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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之外，孙文更号召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积极响应。三督联手，声威震动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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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北京、上海一带，有一个名为“锄奸团”的暗杀组织，十分活跃，主持人除了陈其美之外，还包括林森、叶夏声等国会议员。1913年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据猜测，凶手就是“锄奸团”成员。国民党希望激起事端，但政府却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指徐宝山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沉得住气，任你质询，一概留中不发，他在等着国民党的下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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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动作，层出不穷，暗杀和破坏活动，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各地破获铁血团、讨贼团等组织，不一而足，全部是国民党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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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北京一城，政府就破获了七十多个暗杀机关，均与一个名为“血光团”的暗杀组织有关，这个组织专门针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成员据称有五百多人，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是其领导者之一，黄兴是总指挥。谢持与宋教仁原来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现金和爆炸品，从上海到北京，部署暗杀袁世凯。但周到京后，即向政府举报，5月17日，京畿军政执法处拘捕谢持，从他家中搜出一堆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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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抗议，声称不能随意逮捕议员，要求政府放人。政府方面说，这是司法问题，政府不负责，亦无答复的义务。参议院致函军政执法处，称议会是立法机关，重要人物应特别保护。军政执法处把谢持放了出来，要求他在京听候传质。但谢持一出樊笼，马上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的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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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出席众议院时，议员们还在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要违法逮捕谢持议员，段祺瑞毕竟没有袁世凯的修为，脱口而出回答：“谢是血光团的财务部长。”议员马上群起反问：“你说他任此职有什么证据？如果有人说段总理是血光团财务部长，你也承认吗？今日政府处处皆违法，四万万人皆不得安宁，是皆政府违法使然，谁负其责？”把段祺瑞问得脸色铁青，不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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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挑战升级，胡汉民以一省长官的身份，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这是以武力挑战中央。袁世凯像一只猎豹，耐心地等候着猎物露出破绽，以便作出致命一击。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胡汉民的通电，给了北方出师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调兵遣将，挥军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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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对中央，一是宋案，二是大借款案。除此之外，还有中俄蒙协约事件，虽然不是国民党与政府冲突的焦点，但发生在敏感时间，亦掀起轩然大波。事起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怂恿下，宣布独立。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国内舆论当然同声反对，但1913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协约六款》，承认《俄蒙协约》。汤化龙痛斥这是“失主权，丧国土”，国民党也强烈反对，把它作为攻击政府卖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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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案还在调查阶段，没有结论；大借款案也只是手续不全，并非不可救药的死症。就算两案都被国民党说中，宋教仁确实是政府官员买凶暗杀的，大借款案确实是政府有意绕开国会违了法，是否就构成武装割据、发动内战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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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造，都存心要突破法律，只不过袁更深谋远虑，要把“开第一枪”的责任留给国民党。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李烈钧、柏文蔚也被免职。7月5日，北洋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南北之间，顿时火星四溅，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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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人士）给社会的印象，派性鲜明，攻击性超强。7月，袁世凯让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阁，熊希龄虽然是湖南人，吃辣椒长大，但也自认无力应付南方的革命党人，他向袁世凯一再表示：“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但梁启超认为这是推动政党政治的一个机会，可以建立政府与政党之间的互动性，为政治结构增添弹性幅度，所以他力劝熊希龄出任，而熊则以仔肩至重，不能独任为辞，邀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合力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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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湖口事件，参议院议长张继弃职南下，通电劝告全体议员，从速迁出北京，参加讨袁。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欢迎议员“克日南迁，择地开议，俾伸国法，而维大局”。少了国民党议员的狙击，熊希龄内阁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时人挖苦这个内阁好像“偷关漏税，秘密输入的货品”。它生不逢时，无一政绩可纪，成了专为政府征讨南方与解散国会背书的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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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成立前夜，邹鲁得到张耀曾通知，军警要来捕人，赶紧邀几位朋友来家打牌作为掩护，一圈没打到南风，便借故从牌桌上溜走，买了一张去天津的三等火车票，混在人丛之中，仓皇逃出北京。