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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生于1873年。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北面备弟子礼。1895年，康、梁师徒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呼吁朝廷实行变革，一时天下风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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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称是“少年中国之少年”，先后主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在海内外拥有万千读者，影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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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长不怕家乡远，流亡者今天终于光明正大回国了。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专门为他腾了一所行馆，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梁启超不知怎么说了一句“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传到了袁世凯耳朵里，马上饬人打扫贤良寺，让梁启超入住。梁启超不禁为之叹服：“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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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一直认为戊戌变法是被袁世凯出卖而失败的，所以对袁世凯怀着深仇大恨，康有为始终反对梁启超与袁世凯合作，但梁启超觉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现在该是政治和解、共济时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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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举办的欢迎会上，梁启超与袁世凯见面了，互相表达敬意。体形矮胖的袁世凯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容貌清癯的梁启超欠身回答：“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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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启超还有另一个冤家对头，就是同盟会。同盟会一向把梁启超视作保皇派，不遗余力地攻击，双方在海外屡次爆发论战，形同水火。这段恩怨，比跟袁世凯的恩怨，更难化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第一届内阁名单上，曾有人提议让梁启超入阁，但被同盟会领袖否决了。现在孙文、黄兴均已解职，宋教仁也完成了同盟会的改组，为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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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政党以国民党、共和党为大。一般人预计，未来国会，国民党将占60席，共和党40席，还有约20席游离席，将是决定国会向背的关键。于是，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等人，撮合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小团体，组织第三党——民主党。汤化龙、林长民等人，都是梁启超的亲密伙伴，政治立场十分接近。民主党的干事长是汤化龙，但实际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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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党派竞争的议会，便失去存在的意义。政治权力的制衡之道，民主国与专制国都差不多，只不过民主国更加复杂，制衡的维度更多。梁启超不仅主导着共和党、民主党的走向，而且他与宋教仁亦惺惺相惜，视彼此为政党竞争的最大对手。据梁漱溟的记述，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表示应像英美那样，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中，若梁启超当政，他愿在野相辅；如果他当政，则请梁启超善意监督。梁漱溟说：“这原亦是梁（启超）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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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历史为中国骄傲的时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国，也没有出现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在两位政治家身上，显现了一种真正高贵的尊严和气度，是那些唯知争权、心地龌龊的政客所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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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梁这次见面，虽未见于其他史料，有史家认为孤证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脉络，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性格，不立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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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应在1913年1月11日前召集，但因为《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未能按时出炉，许多筹备工作，无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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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10日公布《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议会议员选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学会8人，华侨6人，共274人。众议院由各地人民选举产生，每人口满80万选出1人，人口未满800万的省，也可以选出10人，共59人。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众议员任期3年，届满全部改选。对选民资格，亦作了详细规定，由各省区编造选民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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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5日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于1912年12月10日进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进行复选。1912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选举，各省、中央学会和华侨2月10日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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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既定，各地的选举气氛便逐日升温，愈炒愈热了。各地城镇乡村、茶楼饭馆、街头巷尾，忽然喧闹起来，多了许多来拉票的竞选者。他们带着各自的助选团，当时还没有电气化的扩音设备，大家都是敲着铜锣高喊：“××党×××来发表竞选演说了，欢迎大家来听啊！”于是路人纷纷驻足，围拢聆听。对这种场面，读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记者，多加以冷嘲热讽，但今天回过头看，无论多么幼稚，自有其令人动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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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张玉法记录了候选人的造势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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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活动中，有助选团体及政党参与其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己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竞选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己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缴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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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曾经投票选过咨议局议员，但那只是省一级的“咨询机关”，不是真正的国家立法机关。时隔三年后的国会选举，各项选举法规，比三年前完善很多。除了没有现代的电视、广播、电子媒介之外，其他造势拉票手法，和民主国家的选举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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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广东大埔人，清末曾在广东咨议局工作过，受过一定的议会政治训练，是一位制度主义者，相信好制度能够救中国。革命成功后，胡汉民给了三个职位任他挑选：一是琼崖镇守使，一是潮梅绥靖处长，一是广东审计处长，统统被其婉拒，他心驰神往地说：“我要竞选国会议员。”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关系国运民生，所以他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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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在广东第三区（潮汕地区）参加众议员选举。他曾经在家乡和广州创办过学校，桃李遍地，呼声很高，他没有用什么“优惠”去拉拢选民，得票却遥遥领先。投票站前，经常听到有人洋洋得意地高呼：“我选邹鲁！”似乎选邹鲁便可自证清白。最后，邹鲁和另外三位国民党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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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全国投票人数约为400万，占4000万合资格选民的十分之一，舞弊现象，确有所见。如金钱买票、酒宴款待、车船迎送，还有赠送金徽章、燕尾服，甚至鸦片；有的地方甚至发生选民哄抢选票事件。比如在武昌，有一人抢得几十张至几百张选票；有人代别人填选票；有的选区发生暴力冲突，投票站被人砸毁；也有的复选议员由初选议员私相授受，每票可卖得四百银洋；以致有人在街头张贴公启，讽刺选举是“君主专制，贾卖御史；富豪专制，典卖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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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清末选咨议局议员时，朝野都有忧虑，担心中国民智未开，民众文化程度太低，无论学养与经验，均不够格搞选举，若选举中弊案纷纷，反而会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冲击。这种论调，贯穿于中国百年宪政史上。其实，之所以要投票选举，正是基于人民的专业水平不足以直接从政，需要用选票选出他们认为够资格的代表，代他们去从事政治这一认识。自由主义者喜欢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生而不同，唯一可以体现“平等”的，也许就是一张选票了，因为无论你是总统还是乞丐，你手上那张选票的价值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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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届国会的选举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黑金选举、黑道选举等严重违法现象，大多数所谓“弊案”，更像狡黠的乡下人在市集的讨价还价，是一种比较单纯、幼稚、贪小便宜式的小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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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国会议员刘振生所说：“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选举，是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举行的，那时候政治势力影响选举还不大，金钱运动之风亦较小。当时操纵选举的，是各省省议会和县议会。”由于中国绅权自治的传统传衍甚久，基础雄厚，绅权与民权是血缘最近的近亲。选举并没有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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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搭起来自然有人过，民主训练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孙文有先见之明，在约法上加了一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恒为防范独裁者而设，而主权最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国民手中的选票。无选票，谈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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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选举，偶有乱状，不足为奇，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只要逐步完善法制，积累经验，规矩绳墨，建立健康的选举文化，可以预期，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必定会一届比一届少，民主政治必定可渐入佳境，无须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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