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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造，都存心要突破法律，只不过袁更深谋远虑，要把“开第一枪”的责任留给国民党。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本兼各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而以陈炯明为都督，李烈钧、柏文蔚也被免职。7月5日，北洋军队开往江西。7月12日，湖口宣布独立。南北之间，顿时火星四溅，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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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主要是原同盟会人士）给社会的印象，派性鲜明，攻击性超强。7月，袁世凯让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组阁，熊希龄虽然是湖南人，吃辣椒长大，但也自认无力应付南方的革命党人，他向袁世凯一再表示：“自揣能力，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但梁启超认为这是推动政党政治的一个机会，可以建立政府与政党之间的互动性，为政治结构增添弹性幅度，所以他力劝熊希龄出任，而熊则以仔肩至重，不能独任为辞，邀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合力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慨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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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湖口事件，参议院议长张继弃职南下，通电劝告全体议员，从速迁出北京，参加讨袁。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欢迎议员“克日南迁，择地开议，俾伸国法，而维大局”。少了国民党议员的狙击，熊希龄内阁得以在国会顺利通过，时人挖苦这个内阁好像“偷关漏税，秘密输入的货品”。它生不逢时，无一政绩可纪，成了专为政府征讨南方与解散国会背书的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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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成立前夜，邹鲁得到张耀曾通知，军警要来捕人，赶紧邀几位朋友来家打牌作为掩护，一圈没打到南风，便借故从牌桌上溜走，买了一张去天津的三等火车票，混在人丛之中，仓皇逃出北京。7月22日晚，军政执法处到邹鲁经常出入的地方搜捕，一无所获。当此时邹鲁已经从上海返回广东，协助陈炯明起兵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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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赶到南京，出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相继通电独立，与袁世凯断绝关系。陈其美也在上海起兵围攻江南制造局。7月26日的外国报纸描写上海的悲惨景况：“上海市内一片狼藉。城郊大火冲天，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难民露宿街头。黄浦江边大饭店的顶层花园，挤满了观看交战的外国人。”蚁民何辜，昨天还把宋案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竟遭炮火摧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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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恒言，“二次革命”是因宋案而起，然溯流徂源，洵因孙文让位于袁世凯而起，即使没有宋案，大借款案、库伦问题、内阁问题，无一不可以成为导火索，这场仗迟早是要打的，因为根子在总统让位这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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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宪法起草委员们正在天坛祈年殿内，正襟危坐，听汤漪作冠冕堂皇的讲话：“制定宪法本为一种非常尊重的立法手续，今日在此开会，观此建筑，其规模既极宏大，而基础亦属坚固，即此现象上，可预祝将来能制定一种巩固完善之宪法，使国家立于巩固之地位。”他的声音在大殿的圆穹下发出嗡嗡的回响，与千里之外车辚辚、马萧萧之声，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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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下令由总统府拟了一份宪法纲要，要求起草委员会以此纲要为讨论基础。7月20日，政府把宪法纲要以及从各方面收集来的几十份意见书，一并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委员们认为起草宪法不是政府的事，无须政府越俎代庖，断然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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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顶住了来自总统府的压迫，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痛诬丑诋，也顶住了自己内心的恐惧，终于让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在硝烟中艰难降生。这时国民党的讨袁军，却出师不利，8月2日，在上海一败涂地。形势逆转，政府占据上风位置，议员们的处境愈加困难了。北洋政府下令通缉孙文、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领袖。吴景濂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身份，毅然决然开除黄兴、陈其美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借此划清界限，为国会争取最后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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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失守，黄兴重演武昌兵败一幕，一走了之。孙文和胡汉民也乘坐德国邮轮，离开炮声隆隆的上海滩，南返广东。8月3日，经过马尾时，得日本驻福州领事馆通知，广东的独立也失败了。孙文只得改道前往日本。在日本召集昔日同志，组织中华革命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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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各地的讨袁军士兵，仍在前线浴血奋战，艰苦支撑，但大批国民党领袖，已相继流亡日本。张继、谢持、邹鲁、周震麟等国会议员，也跳上了去日本的轮船。邹鲁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时，内心百感交集，竟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袁世凯能够逆取顺守，把中国弄好，我们又何妨让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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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大海，茫茫长夜，数尽残更，天也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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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句土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上海讨袁军失败那一天，正是北京最炎热的三伏天。