7月22日晚，军政执法处到邹鲁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捕，一无所获。当此时邹鲁已经从上海返回广东，协助陈炯明起兵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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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相继通电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陈其美也在上海起兵围攻江南制造局。7月26日的外国报纸描写上海的悲惨景况：“上海市内一片狼藉。城郊大火冲天，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难民露宿街头。黄浦江边大饭店的顶层花园，挤满了观看交战的外国人。”蚁民何辜，昨天还把宋案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竟遭炮火摧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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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恒言，“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然溯流徂源，洵因孙文让位于袁世凯而起，即使没有宋案，大借款案、库伦问题、内阁问题，无一不可以成为导火索，这场仗迟早是要打的，因为根子在总统让位这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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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宪法起草委员们正在天坛祈年殿内，正襟危坐，听汤漪作冠冕堂皇的讲话：“制定宪法本为一种非常尊重的立法手续，今日在此开会，观此建筑，其规模既极宏大，而基础亦属坚固，即此现象上，可预祝将来能制定一种巩固完善之宪法，使国家立于巩固之地位。”他的声音在大殿的圆穹下发出嗡嗡的回响，与千里之外车辚辚、马萧萧之声，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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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下令由总统府拟了一份宪法纲要，要求起草委员会以此纲要为讨论基础。7月20日，政府把宪法纲要以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几十份意见书，一并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委员们认为起草宪法不是政府的事，无须政府越俎代庖，断然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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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顶住了来自总统府的压迫，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痛诬丑诋，也顶住了自己内心的恐惧，终于让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硝烟中艰难降生。这时国民党的讨袁军，却出师不利，8月2日，在上海一败涂地。形势逆转，政府占据上风位置，议员们的处境愈加困难了。北洋政府下令通缉孙文、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领袖。吴景濂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份，毅然决然开除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借此划清界限，为国会争取最后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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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失守，黄兴重演武昌兵败一幕，一走了之。孙文和胡汉民也乘坐德国邮轮，离开炮声隆隆的上海滩，南返广东。8月3日，经过马尾时，得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通知，广东的独立也失败了。孙文只得改道前往日本。在日本召集昔日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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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各地的讨袁军士兵，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艰苦支撑，但大批国民党领袖，已相继流亡日本。张继、谢持、邹鲁、周震麟等国会议员，也跳上了去日本的轮船。邹鲁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时，内心百感交集，竟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袁世凯能够逆取顺守，把中国弄好，我们又何妨让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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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大海，茫茫长夜，数尽残更，天也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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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句土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上海讨袁军失败那一天，正是北京最炎热的三伏天。8月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正式把宪法草案大纲提出讨论。宪法全文，由共和党黄云鹏、国民党张耀曾、政友会孙钟、公民党李庆芳、进步党汪荣宝五人执笔起草。他们工作十分卖力，不敢稍懈，每周开会三到四次，每次开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5时。他们仍抱有这样的希望：制一部严谨、公正、字字珠玑、万世表率的宪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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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政府以串通乱党的罪名，逮捕了八名议员（七名国民党党籍，其中三人是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徐秀钧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力主六省联合举兵，江西独立时，他偷偷把北洋陆军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李烈钧，不料被军警截获破译，遂以参与内乱为由，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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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友人向他通风报信，催其赶紧逃走，他慨然说：“我将赴法院听法律之裁决耳，夫既以身许国，祸至而逃之，不义。”友人劝他：“今日之事，岂容君从容谈法律乎？”徐秀钧说：“共和所恃以存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虽生何为！”壮哉斯言，但法律果存，又何至于南北兵戎相见？既已用兵，又谈何法律？徐秀钧被捕后，押往九江枪决，一弹洞胸，未死，复被活埋。这是国会成立后第一名被处决的议员，人心为之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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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下，不少议员都表现出临危不惧的气节。按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定，须三分之二委员出席才能开议，“二次革命”后，因好几名委员被捕、被杀，其他委员为了保证开会的法定人数，都自觉地不请假。那时还没有汽车，住得比较远的委员，天没亮就要出门，或骑马，或乘马车，顶着滚滚尘土，赶往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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