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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张勋在江西会馆看梅兰芳的戏。梅兰芳刚唱完，不等大轴上演，他便悄然离场，换上蓝纱袍黄马褂，直奔皇宫，向前清逊帝宣统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请其临朝听政，收回大权。北京所有大街小巷，都挂起了龙旗，宣告复辟帝制，改元为“宣统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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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1917年7月1日凌晨。天亮以后，全城欢腾，家家户户，龙旗飘飘。《复辟纪实》一书中，有生动的记述：“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磬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共和几年，没有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开始怀念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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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没有忘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中，还有一位由国会选举出来的大总统。他派前清老臣梁鼎芬到总统府，劝黎元洪“听旨”交出政权。黎元洪厉声回答：“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梁鼎芬一言不发，低头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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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散国会一事上，黎元洪屈服于张勋，已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大败笔。在民国存亡关头之际，他毅然做了一个保全名节的决定：决不交权。全北京城最后一面五色国旗，仍然在总统府上空飘扬。黎元洪逃进了日本使馆，一面恢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令各省迅速出师讨贼；一面派人把总统印信秘密送往天津，转交给副总统冯国璋，请他根据约法与《大总统选举法》，暂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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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天津调兵遣将，誓师讨逆。汤化龙时寓天津英租界广东路，听到复辟消息后，一跃而起愤然说：“彼独立者为护法耳，复辟则民国且不保，何有于法！”与梁启超连夜赶赴马厂，直入段祺祺的帐中，起草通电，声讨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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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讨逆军奉辞伐罪，风车云马，卷地而来，直杀入北京古城。张勋毫无招架之力，仓皇躲进荷兰使馆去了。复辟闹剧，旬日收场。这位大清忠臣，折腾半天，只成就了段祺瑞一段“再造共和”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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敉平复辟之后，段祺瑞派人到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复职。黎元洪自称“堕溷之花”，绝不“再登茵席”。8月1日，冯国璋亲至北京，劝黎复职，黎元洪依然拒绝。冯国璋便以“代总统”身份正式视事。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也是袁世凯手下一员大将，雄踞长江流域，成为北洋派中的直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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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恢复国会，再次成为焦点话题。民国成立才六年，国会已两度解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该不该恢复，而是能不能恢复。梁启超认为，这次解散国会，乃督军团的主张，现在恢复，等于要他们自打嘴巴，难度很大。况且旧国会已威信扫地，民党议员又大部分南下，不肯合作，就事实而言，也难以恢复。如果国会要改选或改组，则必须有一个临时过渡机构。既然宪法还没通过，唯有回到约法，重新成立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另敲锣鼓另开张，召集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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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意，正中段祺瑞下怀，他早被那些整天捣乱的民党议员闹怕了，如果能把民党议员清理出去，亦不失为一个匡补之法。但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是：冯国璋的副总统是国会选出来的，如果要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冯国璋的总统地位，就没有法律依据了。总统不合法了，内阁当然也不合法了。那么，要退回到临时参议院时代，是不是国会、总统和内阁全退？如果全退，北洋政府就整个垮了；如果只退国会，总统、内阁不退，法律依据何在？这也是孙文抨击北方毁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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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段祺瑞组阁，诚邀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入阁，梁任财政总长，汤任内务总长，林任司法总长。这个安排，令督军团十分不快，我辈冲锋陷阵，却成就这几个文人的功名？尤其是汤化龙，宣战案在国会搁浅，这个前议长难辞其咎。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兼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跑去找梁启超，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文章道德，海内同钦，若肯长内务，我辈极表赞成，至济武（汤化龙）则远非公比，只可主持教育，藉资熟手，内务重任恐非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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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回答：“我辈翊赞合肥（段祺瑞），削平叛乱，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他与汤化龙一同去见段祺瑞，表示不愿入阁。段祺瑞说：“这必是又铮（徐树铮）从中作祟。”当着梁、汤的面打电话给徐树铮：“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你从此不必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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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梁启超不愿入阁，并不全因武人反对，而是他已厌倦从政，想改行从事文化教育，但经不住段祺瑞诚意拳拳再三邀请。梁、汤只好向京津两地党人征求意见，讵料众人莫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实现政党政治的机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梁启超无奈，只好再作冯妇。