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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团的武夫们，最初还以同乡关系，分头去拉拢各省议员，以为在酒桌上说几句“妈拉巴子”、“格老子”的家乡话，无事不可以商量，谁知议员不吃这一套。当国会通过搁置宣战案后，督军团便变脸了，在北京开会，一班佩剑将军，揎拳捋袖，大肆批评宪法草案“破坏责任内阁精神，扫地无余，势非举内外行政司法各官吏，尽数变成议员仆隶，事事听彼操纵，以畅遂其暴民专制之私欲不止”。呈请大总统改制宪法，解散国会：“今日之国会，既不为国家计，是已自绝于人民，代表资格，当然不能存在……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俾议宪之局，得以早日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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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几成俎上之肉，大战前夜，每用来开刀祭旗。然而，根据约法，大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梁启超写文章劝告：“在今各立宪国公例，政府不为国会所信任，原可解散国会，再诉诸舆论，今我国既有此背戾宪政原则之硬性约法，政府既成立于此约法之下，何能强学他人？”他建议，既然政府不能行其志，则不妨辞职。“虽去后国家危险程度或不可测，然不去焉，而他方面之险，岂遂能免？”所谓“他方面之险”，无过于政府强行解散国会引起的宪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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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早就不喜欢段祺瑞，只是惮于北洋势力不敢动他，现在有国会支持，有南方支持，有舆论支持，加上内阁本身已七零八落，不攻自破，遂胆志陡壮。他以“三不”回复督军团：不违法，不怕死，不盖印。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对美国驻华大使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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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惊讶地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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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说：“哦，我想是可能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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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追间：“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的回答，如持左券，信心满满：“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张勋是安徽督军，一位矢志要复辟清室的武夫，至今后脑勺还留着一条粗大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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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既坚守“独角戏内阁”不走，5月23日，黎元洪唯有直接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改组内阁。时人批评：“夫以责任制之内阁，不倒于国会之不信任，而倒于大总统之一纸免职书，求之世界各国，实无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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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再次去了天津。5月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在蚌埠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所持理由之一，就是“群小怗权，扰乱政局，国会议员，乘机构煽，政府几乎一空”。继而扣留津浦路火车，运兵直开天津。随后，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省区，均宣布独立，督军团在天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声称要另定根本大法，另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而滇、黔、川、湘、粤、桂西南六省，则摆出拥护中央的姿态，强烈反对军人干政。大江南北，风云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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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日益混乱的局面，汤化龙深感失望。宪政之路的曲折漫长，远远超过预期，武昌起义时的激动与豪情，已烟消云散。回想起清末的立宪运动，更有隔世之感，当年多少美好想象，都如秋风中的落叶，片片飞去。国会重开时，汤化龙本来就不想重作冯妇，如今风横雨骤，黑暗重重，去意就更加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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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议员建议在宣战案上不妨向督军团作出让步，以缓和紧张局势时，汤化龙认为国会受到压迫，通过参战案的时机已逝，他说：“交让当自我发意，如今人以威取，还有何交让可言。与其淟涊苟留，不如自退。”毅然起草辞呈，辞去众议院议长一职，5月25日去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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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众议院开会，讨论议长辞职事，由副议长陈国祥主持。表决时，多数议员通过汤化龙的辞职，陈国祥也要求辞职，还有二十多位议员当场退席，以示共同进退。众议院只好马上改选议长，在340张选票中，吴景濂以250票当选众议院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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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临危受命，他站到台上说：“我今天是否就职，不必问我，要问诸君能否与我合作到底。”大家激动地齐声说：“赴汤蹈火，必随议长合作到底！”吴景濂说：“既然如此，我抱尽议长应尽之责任，如遭不幸，为国而死，决不屈服彼辈！”堂堂国会之上，说出这样的话，可知当时的危机已严重到何等程度。议场里气势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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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与研究系同志联名通电，以“共和国体、立宪政体必永永保持”相托，词意极其沉痛。在致黎元洪的信函中，他写下了这样悲凉的句子：“今日尚为祸乱之始期，再误者国且不救。化龙下笔至此，又不知从何说起。