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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元第一国会 （1912.4—19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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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立，革命党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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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逝去，宋教仁的历史地位，在今天已得到愈来愈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他被历史学家尊为“中国宪政的设计师”。然而，中国宪政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经过晚清十年新政，到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时，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路与框架了。武昌义旗一举，各省群雄并起，在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国家，竟没有一个省宣称建立新王朝，没有一个起义领袖要做皇帝，无论他们是绿林好汉，还是赳赳武夫，都知道要成立民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不能不说是晚清新政的启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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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的政治主张，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两面旗子：一面是代议政制，一面是政党责任内阁。他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设计宪政，而在于把政党政治，从青蛙变成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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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有两个同盟会：一个是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一个是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领导的中部同盟会。中部同盟会是从中国同盟会中分裂出去的，两者相互独立，并无隶属关系，但都是革命的秘密组织，带有很浓的会党色彩。现在共和民主时代来临，应从地下走上地面，改造为合法政党，从事宪法国会活动。1912年1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大会，讨论前途，建党的意见占了上风。3月3日，通过新的总章，选举孙文为同盟会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后来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宋教仁担任政事部主任干事，职责是草创政见，沟通议会内和政府内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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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终于艰难地迈开了从秘密会党到合法政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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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有一句著名口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溯武昌起义之初，革命党声势如日中天，人人都想削尖脑袋往革命党里钻时，他给谭人凤的电报，已洞幽烛远地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国家能否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章太炎劝同盟会，勿以一党把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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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同盟会积隙甚深，他提出“革命党消”的口号，恒被同盟会人疑为动机不良，私心自用，目的是帮助袁世凯瓦解革命党。一百多年来，这个口号，都被视作破坏革命的阴谋，受到笔诛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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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针对各种政治势力已开始争权夺利的现象，进一步明确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党消”这个口号，比章太炎的更准确、更清晰。“革命军起”容易引起误解，而“共和国立”，则一清二楚，绝无歧义。黎元洪不无忧虑地说：“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国之俊杰而共济时艰。”如此表述，较为温和，与章太炎的“勿以一党把持政治”相比，虽意思相同，但化解了言辞间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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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不是什么创新发明，与昔汉代陆贾对高祖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道理一脉相承。其实二者绝不一样，而且南辕北辙，古人是劝皇帝以武逆取天下，以文顺守天下，但终归是一姓天下。而共和时代，革命党消，是为了让天下人共治天下。如果说“阴谋”，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才是破坏共和、为专制留一点香火的最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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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写信给黄兴，建议尽快取消同盟会名义，既可示天下以公诚，亦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甚至在同盟会中，也有人毅然提出：“凡从前所设立，如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以及一切党会诸名义应请一律取消，化除畛域，非建新猷。”反映了时人对南北分裂、各派政治分歧，对未来缺乏共识，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焦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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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统一，意味着要分享权力，武力统一，则意味着独享权力。两大阵营，泾渭分明。争论的焦点在于：共和时代，到底还要不要革命党？如果要，革谁的命？如果不要，那以什么取代革命党？从革命到执政需要完成怎样的转型？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民主化路径与制度表达方式？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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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们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宪政时代真的来临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开放，这些最宝贵的价值，会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像鲜花一样绽放。