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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正式国会的进阶，须分三步走：第一步，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第二步，成立参议院；第三步，成立正式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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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份政府组织大纲，这份800多字的文件，漏洞百出。其一，只有行政、立法两大系统，而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的权力，赋予临时大总统，在参议院同意的前提下，由总统决定怎么做，显示了代表们对司法的轻忽；其二，有临时大总统，无临时副总统；其三，在三权之中，大总统（行政）是临时的，中央审判所（司法）是临时的，只有参议院（立法）不是临时的，其四，即使将来成立参议院，参议员也还是由都督府委任，而非民选产生；其五，正式国会由总统召集，但议员的产生，是民选还是委任，并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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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革命党人在湖北咨议局成立武昌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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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20日，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这是联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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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纲虽然粗率，毕竟为民主共和国体下的代议政制，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当连日寒雨后第一抹阳光透过云层，洒落在长江两岸时，慎昌洋行内23名代表排着队，捻笔濡毫，在这份历史文件上，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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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迅速传到上海，由同盟会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全文发表。宋教仁是该报主笔，他一看大纲定下的是总统制，不禁顿足叹息，中国刚从皇权下解放出来，马上实行总统制，赋予总统“独断乾纲”的权力，极容易回到个人独裁的老路，他认为应该实行内阁制，让中国人先学会什么叫“共同责任”。但为了尊重大纲的权威性，他还是一字不改地发表了，只加上一段说明：这是一份草案，他日临时政府成立时，当依公意加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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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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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咨议局到省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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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议局是1907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一种地方自治机构，其议员由各地合格绅民公举贤能出任，凡地方应兴应革的大事，均由议员先行共同集议，再由本省大吏裁夺实行。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亦由咨议局议员公推递升。根据朝廷的立宪日程表，成立咨议局与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等工作，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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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咨议局章程》规定，要成为一个选举人，必须是本省籍贯，25岁以上的男子，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第一，在本省地方办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卓有成绩者；第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第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第四，曾任实缺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第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贯，寄居满10年以上，如有1万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亦有选举权）。有不端品行者或从事贱业者不能成为选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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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各地票选出来的咨议局议员，大多是当地的士绅精英，在当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咨议局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已具省议会的雏形。武昌首义时，湖北咨议局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西安、太原、南昌、杭州、苏州、桂林、安庆、福州、广州、济南、成都等城市的起义中，咨议局均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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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中，湖南一直是改革派的中坚堡垒，担当“引领风气”的角色。武昌起义后，湖南又是最早响应的省份之一（与陕西同一天）。但长沙起义，主要由共进会、新军和会党联合进行，湖南咨议局被摒诸局外。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与湖北共进会的约定，率领会党和新军在长沙发动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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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陈二人，都是江湖会党出身，“和字结拜来起义，恢复江山主登基”一类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但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几乎为零。义军初占长沙时，商民对他们是热烈拥护的，敲锣打鼓，向都督府赠送猪牛马羊慰劳。但很快发现，所谓都督府，与瓦岗寨、梁山泊几无分别，“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而焦达峰亦公然“号召会匪立山开坛”；有人伪造都督印，向大清银行和官钱局私取银钱；有人四处招兵买马，骚扰城乡；陈作新更离谱，身穿黄缎盘金龙小袄，招摇过市，大有“黄袍加身”之势。种种乱象，令当地绅学各界十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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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咨议局登场了。在一次军政府的会议上，原咨议局议长谭延闿风迅雷：“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他的真实用意，就是想把焦、陈这两位江湖大佬的权力，关进笼子。大家都举手赞成。于是，在谭延闿的主导下，以咨议局原班人马为主，加上部分革命党人，整体转型，把咨议局改为参议院。谭延闿当选为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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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第一个省参议院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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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生于1880年，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称谭三爷，读书人叫他三先生。1904年开封会试第一名，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会元。他的一手颜体字，形神皆至，骨力雄厚，不让古人。1907年他组织“湖南宪政公会”，鼓吹君主立宪；1909年被举为湖南咨议局议长，领导湖南立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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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虽然起义了，但对未来中国的体制，大家都茫然无知。逃走的湖南巡抚余诚格，写信给谭延闿，把他称为“中华民国湘军都督翰林院谭大人”。谭延闿看了，哑然失笑，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还闹过一个笑话，军政府出一份安民告示，其中有“中华民国”这名称，谭延闿不解其意，以为是起草者笔误，大笔一挥，改为“中华国民”。布告贴满全城后，有人跑来告诉他写错了，他还与人争论了半天。后来别人耐心给他解释：“民国”是与“帝国”相对而言的，推翻帝国，成立民国，便是革命的目的。他这才恍然大悟，挠着头皮说：“我总以为我不错，竟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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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虽不知“民国”，但立宪运动的丰富阅历却告诉他，权力一定要监察。省议会成立后，草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的命令必先由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始可发交各机关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可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的文件，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应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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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个条例时，军政府派了一位代表到会，与议员激烈辩论。一位议员宣称：“这个条例，为的是保障民主，防止独裁。议会越有权，国民就越幸福。大家应该赞成通过这个条例。”几句话说得嚼铁咀金，议员们为之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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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说：“请都督的代表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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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我是军政府的代表，军政府对于这件议案，觉得非常严重。现在是革命的开创时期，东、西、南三面都是敌人，我们要对敌作战，一切应置于军政府之下。议会是明智的，不应干涉都督执行军政军令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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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上有议员应声反驳：“我们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就是表明革命性。革命的议会自有其革命作风。防止独裁，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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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代表说：“把独裁的头衔，加于军政府上，只能说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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