分之九十左右，如何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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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份袭击事件发生起，到9月底报道日本加盟轴心国的独家新闻止，日本人及其爪牙整我的尝试从未停止。9月份的独家新闻发表后，他们更是狂怒已极。我每天都收到威胁电话，逼我说出日本加入轴心国一事的消息来源。而时至今日，我还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至于收到的威胁信，更是达几十封之多。他们还多次试图硬闯入我的办公室或住所，日夜均有发生，其中一次还导致站岗的警察与两名日本凶徒拔枪对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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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份，我终于向官方压力屈服，请了一名武装贴身保镖。此人名叫乔治，是俄国人，来自格鲁吉亚山区，乍一看身躯庞大，肤色黧黑，蓄一把双角上翘的浓密唇髭，煞是凶悍，其实性情倒是和善的。我所到之处，乔治都如影随形，双胯上一边一把左轮枪。无论我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去戏院，他都紧随左右。乘车时，他则与我并排而坐，双抢在手。这一切都让我颇感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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