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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6、7月，孙文号召国会南迁、议员南下，南方成立正式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图为孙文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至此，南北对峙，一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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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唐不承认也罢了，连孙文提名、国会选举的各部总长，也大半虚悬。内政总长孙洪伊、财政总长唐绍仪、交通总长胡汉民、外交总长伍廷芳，都没有履任。孙洪伊、唐绍仪不就职也罢了，连胡汉民这样的心腹大将也不就职，真是奇哉怪也，似乎提名前没有沟通过，这对军政府的权威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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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军政府对外代表国家，就不仅是一个军事指挥机构了，而是国家最高政权机构，至少应包含行政、立法、司法三套班子。但现在是一个行政垄断的架构，没有司法部，却有一个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交通部（打仗时交通部就重要了）；国会议员也在政府任职，邹鲁担任了财政次长，马君武代理交通总长，王正廷代理外交总长，叶夏声代理内政次长；吴景濂为大元帅府高等顾问，邹鲁、王湘、吴宗慈、周震麟、宋渊源等议员，都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参议。军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三权不分的混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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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号称海陆军大元帅，但根本指挥不动陆荣廷的桂军和唐继尧的滇军，光靠海军是打不进北京的，这个道理人人明白。不过孙文看透了这些军人，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钱，别说陆、唐，就是北洋陆军也能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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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么才能有钱？就像以前反清革命一样，向海外华侨筹募；怎么才能争取华侨支持？就是要守住“护法”旗号，把北伐的声势造起来。因此，军政府还没正式开张，孙文手上除海军外无一兵一卒，就已经摩拳擦掌，宣称要出师北伐了。他在给党人的信中说：“一俟各部组织完备，即行出师讨贼，以建造真正共和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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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10日，孙文从黄埔抵达广州，在国会非常会议会场举行大元帅就职礼。军政府设于黄埔公园，另在广州河南的士敏土厂设大元帅府。孙文豪迈宣称：“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桴，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这篇磊落豪横的宣言，出自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之手，流传着几个版本，或曰“文虽衰老，犹当荷戈援柲”，或曰“犹当搴裳濡足，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废总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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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发表这篇宣言时，陆荣廷、唐继尧等都置身局外，冷眼旁睨。孙文虽欲荷戈，但手上连一支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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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记得，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海外曾爆发一场内讧，章太炎、陶成章与孙文为争夺《民报》的主办权闹翻了，双方互相诋毁，都把话说得非常难听。章太炎指责孙文把云南出卖给法国人，又“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私吞公款，这是对人品的严重指控。黄兴、胡汉民等人则指责章太炎“托有神经病而鱼肉侪辈”。章太炎、陶成章愤然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事情恶化到孙文怀疑陶成章要暗杀他，而光复会也怀疑孙文要暗杀陶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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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众所周知，最终是孙文没有被陶成章刺杀，而陶成章却被陈其美派人刺杀了。这段旧恨宿怨，本来很难平复，如今孙、章二人可以不计前嫌，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北洋政府，再度合作。以章太炎这种狂放不羁的“疯子”性格，竟肯降格做个簿书烦琐、襄理文墨的“秘书长”，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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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秘书长是挂名的，文墨并不需要他襄理。一个多月下来，章太炎仆仆奔走于香港、广州各地，逢人说项，拉拢绾合，但收效却不大，他十分泄气，打算一走了之。孙文劝他：“今人心不固，你是老同志，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被人一捧，又张狂起来了，慨然对人说：“这就像下棋，孙公在广东局道逼仄，未有两眼，我去为他做眼耳！嫌人失望，给我一个总代表的名义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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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吴景濂准备率领几位议员到云南拜访唐继尧，章太炎豪情大发，答应以大元帅府代表名义，随议员去一趟云南，说服唐继尧支持军政府。孙文喜出望外，大表嘉许。吴景濂旁观者清，暗笑说：“中山不得已以章太炎为秘书长，而章氏素有疯子之称，本为文人，不明政治，在军政府与秘书厅各职员亦颇有意见不合。中山先生于国会派员赴滇时，因派章太炎代表赴滇，实为驱章于大元帅府，以免其再为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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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特制了两面巨大的红旗，比唐继尧的主帅旗还要大，上绣“大元帅府秘书长”几个大字，挑选两位高大威武的肌肉男扛着，迎风猎猎，作为开路先锋，以壮行色。