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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一艘法国邮船被德国潜艇击沉，船上所载五百多名中国劳工，全部葬身鱼腹。这一悲惨事件，为中国与德国绝交，提供了十分正当的理由。3月10日下午，国会开会讨论，段祺瑞和全体阁员出席，说明理由，众议院投票表决，以331票对87票通过；翌日参议院投票，亦以159票对35票通过了绝交案。3月14日，总统宣告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即宣布接管天津、汉口两地的德国租界，成立特别临时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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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涛骇浪，忽然风收云散。讵料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另一个恶浪又迎面扑来。4月11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段祺瑞提出要追随美国之后，对德宣战。这回黎元洪死活不干了，斩钉截铁地说：绝交是最后一步，宣战万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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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与内阁的权限，在这里打架了。根据约法，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普天之下，大凡内阁制的国家，总统都是临朝不理政，地位超然，近乎荣誉职衔，如果国会真的通过了宣战案，总统根本无权推翻。但中国的政制设计，本身有许多不合理之处，通常内阁制国家的总理，应该是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但中国却不是，结果内阁夹在总统府与国会之间，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以段祺瑞的脾气，忍一天都嫌长。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当时政坛的诡异空气，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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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既宣战，吾国亦箭在弦上。此时府与院、院与部、政府与国会，无处不是荆棘。参战意义本极重大，无奈各方面都离开正文而别寻途径。段以参战为对外政策，且有决心，而且此案发生后，无论亲日派非亲日派，日日奔走交民巷，说得斩钉截铁一般，事实上亦有不能中止之势。府方初则唯唯否否，至此乃为露骨之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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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边刚表态，段祺瑞那边已经电召安徽省长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等武人入京开会，共商参战事宜。本来道理在段祺瑞这边，但他召集督军团干政，有理也变成无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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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北京城，乍暖还寒，让人捉摸不透。宣战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国会的态度，尤其敏感。在两院当中，国民党议员因接到孙文的指示，基本上都持反对态度，马君武喜欢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中国还没有一条很好的马路，谈得上对外宣战吗？”反对的理由，不外乎是说中国当务之急，是整理内政，励精图治，以此提高国际地位，而不是假借名义，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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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对德宣战，成为国会的矛盾焦点，也成了黎元洪与段祺瑞战端的导火索。1917年10月10日，段祺瑞及各国使节在南宛检阅赴欧洲参战军，图为参加大阅兵的部队开出北京新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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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没有占中国的领土，没有青岛问题，没有天津、汉口等德国租界问题，这种意见，倒也不无道理。中国确实无须为万里之外的欧战瞎操心，但现在不是这样，德国占了中国那么多地方，这场战争，与中国就有切身利害关系了，岂能完全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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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深一层，中国参战，在客观上还有另一层现实意义，即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已不是十七年前那个同时向十一国宣战的国家了，中国愿意融入现代国际社会，愿意遵循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行事。梁启超说：“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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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中国若想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现在就要参战。在他的影响下，研究系议员支持参战。3月间，梁启超向记者乐观表示：“现国会至少有五分之四赞成中德绝交，而后继之以宣战。北京有九大政团，几全体一致主张加入。势既如此，总统虽欲不许，亦不可得。”张国淦每天周旋于议员中间做说客，他也乐观估计，宣战案可获通过，因为“国会方面，于外交素少专门之研究，故无一定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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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说错了，议员中不乏研究外交的专家，汤化龙就在陆军大学里讲授外交史课程。据陆大学员万耀煌回忆，当府院之争白热化时，有一天上课，汤化龙先后去接了四次电话，都是段祺瑞打来的，汤最后一次接电话回来对学员们说：“本来不应该对人讲的，因为这是国家的秘密，但陆大就是守秘密的地方。告诉你们也无妨，国务院正在研究欧战的问题，以后电话再来，我不接了。”万耀煌感叹：“可见他把讲课看得多么重要。”但也反映出当时各方面游说议员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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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主战派数月酝酿以及与各方接洽，不少议员已表态支持。5月10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张国淦说：“这是审查会，并未表示反对，政府应当等待它的决议。”