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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中老和尚见他相貌清奇，一脸正气，劝他不如摆脱尘羁，潜心钻研佛学，但宋教仁认为那不是热血少年该做的事情。老和尚长叹一声说：“你高才大志，宜建功立名于世，但命运不佳，如能脱屣功名，遗外名利，当享大寿，而山林清闲之福，亦不薄也。”宋教仁含笑倾听，却不为所动。山门之外，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他虽自号渔父，但咫角骖驹，志在天涯，岂肯隐遁桃源，最终还是和老和尚一揖而别，投身到革命大潮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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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虽然是个大名鼎鼎的革命家，有望之俨然的威仪，但他内心慈悲，属于即之也温的人物。有一回他走远路，雇了一名挑夫，途中投宿，客栈只有一条薄被，晚间气温骤寒，宋教仁一定要与挑夫共盖一被，挑夫开始不肯，经宋教仁强之再三，才勉强侧身而卧，盖了被子的一角，两只脚都露在外面。宋教仁等他睡着后，悄悄把他的脚纳入被中。这位挑夫后来逢人就说：宋先生如慈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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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宋教仁在湖南与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4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汤化龙是同学。1905年他在日本协助孙文创立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后来又参与创立中部同盟会。历次举义，几乎都有他的身影。然而，武昌起义之后，君主专制亡，民主共和兴，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宋教仁的思想也随之变化，他相信铁血革命之时代已告结束，宪政时代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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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此行目的，是要推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争取国际承认。他在武昌和汤化龙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他完全不在意汤化龙的立宪派身份。二人推心置腹，诚恳交流，谈到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更是英雄所见略同。据沈云龙记述：“宋、汤语尤投合，尝除室馆，于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以国家统一、制定约法、政治循轨为蕲向。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教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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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教仁、汤化龙的合议之下，民国第一份具有临时省宪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宋教仁的笔下诞生了。这份由宋教仁、汤化龙、居正等人审查通过的文件，提出了政府由谁授权的问题。《鄂州临时约法》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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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总纲”。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但鄂州人民于鄂州统治域内，从中华民国之承认自定鄂州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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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为“人民”。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出版、通讯、信教、居住、营业、保有财产、保有身体、保有家宅等权利，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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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都督”。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代表鄂州政府，有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发布临时律令、于议会关闭期间召集临时议会、出席议会、与外国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统率水陆军队、依法律任命文武职员等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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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为“政务委员”。规定政务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提出法律案于议会，编制预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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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为“议会”。规定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有制定法律、通过条约、议定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质询，并对违法失职的政务委员进行弹劾等项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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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为“法司”。规定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理除行政诉讼以外的各种诉讼，法官除依法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的惩戒宣告外不得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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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第一个制定省约法的省份，可惜由于戎马倥偬，仅停留于纸上，未及真正贯彻实施，议会也没有成立，但临时约法中透射出来的三权分立色彩，已令人眼前一亮。十年后，中国兴起联省自治热潮，湖南、广东、四川、浙江等走在前面的省份，纷纷制定各自的省宪法，大致上都以这份《鄂州临时约法》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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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完成起草工作后，匆匆返回上海。此刻，寒冷的江风吹在他的脸上，他的整个身心都处于澎湃勃发的状态，神采焕发，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旺盛精力。他仿佛看到，舞台的帷幕，正徐徐挑起，催他登场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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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请派全权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新政府。这个电报似乎把组织中央政府的权力，交给了各省的军政府。两天后，已宣告独立的江苏省也通电全国，建议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到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讨论组织政府和处置清室的问题。当时上海方面提出了代表的身份问题，建议让立宪派加入政权建设，这是非常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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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立宪派的大本营，云龙风虎，名流云集，各省都督要在上海找一个本省名流为代表，就近参加会议，甚为方便。11月15日，七省代表在上海率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并邀请武汉方面的代表出席。但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再次通电，坚持武昌是首义之地，各省代表应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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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代表联合会已自视为国会性质，但与政府相距太远，确有诸多不便，于是移船就岸，同意民国中央军政府暂设武昌，湖北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而代表联合会则移师武昌，但仍留一部分人在上海，担任联络、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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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武昌，烽火连天。黄兴领导民军奋起抗敌。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清末立宪派重臣，其政治主张，唯知君主立宪，不知有他。黄兴是湖南长沙人，同盟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外界常把他与孙文并称“孙黄”。孙文在广东策动历次起义，黄兴均与闻其事，且多次身先士卒，被视为同盟会中的军事家。宋教仁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黄兴在武汉打一两场胜仗，建立了威望，未来中央政府的第一把交椅，非异人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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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黄兴不争气，两军对决的结果，民军节节败退。11月2日，弃守汉口；11月16日，黄兴督率三路民军反攻汉口受挫；11月27日，汉阳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亦告失守。黄兴连战连败，精锐殆尽，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于是愤然离开武昌，前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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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黄兴的船顺流东下时，上海的各省代表却逆风逆流，联袂西上，双方在江上擦肩而过。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虽危如累卵，但起义的浪潮，已席卷全国，沛然莫遏。各省代表登上武昌文昌门码头，举目四眺，只见处处硝烟翻滚，满目断壁残垣，不禁百感交集，既有禾黍之伤，亦有涅槃之感。他们深信，一个新中国，将在废墟上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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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代表们假座汉口英租界慎昌洋行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23人：江苏雷奋，浙江汤尔和、陈时夏、黄群、陈毅，福建潘祖彝，山东谢鸿焘、雷光宇，安徽王竹怀、许冠尧、赵斌，湖南谭人凤、邹代藩，广西张其锽，上海马君武、陈陶遗，四川周代本，直隶谷钟秀，河南黄可权，湖北胡瑛、王正廷、孙发绪、时象晋。另有15人留在上海：江苏马良，江西王照、陈宦彦、徐钟，福建林长民，湖南宋教仁，上海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湖北居正、陶凤集，奉天吴景濂，吉林赵学臣，贵州席正铭、欧阳煜。两处的代表，合计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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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当中，不乏立宪派中坚分子、国会请愿运动的风云人物，大部分是由都督委任的，只有谷钟秀和黄可权二人代表咨议局。他们对议会政治的运作并不陌生。人们相信，当这些人走到一起时，中华民国的宪政曙光，便会在天际隐然闪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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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汉口英租界，宛如火海中的孤岛。窗外的枪炮声忽远忽近，但代表们全不在意，一个个正襟危坐，神色肃穆，隆隆炮声似乎也成了庆祝会议开幕的礼炮。大家首先选举谭人凤为议长，他正患病，扶病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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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在汉口英国领事的调停下，南北两军达成武汉地区停战三日的协议。各省代表得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先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雷奋、马君武和王正廷为起草员。议决如果袁世凯反正，则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各省代表会议作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正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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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认为袁世凯是主张立宪的，手握北洋军权，有左右朝廷的实力。如果他肯反正，逼清帝逊位，避免流血，解决清室问题，实现国体的和平改变，就算给他一个总统作为酬庸，亦不为过。这种心理，由于武汉战事失利、北洋军步步进逼、武昌朝不保夕的局势，而益显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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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拟定，即日公布。大纲规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每省三人；制定暂行法律，议决临时政府的预算、出纳，议决税制、币制、公债发行等，概属参议院职权；行政机构由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组成；临时政府成立六个月后，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民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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