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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以教育总长身份担任议乐主任,一看歌词,勃然大怒,掷纸于案说:“中华民国乐歌,南通张季直(謇)曾手订三章,今弃而不录,诸公乃自撰新国歌,无一句通者,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况以如此不通之言,而天下人歌诵之,化龙虽不学,不敢附和此种不通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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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逐句批驳:“如第一句‘中国雄立宇宙间,山连绵’,立国地上,未有立国天上者,有之,则为空中楼阁,或无地起楼台。今不曰雄立世界,雄立东亚,而曰雄立宇宙,有天无地,何以立国?不通!世界各国,有山有水,古人所谓带砺山河,大好江山是也。今歌词只谓山连绵,则江淮河汉,不足为中华立国之基矣!有山无水,更不通!又如末句‘中华五族开尧天,亿万年’,今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宜综合五族立言,尧天仅能代表汉族,有尧无舜,谁为揖让?况亿万年字样,为五族亿万年乎?为尧天亿万年乎?不过本天子万年语意而已,此又一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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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以批驳歌词为名,指桑骂槐,痛诋“天子万年”的帝王思想,暗讽袁世凯的“帝国”是空中楼阁。这番痛快淋漓的批评,令会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掩耳失色,最后不欢而散。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声浪愈加嚣张,汤化龙对袁世凯已完全绝望,以请假赴津就医为由,离开北京这个弥漫着专制毒雾的古都,抵津后即递交辞呈,然后乘外国轮船,绕道大连赴上海,躲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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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日,御用的参议院在北京开会。来自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所谓“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求变更国体、废民主而立君主的请愿书。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国体问题的投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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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作为晚清最坚定的改革派,他应该意识到,清朝的立宪运动之所以失败,与皇帝的满族血统有莫大关系。华夷之辨关乎道德人伦,乃天下大防,只要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是满人,就根本没有君主立宪的可能性。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有一种幻想,他当皇帝或可以被汉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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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回他打错算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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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一声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将军在云南高揭护国义旗,轰开满天顽云,黔、粤、浙、湘、川各省响应讨袁。护国军宣告:“故此次举义之真精神,一言蔽之日:拥护国法而已。国会既为约法上最主要之机关,且为一切法律所从出,若不速事规复,则庶政安所推行。为此,通告各省国会议长(员)诸君,迅速筹其开会秩序及地点,俾一切问题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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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几次派人到湖南联络,促成1916年5月28日的湖南独立。而孙文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也积极参加讨袁护国之役。黄兴等人推举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岑春煊,广西人,晚清时代就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有“北袁南岑”之称。5月1日,岑春煊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出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指挥全国讨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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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迫于形势,取消帝制,但却不肯下台,企图辞皇帝而留总统,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汤化龙联络议员们通电反对,并以个人名义致函袁世凯,奉劝其从速退位,切勿恋栈,声言若袁不彻底退位,他将“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若义师失败,他亦将以身殉国,甘死如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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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冤孽债,还得快。袁世凯的飞龙在天梦,只做了短短83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化为泡影。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毙于北京,以一代枭雄始,以悲剧丑角终,从此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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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袁世凯积极推动君主立宪,可以说是目光如炬,而在自己称帝这件事上,却鼠目寸光,看不到有些历史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也许他确实抱有君主立宪的理想,但从他的种种举措,却看不出有步向君主立宪的迹象,无论是制度的安排,抑或舆论的引导,处处显示出集权的欲望。中国百年之后,或有史家会对他重新评价,然亦终不能否认,称帝之举,在民国以后的中国,乃逆天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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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1916.6—1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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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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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依法扶正。国会的意见,要求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废除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吴景濂致电总统:“依法继任,正名为先,请即废除袁氏伪制,遵照元年约法行使职权。”汤化龙也来电说:“唯今日之局,非声明遵守临时约法,无以昭大信,而慰众望。请我公即日明令宣布,俾群情冰释,一切自可迎刃而解。朝颁明令,夕即首途,此议实出于爱法、爱公之诚意。”两位议长都迫不及待而又不容商量地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因为这是保持民国法统延续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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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大总统宣布袁世凯解散国会命令无效。颁布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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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唯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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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仪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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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依据《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宣布续行召集国会。星散于各地的议员,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各自束装就道,于8月1日前齐集北京,重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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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原班人马,但时过境迁,所谓国民党、进步党等名义,都已瓦解。邹鲁承认,“由于已往党派之争,非常厉害,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再采用党的名义”。梁启超以“不党主义”为号召,认为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不如以友谊相结合,或可于惊涛骇浪之中,同舟共济,俟宪政达成后,再谈分手不迟。于是组织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国民党人吴稚晖讥为“流氓绅士结晶体”的研究系),而原国民党人则组成丙辰俱乐部、宪政商榷会等,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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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会在意,宋教仁为之付出生命的政党政治试验,随着国会第二春的来临,已像雪花一样,无声无息地消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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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邀请孙文入京,共商国是。孙文致书黎元洪,义薄云天地表示:“规复约法,尊重国会,尤不容缓。”北京的仲夏,风光明媚,时光仿佛倒流到民国元年,国内又弥漫着一派政治和解的样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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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开会典礼,519位参、众两院议员,济济一堂。当初作鸟兽散,今日鸟归巢,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亲临国会,补行了总统宣誓仪式。但喜气洋洋的气氛,难掩洪宪帝制之后,国会创口上的隐痛。汤化龙虽然承诺“朝颁明令,夕即首途”,但不肯复任议长,经各方人士苦劝,直到8月26日才勉强接任。10月30日,国会补选江苏都督冯国璋为副总统,允在南京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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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议员提案,请定期继续议宪。9月5日开宪法会议,《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初读。从9月15日开始审议,至1917年1月10日,先后举行了24次审议会讨论,由起草委员对宪法的渊源、精神、性质、内容等,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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