不过，主战派却不放心，想把火烧得更旺，审查会还没开，便动员了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学界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北京学界请愿团”等五花八门的旗号，向国会请愿，要求马上通过宣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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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坊间相传，请愿团是政府收买来的“街市流氓”，甚至指名道姓，说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在背后操作。5月11日，在内阁中担任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的张君劢，致函梁启超，披露了两点重要情况：“一、公民包围众院事，出现之由，全系傅青节（良佐）、靳翼青（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靳云鹏）、王揖唐所为，而倪丹忱（嗣冲）与闻其事……二、督军会议于国会元首决约定办法，共分四步，先国会，次总统卫队，又次软禁总统，再次去之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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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民众在国会外请愿，本属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任何正常的事情，都会变得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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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议员经过时，请愿人士便一拥而上，把请愿书、传单塞到议员手中。邹鲁刚从马车上下来，就被团团围住，强要他接收请愿书。邹鲁左避右闪不肯接，人群情绪愤激，拉扯推搡，混乱之中，邹鲁竟挨了几记老拳。吕复、田桐、郭同、陆策等议员也被拳打脚踢。马车的门窗都被砸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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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团体派出六名代表入谒议长，声称必须当天通过宣战案，否则不准议员回家。汤化龙严词拒绝。议事堂内群情沸腾，有人高喊看到穿了便衣的国务院参议和陆军部咨议混在请愿人群中。这更是火上浇油，研究系议员也加入声讨。宣战案不讨论了，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大会，议员打电话到国务院，要段祺瑞马上到众议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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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民团”真是傅良佐搞出来的，那么，他不是在帮忙，而是在帮倒忙，把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事情，变得寸步难行了。傍晚，北京大风，尘土滚滚。段祺瑞单枪匹马赴国会。一直守在议院门外的首都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江朝宗，护送他进入议院。街上的请愿团还没散去，叫嚣声在夜风中此起彼伏，限议员在24小时之内投票通过宣战案，否则请政府解散国会，倘政府不允所请，公民团即自动拆毁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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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昂昂然走进议事堂。被困了一个下午，还没吃晚饭的议员，个个怒目切齿。段祺瑞正准备登台，邹鲁一声怒吼：“身为国务总理，可以纠众殴打议员，我们应该先把你关起来，问明责任，再说其他！”边说边冲向段祺瑞，其他议员赶紧把他拦住，场面一度混乱。但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在一片叫骂声中，倒也能保持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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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由总理负责遣散外面的公民团，而宣战案交军事和外交审查委员会联合审查，俟提出审查报告再行开会。段祺瑞答应：“我回国务院，即下令驱散该团。”但议员们严词拒绝：“请你在众议院下令，命军警驱逐公民团，否则彼此均在众议院困守，彼此均不得出院。”段祺瑞只得命令吴炳湘负责议院外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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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炳湘走到议院门外，对各请愿团体温言劝谕，请立刻散去，但无人理睬他。吴炳湘传令步军统领马步队、警察厅侦缉队和消防队到场。俄而，一阵嘚嘚马蹄声，由远而近，马队一字排开，从街头渐渐逼近，马步队手持长杆驱赶，消防队用唧筒（水泵）喷水。请愿人士知道政府动真格了，这才卷起旗帜，各自散去。吴景濂绘形绘色地说，当时操纵“请愿活动”的某将军（暗指傅良佐）也在人群里，因不愿被军警认出，面对墙壁抱头而立，任由消防队的唧筒喷射，全身湿透如落汤鸡。这个细节，颇具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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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外交、司法、海军、教育、农商五部总长一齐挂冠，加上原先已经辞职的交通总长，整个内阁，几乎只剩下段祺瑞一个光杆总理。张国淦劝他不如辞职，另组“国防内阁”，段祺瑞把脖子一拧说：“我不辞，其奈我何？”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即使孤舟独桨，也要中流击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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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的气氛下，议会已无讨论宣战案的可能。张继继续鼓动抵抗，他对吴景濂说，只要给他一个秘书职，他就可以指挥了。革命党人一遇风吹草动，就压抑不住横刀跃马的冲动。张继唯一能想到的斗争方式，就是流血牺牲，他在自传中写道：“余以为如议员肯流血，则国会可救，否则国会价值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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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流血？是杀人，还是被人杀？议员们的武器，从来是手中的那一票，而不是手枪炸弹。如果议员肯流血，国会就有救的话，当初袁世凯枪毙议员，鲜血流尽，国会早该兴旺发达了。让张继这样的人混进了国会，今天要暗杀总统，明天要议员流血，给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议会制度和代议政制的基本价值，带来一次次伤害，真是“春残已是风和雨，更著游人撼落花”，令人扼腕浩叹不已。中国议会政治的失败，能全怪中国国情、民众素质、历史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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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5月19日开会，褚辅成议员提议：“现内阁仅剩段总理一人，不能举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等重大外交案件，应侯内阁改组后再议。”经表决，以229票对125票通过，以此答复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