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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专制”这个名词，是袁世凯从法国引进的。1849年法国秩序党人一度实行过“议会专制”，以立法权压倒行政权。袁世凯怒气冲冲地恫吓，现在“若反消灭行政一部独立之权，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拒绝“八大人物”干预制宪，竟然扯到“亡国灭种”的高度，真要把树上的鸟也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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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们不屈不挠的努力之下，10月3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里，三读通过，史称《天坛宪草》。那一瞬间，全体委员神情激动，起立鼓掌。当他们在祈年殿外合照留念时，感觉广阔无垠的天空，美不胜收的灿烂阳光，洒落大地，光华熠熠，亮得耀眼。从清末的立宪运动起，中国人历尽风雨艰辛，付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终于争得一部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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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因“二次革命”处于违法的被动地位，袁世凯抓住把柄，予夺生杀，任意发挥。现在，他要利用这个国民党送给他的借口，彻底废掉国会的“武功”。宪法草案还没送交国会讨论，“八大人物”就缠上了汤化龙，提出诸多修改意见。宋案已宣告司法独立破产，现在独立的立法权也将完蛋，三权分立失其二。事态恶化到这一步，接下来的结局，傻子也能猜得到：在袁世凯的时间表里，第一届国会的寿期，已进入最后倒计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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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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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11月4日，深居新华宫内的袁世凯，开始从容地布置进一步的打击：以国民党组织“二次革命”颠覆政府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438位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追缴证书会章。此令一下，政坛大地震，人们的反应，交织着震惊、愤怒、沮丧、错愕、恐惧。然而，平心而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固然是恶行，但它属于一种“借题发挥”、“顺水推舟”的恶行。如果不是国民党决策失误，鲁莽灭裂，把“题”给了他，他“发挥”起来也不会如此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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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令一下，国民党议员纷纷躲进六国饭店。有人劝吴景濂也到六国饭店暂避，他平静地说：“临难苟免，何以对诸同志？”这是烈火辨玉、疾风知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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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吴景濂驱车前往彰仪门的国民党本部，街上已是侦骑纷驰，他进了本部大院后，发现被翻箱倒柜，满地凌乱。吴景濂大吃一惊，一面安慰本部雇员不必惶恐，“有事我一人负责”；一面对前来搜查的军警说：“请诸君依大总统命令详细检查，吾与诸公平日无恩无怨，所检查各件请检查员盖章，以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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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想离开，却被军警拦阻，不准回家。据其记述：“是日予居于国民党本部，行动悉被军警监视，亲友来探视者，均不许见。”堂堂议长，形同囚犯。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从中缓颊，向袁世凯保证，吴景濂实无参与南方之事，即使放回家，亦断不会有其他行动，“吴在国民党是有地位之人，如无确实嫌疑，似不必软禁，使彼党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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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同意取消对吴景濂的软禁，但吴景濂却不肯走了，他说：“责任未分明以前，不敢贸然回家，以资后累。”搜查行动持续了三天，吴景濂就在国民党本部待足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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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警开始挨家挨户搜捕时，林森不敢回未央胡同的寓所，躲到东城青年会暂避，但军警很快找上门来了。他们对林森还算很客气，每天可以在军警人员的陪同下，坐马车到国民党本部清理文件，与吴景濂见面。11月中旬，林森趁监视人员疏忽，跑到西直门火车站，上了去丰台的火车，辗转逃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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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逃出京师的议员，都有一个惊险故事。众议员孙洪伊是国民党韬园派（在北京韬园开会得名）议员的首领，也是军警黑名单上的人物之一，为了逃命，他把胡子剃掉，化装成他一位挚友的模样，潜赴丰台，再乘火车到天津。他刚到天津，北京军政执法处的逮捕密令，就到了天津警察厅。大批军警风风火火赶到他的妹夫家搜查，但一无所获。原来孙洪伊并没有到这位亲戚家，而是化装成普通市民，坐马车去了杨柳青，再搭上去上海的火车。一路上担惊受怕，直到进了法租界，才算松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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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本意，主要是瓦解国民党，并非消灭个人，被取消资格的国民党议员，大部分都没有治罪，还发给回乡的川资。