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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相持不下，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而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什么叫“辅佐”？定义含糊，双方权限没有清楚界定，实际上成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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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内阁制的政体，多不设副总统。但议员们考虑到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手握兵符，背后有南方支持，故专门为他设了副总统位置。现在北正南副，阴阳平衡了。“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对法律的公平性来说，是一剂很猛的毒药，法律沦为党派政治企图的工具，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必将引发社会的严重对立，造成更大的阴阳失衡。更可怕的是，由于牺牲了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将使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破坏殆尽，令法律效果被扭曲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灾难。这一恶果，在不久的后来，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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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的许多条文，也有过于粗疏简陋之弊，规定了如何做，却没有监督与制约，三权分立，遂无从体现。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国的章士钊，撰文指出：“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约法不为虚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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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以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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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这部约法是孙文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搞出来的，其实也不尽然。内阁制的设置，容或有针对袁世凯的用意，但总体而言，依然体现出立法者构建国家基础秩序与最高价值的意图。约法中的许多缺陷，是立法者认知的缺陷，而不是“别有用心”故设陷阱。比如约法中“人民”一章的最后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为政府随时剥夺人民权利，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约法是专为防范袁世凯而定，这一条岂不是革命党为自己设下的绊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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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后来声称，他的原意，是想制定一部五权宪法，但议员们对什么是五权，闻所未闻，茫然无知，立法无从谈起。“这部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孙文不屑地说，“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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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因发生兵变，形势诡谲，袁世凯以坐镇北方为由，决定在北京就职，不到南京。而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留在北京，《申报》甚至尖刻地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坚持要袁世凯南下，是出于“一念虚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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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干部开会时，群情激奋，纷纷主张由黄兴统领大军，杀上北京，以迎袁南下为名，行“扫荡军阀势力与专制余毒”之实。这无异于重启战端，打响南北战争。宋教仁期期以为不可，他再次受到同志的围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政府。骂得火起，竟跳上前去，一拳击中宋教仁面部，顿时眼角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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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和宋教仁都是南社的诗友。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的文学团体，社员多为同盟会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马君武早年写过“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的保皇诗，后来接触西史，学了一些外国名词，又写过“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一类诗。他做事干脆利落，从不瞻前顾后。有一则关于他下棋的趣闻，据说，马喜欢下围棋，自诩下的是“革命棋”，从不考虑，手起棋落，快如闪电，但立即就悔棋，有时一连悔一二十子，甚至试过一直把全盘棋子悔完。急性子的人，做出急性子的事，让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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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黄兴把马、宋二人拉开。黄兴在这件事上，站在宋教仁一边，他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唯有割腹以谢天下”。孙文虽然不赞成马君武当众殴人，却赞成他的说法。孙文内心，其实已有了二次革命的腹稿。一旦革命，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约法，也必将与袁世凯一并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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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 （1912.4—1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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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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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逝去，宋教仁的历史地位，在今天已得到愈来愈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他被历史学家尊为“中国宪政的设计师”。然而，中国宪政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晚清十年新政，到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与框架了。武昌义旗一举，各省群雄并起，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国家，竟没有一个省宣称建立新王朝，没有一个起义领袖要做皇帝，无论他们是绿林好汉，还是赳赳武夫，都知道要成立民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不能不说是晚清新政的启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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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两面旗子：一面是代议政制，一面是政党责任内阁。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设计宪政，而在于把政党政治，从青蛙变成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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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有两个同盟会：一个是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一个是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领导的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从中国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的，两者相互独立，并无隶属关系，但都是革命的秘密组织，带有很浓的会党色彩。现在共和民主时代来临，应从地下走上地面，改造为合法政党，从事宪法国会活动。1912年1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前途，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3月3日，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文为同盟会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后来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宋教仁担任政事部主任干事，职责是草创政见，沟通议会内和政府内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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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终于艰难地迈开了从秘密会党到合法政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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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有一句著名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溯武昌起义之初，革命党声势如日中天，人人都想削尖脑袋往革命党里钻时，他给谭人凤的电报，已洞幽烛远地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章太炎劝同盟会，勿以一党把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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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同盟会积隙甚深，他提出“革命党消”的口号，恒被同盟会人疑为动机不良，私心自用，目的是帮助袁世凯瓦解革命党。一百多年来，这个口号，都被视作破坏革命的阴谋，受到笔诛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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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针对各种政治势力已开始争权夺利的现象，进一步明确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党消”这个口号，比章太炎的更准确、更清晰。“革命军起”容易引起误解，而“共和国立”，则一清二楚，绝无歧义。黎元洪不无忧虑地说：“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国之俊杰而共济时艰。”如此表述，较为温和，与章太炎的“勿以一党把持政治”相比，虽意思相同，但化解了言辞间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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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不是什么创新发明，与昔汉代陆贾对高祖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一脉相承。其实二者绝不一样，而且南辕北辙，古人是劝皇帝以武逆取天下，以文顺守天下，但终归是一姓天下。而共和时代，革命党消，是为了让天下人共治天下。如果说“阴谋”，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才是破坏共和、为专制留一点香火的最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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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写信给黄兴，建议尽快取消同盟会名义，既可示天下以公诚，亦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甚至在同盟会中，也有人毅然提出：“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非建新猷。”反映了时人对南北分裂、各派政治分歧，对未来缺乏共识，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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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统一，意味着要分享权力，武力统一，则意味着独享权力。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争论的焦点在于：共和时代，到底还要不要革命党？如果要，革谁的命？如果不要，那以什么取代革命党？从革命到执政需要完成怎样的转型？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民主化路径与制度表达方式？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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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们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宪政时代真的来临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这些最宝贵的价值，会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像鲜花一样绽放。人人有免于暴力与恐惧的自由，有参与制度设计的自由，有分享权力的自由，有监督权力的自由。然而，围绕着“革命党消”的争论，却给了人们一个强烈的暗示：中国的未来道路，将山重水复，崎岖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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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把誓词中“谨遵宪法，依国民之愿望”，改为“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被指一上任就破坏民主。但当时还没有宪法，遵无可遵。3月18日，大总统通令全国：“查从前参议院参议员，各省有由都督遴派者，有由地方议会公推者，有尚未选派者，现在统一政府不日成立，参议院亟应组织完备，应由各地迅速妥定选派办法，选派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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