他宣称入阁是为了树立政党政治的模范，“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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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对入阁同样毫无兴趣，尽管朝野频频催驾，他还是一推两搡。他的内心，依然抱着国会重开的一线希望。但深夜静思，盱衡大局，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要恢复旧国会，难于上青天，勉强行之，只能激起新的内乱。如果能重组新国会，亦不失为一个“斩截苦痛”的办法，经过“旁皇审虑，复博咨苦谈，皆以为舍是无他途，乃决赞成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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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革命党与研究系解决时局的办法，都是反对复辟和恢复约法，本来完全可以合作，但他们的路径，却迥然相异，甚至成了死对头，政治的现实令人慨叹。本届内阁没有经过国会通过，由总统直接任命总理，就法理而言，亦属非法。孙文宣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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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主张，受到南方舆论鸣鼓而攻之。一位民党众议员以康有为的名义，致书梁启超，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中华民国仅六年，生（梁）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袁世凯）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如今召集临时参议院、组织新国会，“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面对汹汹物议，汤化龙内心万分纠结，对朋友喟然说：“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为国家计久远，苟可消弭祸源，虽冒忌丛谤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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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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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写道：“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混战不断，社会陷入了以军事力量对抗宪政运动的落后与蒙昧之中。”这种可悲的情形，不仅出现于一时一地，而是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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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张勋入京复辟之前，孙文已打定主意，利用北方乱局，在南方另立政府，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是自从他把总统位子让给了袁世凯之后，朝夕不忘的夙愿。尽管他认为革命可以打破任何条条框框，但他希望组织正式政府，自任总统，这就需要国会支持。因此，他向外界表示：“照目下情形，最美最易之法，厥为召集旧国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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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间，随着政治舞台的灯暗转场，孙文的布局谋篇，也在新一幕的舞台上，渐次铺开，脉络浮现：6月，孙文在上海与前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前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等老“前”辈绾合起来，决意维护民国，声讨叛逆。6月10日，孙文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广东陈炯明，明确指示：“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应宣言拥护总统。”同时，孙文派邹鲁在北京策动国会南迁，得到吴景濂、王正廷的支持，民党议员陆续离京南下，准备在广东、湖南或贵州等南方省份择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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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通电：于国会未恢复以前，法律既失效用，即无责任可言，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孙文致电北京民党议员通讯处，呼吁两院议员南下，他义正词严地说：“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刘成禺到北京欢迎各位议员，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迎来送往，安排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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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南下护法的会上，海军提出护法的宗旨，乃拥护约法、拥护国会、拥护合法总统三项，既不能增，亦不能减。但孙文忽然提出要恢复“临时大总统”之称，其理由是当初他辞去总统，是以宣统皇帝退位为条件，如今宣统复辟，他当然恢复总统资格。此议一出，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张耀曾挖苦说，这是“双复辟”。他们认为，目前只宜提“迎黎复职”，不宜再节外生枝。孙文退而求其次，主张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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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唐绍仪、程璧光都是广东香山人，乡音虽同，但各说各话。唐绍仪说，北方政府非合法政府，南方不能也成立非合法政府，最适当的办法是把合法的中央政府迁到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程璧光也说：“所谓维持国事者，为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孙文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转而向支持护法的西南六省直接呼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但没有一个省响应。7月6日，孙文、章太炎、伍廷芳、唐绍仪、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人，联袂赴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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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在孙文走后到了上海，7月8日与海军代表、孙文代表碰头。海军因与孙文意见相左，对国会态度极为在意，一再追问：“海军所主张三事，为此次护法之根本条件，不能修改。是否吴议长之主张与中山先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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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说：“我的意思，以护法为主点，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国会愿与诸公共同进行。不合法律者，则不敢为之。”海军还不放心，刨根问底：“但有强迫公以违法行动者，公能始终拒绝否？望公有以声明之。”海军担心国会被人一施压，就会临风摆柳，但吴景濂摆出松柏之姿，断然回答：“我为议会代表，只知守法，法以外不敢闻命，虽有强迫，决不服从。”海军这才在南下护法协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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