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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找到了攻破内阁的突破口，非要一追到底不可，他们声言：“如果手续齐备，一个字不改通过也可以，但政府违法签约，送本院查照办理，本院绝不承认。”邹鲁与陈垣、叶夏声、谷钟秀等40多名议员联名提出《弹劾政府违法大借款案》。而共和党则更多是从事实出发，认为合同既签，已产生法律效力，现在反对也没用了，只能切实监督其使用，并要求政府定出裁减军队、行政开支预算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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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决案须经两院通过才能成立。而大借款案，参议院虽予否认，但尚未经过众议院议决，按规定不能咨送政府，也不能对外公开。但国民党急于制造舆论，压迫政府，要求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大家立场迥异，对抗激烈，互相施压，谷钟秀痛骂副议长陈国祥是“亡国议长”，吵到高潮处，台下有人把一块墨砚直掷向议长席，秩序顿时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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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王正廷把参议院的议决案咨送政府，并通电各省，把大借款案的讨论详情，公之于世。87名共和党议员联名发表通电，批评国民党议员：“似此擅权违法，扰乱人心，议员同人等实不胜惊骇。”而国民党人则反过来批评：“共和党及进步党议员始终捣乱，常流会，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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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打架，共和党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招架不住的共和党人说：“国会党争之近势，急激派与非急激派势均力敌，爪牙相搏，有如二人互斗一室，使无居间者，则二人之同为焦头烂额诚不足惜，窃恐室中之器具陈设同归于尽，不亦冤哉！”最后，国会以政府未能说明借款用途为由，搁置此案，不予表决。汤化龙被闹得心烦意乱，又受到袁世凯的指责，干脆以祖母去世为由，请假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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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者这样描述国会辩论的场面：“无论立一说，议一事也，公私俶扰，似张华林两部之蛙，呷轧喧鸣，如打下蔡一池之鸭。时则戟天骂地，烂醉甚于灌天，时则顿足扪胸，狂叫几同石勒，时则为傀儡登场，被人率之，时则为猿猱升木，任性跳梁，贸然而来，不知其何事来也，哄然而散，不知其何事散也。”文笔痛快淋漓，如同写谴责小说，却不谈议员们究竟在争论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争论。只要翻阅一下当年国会的议事记录，便知道“不知其何事来也，不知其何事散也”的，非议员，乃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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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出现辩论、谩骂，甚至撕扯打斗，在外人看来，是一幕荒诞闹剧，但如果没有这种“闹剧”，国会还是国会吗？国会辩论，不是和尚辩经，不是儒生问难，许多议题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国会本来就是各方利益的角力场，选民选议员出来，不是要看他们表演温良恭俭让的。很多时候，打斗是一种吸引舆论关注的攻防策略。看得见的台面上打架，总好过看不见的台底下交易。所以，对于国会的争论，不是看它如何争论，而是看它为何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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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许多争议重大的案件，都与财政有关。其实，只要对政府财政状况稍有了解及保持一念客观理智者，应该都不会反对借款案，但是，该案最后竟闹得是非颠倒、物议沸腾，主要是因政府手续不清，留下把柄，为国民党提供了火上浇油的操弄空间，加剧了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对立，以致付出了惨痛的执政成本与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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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忙制宪，南方搞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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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曾撰写了一副极沉雄严凝的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现在，制定宪法的时间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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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6月底，制宪启动。根据国会组织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出30位议员，经过激烈的竞争，选出国民党33名，进步党18名，共和党8名和超然社1名；另有参、众两院候补委员各15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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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晴不定、风云变幻的夏季来临了。7月10日，委员会在参议院开第一次预备会议。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7月19日选举国民党籍的江西人汤漪为委员长。接下来就找办公场所，北海团城、颐和园、三贝子花园和天坛，都是备选地点。经过实地调查，最后认为天坛祈年殿最合适，大殿可做会场，两旁偏殿可供委员长和各位理事办公，委员们休息、用膳之处都是现成的，稍加修葺，半个月后即可进驻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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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天坛以前是皇帝郊祀祭天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年间，殿阁巍峨，气象矞皇。古木千章，三伏无暑。任何人到此，都不禁屏息静气，放轻脚步，一种与苍天对话的庄严肃穆感觉，油然而生。宪法的神圣，实可与苍天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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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的政治空气，与“宋案”前相比，已是物换星移，今非昔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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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以后，国民党在国会里的抗争，日趋激烈与极端，只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最初是弹劾官员、否决政府议案，后来干脆不出席开会。