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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坊间趣闻，茶余饭后，说得绘声绘色，唾沫横飞，但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就像退潮后的沙滩，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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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最大的功绩，是为中华民国留下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宋教仁是法制局局长，但他拒绝起草约法，坚持由参议院组织起草委员会，自行起草审议。有人认为这是他当时处境困难，法制局的地位及职权备受訾议。但看深一层，起草约法的确不应由政府的法制局负责，而应由最高民意机关——参议院（国会）负责。宪法不同于一般法律，其原意首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岂能由政府的一个部门去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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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推举马君武、景耀月、吕志伊、张一鹗四名议员负责起草。张继、谷钟秀等八人负责审查。在《胡汉民先生年谱》中，有这么一段话：“国父（孙文）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举袁世凯以自代，约法问题，因之而生，国父即命展堂（胡汉民）先生召集同志及同盟会籍议员讨论。”约法乃具有宪法性质的大法，制宪的基本原则，就要摒除一切特殊性的考虑，对社会每一个人都适用，让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因此，谁当总统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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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袁世凯当总统，就会发生“约法问题”呢？说白了，就是未来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与谁当总统有莫大关系。由于孙文让位给袁世凯，已成定局，故孙文倾向于实行地方分权。但宋教仁却还是一根筋地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几乎在每个问题上，他都是少数派，每建一言都会招来劈头盖脸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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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约法的会上，宋教仁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起义以来，各省纷纷独立，而中央等于缀旒，不力矫其弊，将成分裂，且必中央有大权，而国力乃可以振复，日本倒幕，是我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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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马上反驳说：“中国地大而交通不便，满清末造，唯思集权中央，挽其颓势，致当时中央有权而无责，地方有责而无权之讥，而清亦暴亡，则内重外轻，非必皆得，且中国变君主为共和，不能以日本为比。”他特别强调：“况中国革命之破坏，未及于首都，持权者脑中唯有千百年专制之历史，苟其野心无所防制，则共和立被推翻，何望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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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说：“君不过疑于袁世凯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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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知道宋教仁是个“国会迷”，他轻蔑地说：“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尤甚薄弱，一旦受到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踏俄国1905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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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孙文出面仲裁，他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谓是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进一步，但我鉴于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创制五权宪法，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而却是非一蹴可几。我今只说要定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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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互相监督制衡。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孙文、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确实比中央集权更有针对性。但如果没有一部经严格修改程序的宪法，中央与地方没有严格的权力划分，各级议会议员、政府首长不是民选产生，当中央与地方权力发生冲突时，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威的法庭裁决时，集权与分权，同样危险，集权易沦为极权政府，分权易沦为诸侯割据。2月7日，参议院开始讨论约法。那是一段激情四溢的日子，议员们每天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各种与约法相关的问题，提出疑问，认真推敲，寻找理论依据，忙得不亦乐乎。生命之花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怒放过。吴景濂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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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之开国基本法律，第一为中华民国组织法。因定组织法时为时仓卒，不能详密，故未选临时大总统前，由临时参议院另定中华民国约法。而约法之精神，取美国制抑取法国制，经讨论磋商，为时甚久。于约法上，纯采法国制度，三权分立，立法权在约法时期内，由临时参议院行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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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临时参议院表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正式公布。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大法，《临时约法》第一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有书信秘密之自由，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有信教之自由，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权利。这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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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议院一章中，规定参议员由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选派方法，或民选，或委任，各地方可以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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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把国家政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仅仅一个多月前，同盟会还坚决抵制内阁制，主张总统制，但随着参议院改选袁世凯为总统，立即改弦易调，一切恒以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转移。当时参加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张国淦，一位深谙官场世情的政客，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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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议员谷钟秀说：“各省联合之始，实有类于美利坚十三州之联合，用其自然之势，宜建为联邦国家，故采用美国之总统制。自临时政府成立后，感于南北统一之必要，宜建为单一国家，如法国之集权政府，故采法国之内阁制。”不过，临时政府刚成立时，也是总统制的，那时怎么就没有“南北统一之必要”呢？如果现在袁世凯也说：“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革命党又会如何作答呢？所以张国淦语带嘲讽地说，无论怎么解释，“不过形式上一种议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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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相持不下，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而内阁“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但什么叫“辅佐”？定义含糊，双方权限没有清楚界定，实际上成了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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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内阁制的政体，多不设副总统。但议员们考虑到黎元洪是首义元勋，手握兵符，背后有南方支持，故专门为他设了副总统位置。现在北正南副，阴阳平衡了。“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对法律的公平性来说，是一剂很猛的毒药，法律沦为党派政治企图的工具，破坏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必将引发社会的严重对立，造成更大的阴阳失衡。更可怕的是，由于牺牲了宪法文本在学理上的公正性，将使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破坏殆尽，令法律效果被扭曲而发生不可预测的灾难。这一恶果，在不久的后来，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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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的许多条文，也有过于粗疏简陋之弊，规定了如何做，却没有监督与制约，三权分立，遂无从体现。当时刚从英国学习法律归国的章士钊，撰文指出：“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约法不为虚文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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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以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Corpus）。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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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这部约法是孙文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而搞出来的，其实也不尽然。内阁制的设置，容或有针对袁世凯的用意，但总体而言，依然体现出立法者构建国家基础秩序与最高价值的意图。约法中的许多缺陷，是立法者认知的缺陷，而不是“别有用心”故设陷阱。比如约法中“人民”一章的最后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为政府随时剥夺人民权利，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如果约法是专为防范袁世凯而定，这一条岂不是革命党为自己设下的绊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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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后来声称，他的原意，是想制定一部五权宪法，但议员们对什么是五权，闻所未闻，茫然无知，立法无从谈起。“这部约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民权。”孙文不屑地说，“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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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因发生兵变，形势诡谲，袁世凯以坐镇北方为由，决定在北京就职，不到南京。而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留在北京，《申报》甚至尖刻地批评南京临时政府坚持要袁世凯南下，是出于“一念虚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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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干部开会时，群情激奋，纷纷主张由黄兴统领大军，杀上北京，以迎袁南下为名，行“扫荡军阀势力与专制余毒”之实。这无异于重启战端，打响南北战争。宋教仁期期以为不可，他再次受到同志的围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大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说客，出卖南京政府。骂得火起，竟跳上前去，一拳击中宋教仁面部，顿时眼角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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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君武和宋教仁都是南社的诗友。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发起的文学团体，社员多为同盟会人，后来发展到一千多人。马君武早年写过“书生誓树勤王帜，铁屋瀛台救圣躬”的保皇诗，后来接触西史，学了一些外国名词，又写过“国会冤刑苏拉第，敌军威慑汉尼巴”一类诗。他做事干脆利落，从不瞻前顾后。有一则关于他下棋的趣闻，据说，马喜欢下围棋，自诩下的是“革命棋”，从不考虑，手起棋落，快如闪电，但立即就悔棋，有时一连悔一二十子，甚至试过一直把全盘棋子悔完。急性子的人，做出急性子的事，让人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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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黄兴把马、宋二人拉开。黄兴在这件事上，站在宋教仁一边，他宣称，就算和议不成，他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一定要打，“唯有割腹以谢天下”。孙文虽然不赞成马君武当众殴人，却赞成他的说法。孙文内心，其实已有了二次革命的腹稿。一旦革命，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约法，也必将与袁世凯一并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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