在政府的高压之下，意志脆弱者，纷纷登报脱党，或如惊猿脱兔，四散而逃；原同盟会出身、意志较为坚定的，则步孙文后尘，流亡国外，准备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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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内阁担任司法总长，解散国民党的命令，由内阁总理熊希龄副署，与梁启超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少人却认定，梁启超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一位进步党议员写信批评梁启超：“国事巅危，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口难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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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梁启超成为怀疑对象；国民党被解散，他又成为众矢之的。无非因为进步党是国民党最大的对手，在许多政策问题上，进步党较接近政府。革命党人对政党政治的理解，仍然跳不出阴谋论的窠臼，不同党派，任何不同意见都是阴谋。其实，当时包括进步党在内的各党派，都有唇亡齿寒之感，人人惶恐不安，向政府提出质询。梁启超也不希望国会就此停摆，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修改《国会组织法》，先恢复一部分议员资格，使国会有足够人数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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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专程拜会王家襄和汤化龙两位议长，与他们讨论。但王、汤二人都面露难色，长吁短叹地说，议长指挥不了其他党派的议员，谁知道总统怎么修改国会组织法？万一有过分的内容，遭到杯葛，他们也无能为力。梁启超挠破头皮，也想不出什么万全之策，唯有长叹一声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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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方案是袁世凯放出来的，在国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召开行政会议来决定国家的大政。行政一权独大的企图，昭然若揭。总理熊希龄素有清流雅望，作为行政首长之一，不得不对袁世凯直言诤谏：“耿介之士，为国家之元气所系，当为国家保养之，不宜出此牢笼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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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绷着脸说：“这又不是什么卑鄙龌龊之事，何负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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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说：“耿介之士必不肯来，来者其人品又不可问，不足为维系人心之助，故网罗及于议员，于事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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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一意孤行，忠言逆耳听不进去。以副总统黎元洪领头，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护军使、都统等一众文武官员，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报，纷至沓来。有人提出，国会散伙，每年可节省五百六七十万元的支出。这竟然也成为解散国会的一个理由。但约法并无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要节省这五百多万元，还得有一个能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张嘉璈感叹：“那时我感觉他（袁世凯）完全是旧思想，而无近代新知识……选举通过后，他马上宣布解散国会。所谓解散，就是所有国民党籍议员，完全解职。由以上我的叙述，可以大概了解袁世凯的为人，他只想做大官，掌权，对于现代政治知识，他尚不够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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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议员已丧失资格，11月13日，参、众两院以国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两院议长发出通告：自11月14日起，暂停发议事日程，中止议事。部分议员还在奔走努力，希望可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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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岁末，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邹鲁，望着片片飘雪，窗外寒梅弄影，想念远方的故乡，唾冰壶，对孤檠，一笔一画，写下了对这一年的感想：“中华民国俨然开正式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各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结束从前君主专制之政局，别开从此中华民国之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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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谲云诡的1913年，在低沉呼号的北风中逝去了。1914年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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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现在国会议员职务，另组立法机关，重订约法。北京的冬天，地冷天寒，阴风乱刮。汤化龙住在石虎胡同，这条胡同位于西单北大街，清康熙朝军机大臣马齐、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和乾隆皇帝的孙子爱新觉罗·绵德都在这条胡同住过。汤宅与军政执法处相邻，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枪毙“乱党”的枪声划破夜空，他都有寒浸卧榻之感，彻夜难眠，无比痛心。他跑去质问袁世凯：“议员有罪是否应黜，在法律上总统有没有黜议员的权力，这些都另当别论，但不能以此为藉口解散国会。无国会不能立宪，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解散，公将何以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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