袁世凯头痛不已，忍不住在《时报》上大发牢骚：“现在看透孙（文）、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国民党对此马上回应，说是袁“向国民党宣战之表示”，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进行更激烈的“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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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忧心忡忡地说：“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盘踞国会捣乱……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但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内分两派：一为革命派，以原同盟会人为主；一为法律派，以原非同盟会人为主。法律派主张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力争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席位，但革命派则想方设法阻止委员会开会。祈年殿刚刚布置妥当，同盟会出身的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便让人剪电线、拆灯泡，使其不能正常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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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之外，孙文更号召江西、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五个国民党控制的南方省份兴师讨袁。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积极响应。三督联手，声威震动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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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北京、上海一带，有一个名为“锄奸团”的暗杀组织，十分活跃，主持人除了陈其美之外，还包括林森、叶夏声等国会议员。1913年5月24日，驻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被暗杀，据猜测，凶手就是“锄奸团”成员。国民党希望激起事端，但政府却不动声色，以致进步党议员在国会质问政府：“此案（指徐宝山案）发生前，南方各处私运军械，擅调军队，纷纷见诸事实，政府何以置若罔闻？”袁世凯沉得住气，任你质询，一概留中不发，他在等着国民党的下一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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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动作，层出不穷，暗杀和破坏活动，遍地开花。河南省城火药局爆炸，死23人；湖北宁军第一师师长被杀；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被乱刀砍死；上海制造局受到围攻，军械被抢劫；各地破获铁血团、讨贼团等组织，不一而足，全部是国民党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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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北京一城，政府就破获了七十多个暗杀机关，均与一个名为“血光团”的暗杀组织有关，这个组织专门针对总统和政府官员，成员据称有五百多人，国民党参议员谢持是其领导者之一，黄兴是总指挥。谢持与宋教仁原来的秘书周予觉携带现金和爆炸品，从上海到北京，部署暗杀袁世凯。但周到京后，即向政府举报，5月17日，京畿军政执法处拘捕谢持，从他家中搜出一堆爆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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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抗议，声称不能随意逮捕议员，要求政府放人。政府方面说，这是司法问题，政府不负责，亦无答复的义务。参议院致函军政执法处，称议会是立法机关，重要人物应特别保护。军政执法处把谢持放了出来，要求他在京听候传质。但谢持一出樊笼，马上逃离北京，躲进了天津的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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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出席众议院时，议员们还在一个劲地追问为什么要违法逮捕谢持议员，段祺瑞毕竟没有袁世凯的修为，脱口而出回答：“谢是血光团的财务部长。”议员马上群起反问：“你说他任此职有什么证据？如果有人说段总理是血光团财务部长，你也承认吗？今日政府处处皆违法，四万万人皆不得安宁，是皆政府违法使然，谁负其责？”把段祺瑞问得脸色铁青，不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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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挑战升级，胡汉民以一省长官的身份，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粤省兵尚充实，械亦精利，军心团结。谁为祸首，颠覆共和，当与国民共弃之。”这是以武力挑战中央。袁世凯像一只猎豹，耐心地等候着猎物露出破绽，以便作出致命一击。现在，他可以松一口气了，胡汉民的通电，给了北方出师的理由，他终于可以调兵遣将，挥军南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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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反对中央，一是宋案，二是大借款案。除此之外，还有中俄蒙协约事件，虽然不是国民党与政府冲突的焦点，但发生在敏感时间，亦掀起轩然大波。事起于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怂恿下，宣布独立。1912年11月，俄国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国内舆论当然同声反对，但1913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国订立《中俄协约六款》，承认《俄蒙协约》。汤化龙痛斥这是“失主权，丧国土”，国民党也强烈反对，把它作为攻击政府卖国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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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宋案还在调查阶段，没有结论；大借款案也只是手续不全，并非不可救药的死症。就算两案都被国民党说中，宋教仁确实是政府官员买凶暗杀的，大借款案确实是政府有意绕开国会违了法，是否就构成武装割据、发动内战的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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