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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回答：“我辈翊赞合肥（段祺瑞），削平叛乱，本意只在保全国体，岂敢丝毫有所希冀？虽承合肥盛意相邀，仍决辞谢。”他与汤化龙一同去见段祺瑞，表示不愿入阁。段祺瑞说：“这必是又铮（徐树铮）从中作祟。”当着梁、汤的面打电话给徐树铮：“如任公、济武不肯入阁，你从此不必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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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梁启超不愿入阁，并不全因武人反对，而是他已厌倦从政，想改行从事文化教育，但经不住段祺瑞诚意拳拳再三邀请。梁、汤只好向京津两地党人征求意见，讵料众人莫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实现政党政治的机会，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梁启超无奈，只好再作冯妇。他宣称入阁是为了树立政党政治的模范，“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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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对入阁同样毫无兴趣，尽管朝野频频催驾，他还是一推两搡。他的内心，依然抱着国会重开的一线希望。但深夜静思，盱衡大局，也不得不承认，目前要恢复旧国会，难于上青天，勉强行之，只能激起新的内乱。如果能重组新国会，亦不失为一个“斩截苦痛”的办法，经过“旁皇审虑，复博咨苦谈，皆以为舍是无他途，乃决赞成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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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革命党与研究系解决时局的办法，都是反对复辟和恢复约法，本来完全可以合作，但他们的路径，却迥然相异，甚至成了死对头，政治的现实令人慨叹。本届内阁没有经过国会通过，由总统直接任命总理，就法理而言，亦属非法。孙文宣称：“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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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的主张，受到南方舆论鸣鼓而攻之。一位民党众议员以康有为的名义，致书梁启超，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中华民国仅六年，生（梁）与汤化龙已两次行逆矣。民国二年之违法解散国会也，汤主谋，生主笔，怂恿项城（袁世凯）以宪法为名，驱逐议士，逮捕党人。”如今召集临时参议院、组织新国会，“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面对汹汹物议，汤化龙内心万分纠结，对朋友喟然说：“冀假道以促新国会早成，为国家计久远，苟可消弭祸源，虽冒忌丛谤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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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与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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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写道：“旧制度的闸门已经关闭，军阀横行已成潮流。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军阀混战不断，社会陷入了以军事力量对抗宪政运动的落后与蒙昧之中。”这种可悲的情形，不仅出现于一时一地，而是大江南北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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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张勋入京复辟之前，孙文已打定主意，利用北方乱局，在南方另立政府，和中央分庭抗礼。这是自从他把总统位子让给了袁世凯之后，朝夕不忘的夙愿。尽管他认为革命可以打破任何条条框框，但他希望组织正式政府，自任总统，这就需要国会支持。因此，他向外界表示：“照目下情形，最美最易之法，厥为召集旧国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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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月间，随着政治舞台的灯暗转场，孙文的布局谋篇，也在新一幕的舞台上，渐次铺开，脉络浮现：6月，孙文在上海与前护国军都司令岑春煊、前东三省筹边使章太炎、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等老“前”辈绾合起来，决意维护民国，声讨叛逆。6月10日，孙文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广东陈炯明，明确指示：“宜宣言拥护国会，不应宣言拥护总统。”同时，孙文派邹鲁在北京策动国会南迁，得到吴景濂、王正廷的支持，民党议员陆续离京南下，准备在广东、湖南或贵州等南方省份择地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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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通电：于国会未恢复以前，法律既失效用，即无责任可言，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孙文致电北京民党议员通讯处，呼吁两院议员南下，他义正词严地说：“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刘成禺到北京欢迎各位议员，汪精卫在上海设立议员招待所，迎来送往，安排车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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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南下护法的会上，海军提出护法的宗旨，乃拥护约法、拥护国会、拥护合法总统三项，既不能增，亦不能减。但孙文忽然提出要恢复“临时大总统”之称，其理由是当初他辞去总统，是以宣统皇帝退位为条件，如今宣统复辟，他当然恢复总统资格。此议一出，几乎遭到众口一词的反对，张耀曾挖苦说，这是“双复辟”。他们认为，目前只宜提“迎黎复职”，不宜再节外生枝。孙文退而求其次，主张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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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唐绍仪、程璧光都是广东香山人，乡音虽同，但各说各话。唐绍仪说，北方政府非合法政府，南方不能也成立非合法政府，最适当的办法是把合法的中央政府迁到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程璧光也说：“所谓维持国事者，为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孙文得不到大家的支持，转而向支持护法的西南六省直接呼吁：“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但没有一个省响应。7月6日，孙文、章太炎、伍廷芳、唐绍仪、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人，联袂赴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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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在孙文走后到了上海，7月8日与海军代表、孙文代表碰头。海军因与孙文意见相左，对国会态度极为在意，一再追问：“海军所主张三事，为此次护法之根本条件，不能修改。