人人有免于暴力与恐惧的自由，有参与制度设计的自由，有分享权力的自由，有监督权力的自由。然而，围绕着“革命党消”的争论，却给了人们一个强烈的暗示：中国的未来道路，将山重水复，崎岖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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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把誓词中“谨遵宪法，依国民之愿望”，改为“速定宪法，副国民之愿望”，被指一上任就破坏民主。但当时还没有宪法，遵无可遵。3月18日，大总统通令全国：“查从前参议院参议员，各省有由都督遴派者，有由地方议会公推者，有尚未选派者，现在统一政府不日成立，参议院亟应组织完备，应由各地迅速妥定选派办法，选派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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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新内阁的名单已经出炉了。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也是孙文的同乡。同盟会原打算取得陆军与财政两个总长位，被袁世凯否决，但同意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王宠惠4位同盟会员入阁，分任农林、工商、教育、司法总长。总理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为了表示亲善合作，也都加入了同盟会。在内阁12个总长中，同盟会形式上占了6个。参议院顺利通过内阁名单，第一届混合型内阁，于焉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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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孙文正式解职，在最后一刻，他签署公布了《参议院法》。4月2日，袁世凯向参议院提出临时政府迁北京案，参议院以20票对6票通过。4月5日，参议院宣布休会，开始搬离六朝古都金陵，往风沙滚滚的皇城北京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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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乾坤大挪移的工程，紧凑而有序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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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时大总统的要求，参议院议员由各省临时省议会选举产生，每省5人，不再由都督委派了。但有些地方只派出一两个人，有些地方的代表姗姗来迟，所以北京临时参议院总人数，始终是笔糊涂账，有说93人，有说98人，有说110人，也有说120人。而共和党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占了约42席，同盟会只占约35席。但由于不少人跨了党，所以这个席位数的统计，也是不太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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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实际上由多个小党组成，党魁有黎元洪、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林长民、汤化龙等人。同盟会为第二大党，除此之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党（不是宋教仁后来领导的国民党）和少数无党籍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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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槐花已开，榆钱遍地，幽香满城。4月29日，临时参议院在前资政院举行开幕礼。到会议员75人，由林森主持大会。袁世凯和国务总理唐绍仪率领新内阁各部总长，在参议院集体亮相。袁世凯戎装灿烂，腰间佩剑，神情端庄，步履雍容，进入议会大厅。讵料林森迎上前来第一句话，不是恭维奉承，而是说：“袁大总统，参议院是立法的最高机关，是一块神圣之地，例行是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的，请大总统阁下解除佩剑入席，以崇法制。”袁世凯愕然，但马上连声说：“是的，是的。”随即解下佩剑。这一幕被在场的人看在眼里，无不激动万分，以为一个民主法治的时代真正来临了。5月1日，临时参议院正式开会，林森辞职，副议长也不见了踪影。据当时在《民国报》做编辑的梁漱溟说，是林森自己既不想当议长，也不想当议员，故拂袖而去。补选议长时，同盟会推举张耀曾，统一共和党推举吴景濂，共和党推举汤化龙，由于三党议员都没有过半数的，取决于哪两个党能够达成共识，联合投票。最后共和党与统一共和党合作，选定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谷钟秀为全院委员长。国民党的张耀曾被选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由三党协商分配各委员会委员名额，林长民任秘书厅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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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字莲伯，号述唐，辽宁宁远（今兴城）人，生于1873年。因脑袋特大，外号“吴大头”。坊间传说，他的先祖是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康熙平定三藩后，吴家被流放东北，在驿站充当站丁。站丁近乎贱民，受人排斥，甚至有自己特殊的衣食住行和语言习俗。有史书称吴景濂是有清以来独一无二的“站丁举人”，其实，他科考的最好成绩是第六名副车（清代称乡试的副榜生），未中过举人。朝廷废除科举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以最优等毕业，由学部奏请奖给举人出身，授候补内阁中书，加五品衔。至于他是不是吴三桂后人，在未有确凿的考证之前，姑且存此一说。后来，吴景濂赴日本留学，加入了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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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当选议长后，袁世凯派秘书长梁士诒到参议院道贺。内阁全体阁员也在唐绍仪的率领下，一同到院致贺。吴景濂到总统府拜谒袁世凯。袁世凯命乐队在府门外奏乐欢迎，以示隆重。会晤时，袁世凯说：“南人多疑吾将来帝制自为，民国初成，吾焉敢存此非法思想？君北人，吾亦北人，愿请帮助。”吴景濂说：“北方人行动向多坦直，吾愿总统为中国之华盛顿，不愿总统为中国之拿破仑。语云‘止谤莫如自修’，愿总统此后行政处处抱定约法作去，吾必竭力赞助，浮言自息，一时议论，毋庸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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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袁世凯、吴景濂第一次见面，纯属礼节性的拜访，袁世凯便急不可待地谈到如此敏感的问题，可见当时来自南方的谣言，非常炽盛，已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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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参议院议决国会采两院制，着手起草国会组织法。5月13日，内阁各部总长（除外交、内务和工商总长因故未到外）都齐集参议院，轮流上台，恭敬严慎，向议员们报告自己的施政计划。这个场面，让人对中国宪政的未来，充满惊喜与期待。沈云龙写道：“以中枢各部最高首长，俱不惮烦地一一向代表全民的神圣国会，既不胆怯，亦不虚饰，不夸张，更不作空洞口号，不念书面报告，各凭其诚挚态度，清晰口才，说明其个人抱负，充分表现具有行政才能的负责风度，不仅树立了史无前例的开国宏规，也为中国民主宪政写下了空前绝后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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