耿耿自献，笔与泪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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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到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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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天津组织了临时政府，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准备等黎元洪下台后，即召集临时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张勋率领几千辫子军，北上帝都。对外说是调解府院之争，真正目的是复辟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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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一到天津便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解散国会，他就不再充当调人了。黎元洪迭电梁启超、汤化龙、陆征样、张謇等社会名流，吁请他们入京调解危局，但所有人都不愿踏足这个涂炭之地，黎元洪唯有长叹：“天欲灭我民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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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黎元洪孤独绝望之际，有人从旁鼓动：“约法虽无总统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但也没有不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就不属违法。”这种妖言，极有煽惑力，黎元洪被说动了。6月8日晚，他邀请国会重要议员到总统府开会，问议员可否自动辞职，国会自动解散。“否则我被迫，我必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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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一听，又失望又愤怒，公推吴景濂作答，吴起立慷慨陈词：“总统在约法上无解散国会之权，今总统公然以解散国会威胁议员，不顾违背约法。总统自问，在法律上将来能否免国人之裁判乎？吾辈为议员，只知在法律上立论。为法律所不许者，无论有何种势力，皆所不顾。”又说，“今日之事，两方可决：总统知守法，虽受逼迫，不敢解散国会；总统不知守法，觍颜屈服势力，则由总统自为之。言尽于此，请总统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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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黎元洪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交由代理总理伍廷芳副署。邹鲁有先见之明，事先去见伍廷芳说：“假使黎元洪违反约法，解散国会，那么这种违法命令，也非强迫老先生副署不可。请老先生爱护民国，千万不要签字。”伍廷芳坚定地回答：“虽然刀在我头上，我亦决不会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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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伍廷芳拒绝签字，黎元洪无奈，临时委任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代理总理”，由这位人称“江四”的军头副署，荒唐之外更荒唐，违法之余再违法。解散理由，和袁世凯一样，无非说国会成立一年，宪法仍未完成，议员纷纷辞职，所以要解散国会，另行选举。但当年袁世凯尚不敢公然下解散令，只能解散国民党，令国会人数不足，不能开会，自动解散而已，黎元洪比袁世凯更大胆了。坊间讥讽，他的“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不不主义”。6月14日，在黎元洪口中“忠肝义胆、照耀人寰”的张勋，领军开入北京。京城顿时弥漫着一股复辟空气，蛰伏已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从箱底翻出尘封的蟒袍补服，三熏三沐，准备上朝。吴景濂和王正廷想离开北京，但已被军警监视，不能出城，只好住进六国饭店伺机逃走。他们约好，王正廷先逃，到天津后，吴景濂再逃。6月19日，吴景濂接到王正廷已到天津的消息，便溜出北京，住进通州协和医院。当地学校帮他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再派几名学生，以暑假回乡为名，护送他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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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张勋在江西会馆看梅兰芳的戏。梅兰芳刚唱完，不等大轴上演，他便悄然离场，换上蓝纱袍黄马褂，直奔皇宫，向前清逊帝宣统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请其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北京所有大街小巷，都挂起了龙旗，宣告复辟帝制，改元为“宣统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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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1917年7月1日凌晨。天亮以后，全城欢腾，家家户户，龙旗飘飘。《复辟纪实》一书中，有生动的记述：“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磬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共和几年，没有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开始怀念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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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没有忘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中，还有一位由国会选举出来的大总统。他派前清老臣梁鼎芬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黎元洪厉声回答：“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一言不发，低头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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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散国会一事上，黎元洪屈服于张勋，已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大败笔。在民国存亡关头之际，他毅然做了一个保全名节的决定：决不交权。全北京城最后一面五色国旗，仍然在总统府上空飘扬。黎元洪逃进了日本使馆，一面恢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令各省迅速出师讨贼；一面派人把总统印信秘密送往天津，转交给副总统冯国璋，请他根据约法与《大总统选举法》，暂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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