是否吴议长之主张与中山先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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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说：“我的意思，以护法为主点，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国会愿与诸公共同进行。不合法律者，则不敢为之。”海军还不放心，刨根问底：“但有强迫公以违法行动者，公能始终拒绝否？望公有以声明之。”海军担心国会被人一施压，就会临风摆柳，但吴景濂摆出松柏之姿，断然回答：“我为议会代表，只知守法，法以外不敢闻命，虽有强迫，决不服从。”海军这才在南下护法协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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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阳光直射，把大地炙烤得反光刺眼。南方的空气浸润着繁花的芬芳，弥漫于珠江两岸。7月17日，孙文一行人抵达广州黄埔，在粤的国会议员和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到黄埔欢迎。孙文在即席演讲中说：“鄙人今日所望于诸君者，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即在粤召集国会，请黎大总统来粤执行职务。”孙文致电段祺瑞，义正词严，痛斥其为毁法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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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间清议，亦谓复辟之祸，叛督实为先驱。要求宣战之不已，以至殴击议员；殴击议员之不已，以至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之不已，以至复建伪清。本为一人保固权位，以召滔天之灾；足下奖成此患，岂得不为追咎。文于数月前，曾献忠言，不蒙采纳。至黄陂不得已而下免职令，犹不悛改，悻悻以引起祸乱，不负责任为词。今日因败为胜，功过相偿，天日鉴临，人心共谅。乃总理一职，既无同意，亦无副署，实为非法任命；果出黄陂手谕与否，亦未可知。足下当以义师首领自居，岂得以国务总理为号，以免职兴戎，而以复职自贵，狐埋狐搰，皆在一人，岂所谓为国忘身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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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承诺请黎元洪复职，因此赢得了海军的信任与支持。7月22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上演了最石破天惊的一幕，宣布海军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和惩办复辟祸首三大主张。率领十几艘军舰，鼓轮南航，远赴广东。程璧光在日记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誓言：“宁维持公理死，毋违反公理生。”然而，他却生在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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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南北分裂，社会普遍担忧，八王之乱、五代残唐的时代重临大地。有记者问章太炎：“张逆现已下败，民国政府将重新组织，岂容再有讨逆之师？”章太炎回答：“你说错了，是将认逆为顺矣，一张勋败则众张勋起，非将此群逆从根本而廓清之，不足以言共和也。”“一张勋败众张勋起”这话，道出了中国的现实，但怎样才能“从根本而廓清之”？是靠武力，还是靠制度？武力是刈草，制度是改良土壤。但在孙文、章太炎看来，改良土壤太慢，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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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南北分裂，遂成定局。孙文豪迈放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拨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南方”。当记者问他：“临时政府一成立，南北势必分裂，现人民厌倦战乱，南方也未必打赢北方，怎么办？”孙文批评记者：“说人民厌乱，殊非实情。”他以“病者之解腕”为比喻，说明分裂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他革命几十年的秘诀，就是从不怕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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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成立正式政府，国会是关键。民元的《国会组织法》规定，“两院非各有总议员过半数之出席不得开议”。但国会中占了半壁江山的研究系议员，断不肯南下，仅靠原来的民党议员，难以凑够开会的法定人数。孙文一方面仍希望有更多的议员南下，最终可以达到法定人数，组织合法政府，但同时又做了第二手准备，万一人数不够，则给这个国会冠上“非常国会”或“紧急会议”之类的名义，也算是一个变通之法。他说：“所望议员集会，能满法定人数，若万一不足，可行非常集会。盖在非常事变之时，本可行非常集会，平时法定人数，可以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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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国会非常会议”的法理依据何在？事实上，无论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都找不出相关条文。但议员们征诸世界历史，总算在法国找到了成立“非常议会”的先例，于是便援引为“遇非常事变不足法定人数也可行非常集会”的理由。真是学不到铁拐李的本事，学到那只瘸脚。虽然拿法国来做“挡箭牌”，还是有点不着边际，但环境实逼于此，不容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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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预见南北终有一场大战，派傅良佐到湖南当督军，为武力统一南方布下一颗棋子。孙文致电谭延闿，要他拒绝傅良佐入湘，“如任其入湘，则湘永陷于危”。但怎样才能拒绝？言语道断，唯有动武。于是双方厉兵秣马，横刀揭斧。不及旬日，衡州、零陵宣告独立，南北开战。三湘百姓，除了仰望上苍，哭泣与祷告，还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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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吴景濂、王正廷匆匆赶到广州，在黄埔与孙文见面，并致电仍留北方的议员，请指日齐来。孙文依然念念不忘恢复临时大总统。据章太炎记述：“孙公（在广州时）尚欲称临时大总统，余谓宜且称摄大元帅。石屏（谭人凤）时亦移书，劝孙公勿自尊。众议喧呶，或欲以议员合组政务委员会者。”孙文还为此与吴景濂大吵一场，“景濂恚，誓不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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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述，披露了两个细节：其一，孙文从一开始就想当总统，所谓“迎黎复职”，不过是迫于环境，虚应故事而已。其二，国会议员曾异想天开，要接管行政，由他们代行政府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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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会不支持孙文当总统，但孙文毫不气馁，依然斗志高昂，函告海外同志，形势一片大好：“国会议员亦已陆续前来，日间齐集，当即开会组设最高军事统一机关，出师讨逆，以达真正共和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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