8月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正式把宪法草案大纲提出讨论。宪法全文，由共和党黄云鹏、国民党张耀曾、政友会孙钟、公民党李庆芳、进步党汪荣宝五人执笔起草。他们工作十分卖力，不敢稍懈，每周开会三到四次，每次开会，从上午9时一直开到下午5时。他们仍抱有这样的希望：制一部严谨、公正、字字珠玑、万世表率的宪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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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政府以串通乱党的罪名，逮捕了八名议员（七名国民党党籍，其中三人是宪法起草委员）。众议员徐秀钧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力主六省联合举兵，江西独立时，他偷偷把北洋陆军的情况用密电通知李烈钧，不料被军警截获破译，遂以参与内乱为由，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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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前，友人向他通风报信，催其赶紧逃走，他慨然说：“我将赴法院听法律之裁决耳，夫既以身许国，祸至而逃之，不义。”友人劝他：“今日之事，岂容君从容谈法律乎？”徐秀钧说：“共和所恃以存立者法律耳，法律不存，虽生何为！”壮哉斯言，但法律果存，又何至于南北兵戎相见？既已用兵，又谈何法律？徐秀钧被捕后，押往九江枪决，一弹洞胸，未死，复被活埋。这是国会成立后第一名被处决的议员，人心为之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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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局势下，不少议员都表现出临危不惧的气节。按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定，须三分之二委员出席才能开议，“二次革命”后，因好几名委员被捕、被杀，其他委员为了保证开会的法定人数，都自觉地不请假。那时还没有汽车，住得比较远的委员，天没亮就要出门，或骑马，或乘马车，顶着滚滚尘土，赶往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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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忆及：“此时南北情形，恐慌万分，而国会在京不动声色，仍照常开会。”这是政治最具戏剧性之处，国民党这厢已揭竿于江湖，向政府宣战，那厢却仍坐在庙堂之上，煞有介事地讨论宪法。宪法何等庄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讨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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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令那些仍然想留在体制之内为宪法奋斗的国民党人，地位尴尬，备感处境艰难。当时谣言盛传，说某些激烈派党人正在密谋炸毁议会，而南方各独立省份也呼吁议员走为上策，脱离北方政府；在京城内，刺刀闪闪，马刺铮铮，议员们已置身于军警的虎视鹰瞵之下。8月7日，参、众两院的国民党议员在北京开会，决定不变更组织，维持现状，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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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精神与毅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终非长久之计。是从事宪政活动，还是从事革命活动，二者只可居其一，必须当机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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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前，先制宪后选总统，是国、进两党的共识，但炮声一响，局面全非。袁世凯借口形势紧张，稳定压倒制宪，国家不可长期无正式负责的元首，必须尽快选举总统。国会作出妥协，9月3日，参议院补选议长，共和党的王家襄当选，然后循袁世凯要求，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制定作为宪法一部分的《大总统选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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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了尽快选举总统，想尽一切办法。参议院秘书长张嘉璈回忆：“我在参议院当秘书长时，他（袁世凯）汲汲于当总统，希望参议院的选举赶紧通过，可是国民党的党员反对他，总使开会开不成功。他就令内政部长天天坐在国会里，勿使国会议员‘流会’，要赶紧开会通过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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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6日，为总统大选日。参、众两院有759位议员参加了投票，在20多位候选人中，选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投票与候选人都比一年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多得多，但气氛却迥然相异，紧张之中，掩藏着隐隐的不安。在现场见证整个投票过程的张嘉璈说：“选举那一天，第一次投票，第二次投票，均不到三分之二的人数，无法通过考验。他就派了许多便衣军警在国会外头，屋顶上也是，意思是强迫大家选他为总统，否则，就不得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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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记载，当日包围国会的人数，多达数万人：“十月六日，由两院组织选举会，袁遣军人到会，强迫投票，议员咸不得自由；院外有袁氏左右所买嘱号称‘公民团’者数万人，整齐严肃如军伍，包围众议院数十匝，迫即日选出所属望之总统，否则斫选举人不能出议院一步。选举人不得不俯首听命，忍饿终日，以行选举。”人数或有夸大之嫌，但以人海战术围堵议会，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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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温雄飞的描述，更加生动传神，他说，他们正在开两院联席会议，突然，会场被蜂拥而至的“公民”包围，水泄不通，连自来水也断了，里面没吃没喝。公民党的几个头头，架梯子爬上墙头，和墙外的“公民”交涉，解释大家立场一致，都是要选袁世凯当总统的，外头才同意他们用绳子把开水、点心、饭菜吊进来，结果只有公民党的休息室有吃有喝，羡煞旁人。“这样，有得吃喝的就在会上有所活动，没得吃喝的被迫得无可奈何”。经过12小时的三轮投票，最后袁世凯当选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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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国庆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但是，他的宣誓地点，不是在国会，而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其象征意味，已十分强烈。是日，北京天雨瀌瀌，满城愁云，所有国旗都被打湿，滴水淅淅沥沥，落个没完。大颗的水滴掉在地上，就像珠玉迸碎一样，发出清脆而悲哀的声响。有人暗暗叹息：天雨国旗落泪，国家来日大难，百姓受苦，老天也在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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