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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开会，由汤漪解释“宪法之精神”。他指出：“宪法与革命在事实上恒互为其因果。”什么是革命？许多人只看到表面上的杀人流血，其实“政治革命最大之目的，约举有二：一曰防专制之发生，二曰争政治上之自由”。这与宪法的目的完全一致，不过殊途同归而已。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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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国宪法之制定，苟能体合此时代之潮流与精神以为其原则，斯其国家乃渐于臻巩固之域，其国民乃得和平而秩序之发展，其宪法必能埀诸无极而永无革命之发生。反是者则其国家乃常呈一阢陧不安之象，其人民乃徘徊于失望与革命之两途，其宪法亦终于被推翻而引起循环无端之反动。此于理论事实皆为颠扑不磨，定宪之际所宜兢兢致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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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解释，为参加“二次革命”的议员解了套。接下来，大家便围绕宪法草案条文，逐条展开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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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铭鉴委员提出的“孔教应否于宪法中定为国教案”，是委员们讨论的“宪法第一案”。赞成者有汪荣宝、向乃祺委员。另外，作为该案的支持者，朱兆莘委员提案“孔教为国家教化之大本”，他的理由是：“我国二千年以来，皆受孔子教育，故孔子之道，实为我国之国粹，安能不予保护，且希望将来五族同化，文明进步，无不唯孔道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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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赞元提案“中华民国以孔子之道为风化大本”，理由同样是“孔子天下为公之说，也即共和的真谛；今日全国人民心理，对于孔子非常信仰，欲培养社会道德，必以孔教为基础；孔子为中国二千余年来组织社会的重心，即使把它视作教育方针，照荷兰宪法先例，也可以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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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民国二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但直至1916年黎元洪恢复国会，《天坛宪法草案》才得以充分讨论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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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有何雯、徐镜心、伍朝枢、谷钟秀等委员。他们所陈述的理由是：孔子之道，多为君主说法，与民国国体相违；定国教与宗教自由有冲突，中国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从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其地位，一旦规定国教，恐怕会误导人民产生宗教不平等的观念；美国宪法亦无规定宗教，相反，在中国有白莲教、义和团，似宗教而非宗教，危害国家甚烈，不可不防；什么是国民修身大本，属于教育方针，应归入行政范围，不应订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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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反复讨论，最后付诸表决，多数否决。但汪荣宝在二读之后，又动议在第十九条加入一项：国民教育以孔子教义为大本，再次引发争议。蓝公武建议改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陈铭鉴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伦理大本。也有议员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每一个字词的改动，都将影响儒学在中国的地位，因此各自据理力争，务求大义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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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开始，国风、国魂、国粹这些名词概念十分流行，折射出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对中国文化命脉的断续、国家民族的存亡，普遍焦虑不安。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已热心呼吁朝廷尊孔子为国教，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以教主纪年。康有为把“保教”提到与“保国”“保种”并重的高度。当时章太炎已表示不以为然，他认为孔子不过是一位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不是什么教主和圣人。恒与今天国会讨论孔教的意见分歧，大致相若，一派认为儒教是宗教问题，一派认为是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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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8日，五色国旗下第一个孔子诞辰日，一批著名学者在上海创立孔教会。其后，在北京和山东创设孔道总会和孔道会，又有孔社、昌明孔教社、孔道维持总会、寰球尊孔总教会、经学会、宗圣会、尊孔崇道会、尊孔文社等大小组织遍地开花，出版《孔教会》、《不忍》、《宗圣》、《道德》杂志，在知识界形成一股尊孔读经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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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咸认为，国家衰败，恒因国魂无所寄托，国无魂，则国从此亡。而国魂所寄，必在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因此，儒教的兴衰问题，不仅在读书谈道之人当中，而且在全社会都备受关注，引起大讨论。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联合严复、夏曾佑、王式通等学者上书国会，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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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社会上也有一批年轻新锐的知识分子，对孔教大加抨击，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便是这批青年的代表。陈独秀直斥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他指出：“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要实行共和立宪制度，就必须打破纲常阶级制，两者绝对没有并行的余地。