吴景濂因临行染病，要推迟起程。章太炎怀里揣着元帅印信，自带着五位国会议员，前呼后拥去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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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继尧对章太炎执礼甚恭，每天下午都在军署大排宴席，水陆毕陈，美酒佳肴，大吃大喝，谈古论今，不醉无欢，但一说到元帅印信，却顾左右而言他。最后章太炎也不耐烦了，拉下脸对随行的议员们说：“既然他不受，我们都没面子了，赶紧回去，我的名义是军政府给的，也和你们一道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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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疯子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初连袁世凯都怕他三分，唐继尧更不敢惹这位国学大师了，只好答应接受元帅印信。章太炎总算挣回了面子，但唐继尧对外行文，还是以“滇黔靖国军总司令”自称，从不提这个在他眼里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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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上，对陆荣廷和唐继尧阻挠破坏军政府护法的罪行，历历可数。然而，在陆、唐看来，他们自始至终都反对另立政府，反对召开非常国会。这个军政府是孙文和非常国会强加给他们的，为什么军政府授予他们元帅职，他们就一定要接受，不接受就是破坏呢？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吗？他们一定要与孙文保持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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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唐的角度去想，自己是主，军政府是客，军政府来了要反客为主，让他们听从号令，跑到千里之外去打他们不想打的仗，这心里本来就极不痛快，须知那是真刀真枪地打，是要流血死人的，岂同儿戏？持平而论，说陆唐二人阻挠、破坏孙文“护法”，固然没错，但陆、唐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孙文阻挠、破坏他们的“自立”，这笔账打烂算盘也算不清了。不过，最后陆、唐还是作了一些妥协，勉强接受了军政府这个既成事实，但对孙文的许多主张，仍然不认同，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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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府甫成立，即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这一场闹得海沸河翻的“护法”运动，导火索是中国对德国宣战案。当初孙文坚决反对参战，现在，军政府既然代表国家，就必须作一个正式表态。9月18日，孙文就此问题咨询非常国会，他说：“自对德宣战问题发生以来，国民鲜表示赞同之意，而探诸事理，亦未见有无故宣战之由……今日民国与德、奥两国间交战状态已经成立，非从头再宣布中立，无解决此问题之办法。”他希望国会“首审己国利害所存，以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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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下午，非常国会开会讨论孙文的咨询，有来自21个省的83名议员出席，结果53人赞成维持交战状态。军政府尊重非常国会决议，9月26日，对德、奥宣战。参战问题的纷争，至此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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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欧洲战争，中国派了大批劳工去欧洲，并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到伯力。伯力这地方，以前是中国领土，1858年被俄国占据，中国军队号称“出国参战”，也没真正打仗，只是沿交通线巡逻放哨。但国内却闹得四分五裂，这已经够悲剧了，但更悲剧的是，到最后南北政府都对德、奥宣战了，令人大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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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南北政府都明白，宣战与否，无关宏旨，一切外交问题，实质都是内政问题。国内政治这盘烂账，已经够他们忙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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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军队，恰好省长朱庆澜受陆荣廷、陈炳焜等“桂系集团”的压迫，辞职不干。下台前把最后的二十营亲军拨给了陈炯明接收，这成了唯一一支听孙文号令的军队。在海陆军大元帅手上，总算有了荷戈之兵，虽然只有区区二十营，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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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北洋政府下令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由莫荣新代理。12月2日，孙文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率军攻打福建。1918年元旦过后，这支粤军便顶着呼号的北风，匆匆开往汕头，打入闽南，开辟自己的地盘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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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系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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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南方热热闹闹选举军政府元帅之际，9月29日，北洋政府以孙文和非常国会另立政府，分裂国家之罪名，下令通缉孙文、吴景濂等人。北方不愿恢复旧国会，曹锟、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卢永祥等各省督军通电声称：“旧国会虽系民权，两次召集，两经解散，成绩无闻，声誉失坠，万无恢复之理。”但要选新国会，就必须修改《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国会既已不存，这个法由谁来修？唯有通令各省及蒙、藏、青海选派参议员，限一个月内到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为选举新国会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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