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批青年，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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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慈议员记述：“时全国舆论及各教教民议论蜂起，文电交驰，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莫相上下。”足见民间参政议政热潮，已蔚为风气。无论其身份、学历、职业、地位，即便是拉黄包车和天桥卖大力丸的，只要想发表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总能找到发表的地方，并不是只有士大夫才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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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的种种意见，反映到宪法会议上。朱兆莘议员说：“我国二千年以来皆受孔子教育，故孔子之道，实为我国之国粹，安能不予保存？且希望将来五族同化，文明进步，无不唯孔道是赖。”他解释说：“当知孔子之学，确为孔道而非孔教。盖宗教含有迷信性质在内，若言乎道，专重修身，不尚迷信。孔子之道，合于共和原理，礼运大同春秋太平，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好好之，民恶恶之，即最合共和原理。”双方激烈辩论，最后修正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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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产权也是一个讨论重点。宪草第十二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有议员提问：“是不是财产所有权以外的物权质权，就可以受侵犯了？”何雯委员回答：“私权应否受限制，此系私法上之问题。总之关于人民财产全部有自由权之原则，须在民法规定，非宪法上之问题。至占有权当然不在财产所有权包含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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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争论，贯穿每次会议。对宪草中几乎每一章、每一条，议员们都会各抒己见，展开质疑辨惑。草案中第五章“国会委员会”，规定在国会休会期间，成立一个四十人的委员会，代表国会行使立法权。这条规定，引起极大的争议。当初连袁世凯也曾对此发表意见，一针见血指出：“仅仅四十委员，但得二十余人之列席与十八人之同意，便可操纵一切。试问能否代表两院意见？以少数人专制多数人，此尤侮蔑立法之甚者也。”嗅觉敏感的政论家张东荪亦曾警告，如果国会与国会委员会的立场发生冲突，将会导致极危险的宪政危机。经过激辩，这一章在二读会上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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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争论点，是关于国会解散权与省制问题。民国元年，已有人主张废除大行省，实行宋太祖的州府之制，防止省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有人主张仿行唐制，把行省合并为几个道，消除地域观念；也有人主张缩小行政区域，削减地方实权，增长中央势力。民党系议员则主张省制列入宪法，省长由民选产生，盖因目前中央与地方权限不清，皆因督军（都督）制度造成，如将省制入宪，可矫此弊。研究系议员则反对省制入宪，并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省制之争，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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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互相攻讦，争到兴起，“暴力秀”的戏本再度上演。益友社（民党系）议员指责是研究系议员首先挑衅谩骂，而研究系议员则指责是益友社议员首先动手。鹅湖异同，不是坐而论道，定所适从，而是墨砚开路，继而臭鞋茶杯满天飞。麻哥刘成禺再度发威，一个箭步跳上议席，扭住对方狠揍。议院内的警察也不得不上前劝解调停。汤化龙仓皇摇铃，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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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伤的议员愤愤不平，一面向总检察厅提起公诉，一面请政府咨行议会，查明曲直，依法惩办。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严斥：“中国不亡于真专制之政府，而亡于假共和之国会。”奉天督军张作霖也批评：“国会捣乱，妨碍国是；何物党人，妄兴妖论。”京城内出现一种组织，名为“宪法促成会”，在报纸上批评两院议员，会议多日，并无成效，徒闻滋闹。参议员们以毁损名誉、扰乱国宪为由，要求政府即速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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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不习惯国会里的辩论，总以为坐而论道、清谈误国，浪费公帑。议员一吵架，社会舆论就忧心忡忡，清流宿儒就要出面斡旋调解，而革命者就开始跃跃欲试，认为革命的时机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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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梁启超踏着风雪入京。他和总统黎元洪、内阁总理段祺瑞见面。《申报》报道了他们晤谈的要点，其中之一是“愿国会速从事分内职务，恢复信用”。可见，梁启超也认为国会干了太多分外事，信用已失。当初化党为派的良好愿望，似乎已经落空。仅一个宪法问题，讨论了四个月，还没有达成共识，还在天天吵。议员不累，观众都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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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泥菩萨”之称的黎元洪，把梁启超、汤化龙、吴景濂、王家襄、王正廷、蓝公武（参议员）、梁善济（众议员）、孙洪伊（众议员，教育总长）等人请到总统府聚餐。酒过三巡，黎元洪起立，作揖打躬，恳请在座各位疏通议员，大家不妨各让一步，务求于国会第三期开会前，完成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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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议而不决，革命党人最幸灾乐祸了。袁世凯死后，孙文从日本回国，寓居上海。黄兴已经病逝，孙文是中华革命党的最高领袖。国会重开时，邹鲁和参议员潘乃德从广东前往北京报到，途经上海，登门拜访。孙文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国会快要解散了，你们还去干吗？不如南返搞军队罢！”他又要准备闹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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