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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制宪,北方不甘后人,安福国会也着手制宪工作。与其说真的为了国家制定根本大法,不如说是为了将来南北国会合流、制定宪法时,有讨价还价的筹码。我制宪故我在。1918年12月,由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天坛宪法草案进行全面的修订。经过大半年的研磨,1919年8月,北方国会终于抛出了一个新宪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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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坛草案逐一对照,两者大同小异,不同者只有八处。如天坛草案规定两院议员不能兼任文武官吏,而国务员不在此限,新草案则把国务员的豁免删去了;天坛草案规定两院开会的法定人数为议员半数,新草案则改为有三分之一议员出席即可开会;天坛草案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在国会议员组织的宪法会议,而新草案则规定由两院议长及大理院、平政院、审计院三院院长组织会议解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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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而论,安福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比天坛草案更加完善了。但由于南北和谈已经开锣,北方国会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戏往下该怎么演?南北和平统一之后,两个国会是合并还是取消?是取消一方,还是双方同时取消?大家都在观望。因此,北方国会虽然完成了宪法起草,但同样没有提交国会讨论。南北议宪,都是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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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大半年,南方国会无所事事,形同散去的宴席。王揖唐接任北方和谈总代表后,唐绍仪又辞南方总代表。上海和平会议,雷声大雨点小,直到王揖唐闭门谢客之后,聚集在上海的南方国会议员,无热闹可凑,又纷纷返回广东,打算继续召开制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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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孙文在上海通电辞去联合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11日,南方国会议决挽留孙文。尹承福、徐邦俊、樊文耀、袁麟阁等议员,联名致函孙文,认为目前在南方“既无政府之干涉,又无军人之侵扰,兼以南北不和不战”,正好把“制宪”这个话题拿出来“博取人民之心理”。议员们说:“然必悉数来粤,始得有行使之权能,未有一个国会而分两地,能以行使其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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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敦请孙文和唐绍仪,率领在上海、南京的议员返回广东,军政府七总裁召开一次大会议,决定和战大计。一来可显示南方大团结,展现实力;二来国会重开,议员也有了一个指点江山的舞台;三来也想借艇割禾,藉孙文之名,立国会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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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虽然憧憬南返,但目前时机未至,广东仍然是桂系的天下,他不愿重蹈覆辙,乃对议员褒扬之余,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简单地说:“文近专事著述,承嘱返粤一节,实未能如命。”其实,他并非专事著述,这时俄国已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整个社会、思想界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孙文在上海积极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准备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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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南方这个场子重新“搅热”,一些国会议员不惜旧话重提,又造起改组军政府、成立正式政府、选孙文为大总统的舆论。最积极推动改组的是林森、谢持等民友社议员,益友社亦倾向于改组,而反对者为支持岑春煊的政学系议员。彭养光议员向孙文通风报信:广州的议员们在褚辅成家里开了几次会,已决定先派代表到军政府述达改组之意,然后再推举总统人选。“就中比较倾向先生(孙文)者,实较他人为多,虽吴莲伯(景濂)、褚辅成等,亦不能独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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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一旦折腾起来,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军政府改组才一年多,又说改组。当初孙文要当总统,他们要选大元帅;孙文当了大元帅,他们要选七总裁;七总裁才上任,他们又要选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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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国庆节,孙文发表《八年今日》一文,把政坛的各路政客,骂得狗血淋头:“官僚虽恶,其中非绝无醇厚之儒;武人虽横,间亦不乏尚义之士。唯政客则全为自私自利,阴谋百出,诡诈恒施,廉耻丧尽,道德全无,真无可齿于人类者。”他把政客称为“万恶之魁”,或曰“政客不死,祸乱不止”,至哉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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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官僚、武人、政客并列为三大害,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的“一专制”,却制造了官僚、武人、政客的“三专制”。“政客”究竟是指什么人?王揖唐乎?梁士诒乎?吴景濂乎?褚辅成乎?南北国会议员乎?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无论如何,都真实地反映了孙文在那一刻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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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文痛恨政客祸国,但现实依然需要他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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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景濂说,安福国会对南方国会极尽分化瓦解之能事。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经济调查会,专门收买赴粤议员。王揖唐在上海下榻的爱俪园,也是一个收买议员的机关。“北方对在粤议员与在粤之岑(春煊)派密商,将经济来源断绝,使各议员在粤不能生活”。国会的经费主要靠盐税,岑春煊把经手盐税的官员撤换,“令其对国会经费不发,如此支持,已近三个月矣!国会议员生活大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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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友系本来就反对岑春煊,现在益友系也站到他们这边了。10月下旬,国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一面推定27人为起草委员,重新修订政府组织大纲,一面向孙文发出热情的邀请:“以先生手创民国,尊重国会,群相仰望,极表欢迎。处此酝酿之余,不能不事前准备,务恳一面派人来粤,与各代表暨国会接洽,一面派人赴滇与唐督疏通。先生悲悯为怀,谅不忍坐视沦湑也。”但孙文的答复,却是不冷不热:“文对于国会议员,只望各人本良心上之主张奋斗耳,余则悉听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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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岑春煊秘密派代表到北京接洽议和的事情,被人揭发出来,民友系议员以岑春煊此举有违约法精神和军政府合议制,提出不信任动议。12月27日,岑春煊被迫辞职。12月29日,南方国会一百多位议员,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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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改组之法,本亦多端。或言速集国会议员,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或言修改军府组织大纲,以合议制之总裁,代行约法上大总统之职权,另照民国官制,组织责任内阁,执行约法上国务院之职权。两者择一而行之,革今日混合之制,分国务政务为两物,去今日把持之患,集众智群贤于一堂,庶几法良制美,一德同心,西南之危乃可解,国家之难乃可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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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宣言似乎是专门说给孙文听的。军政府改组案通过了,岑春煊辞职了。可以说,国会已用尽心机,为孙文的复出,制造舆论,铺路搭桥。但孙文的态度,依然是若即若离,对不回广东始终不松口。国会议员们捉摸不透,他到底想怎么样?曾任孙文秘书、大元帅府参议的谢心准,写信给孙文说:“现在时局变幻至此,知先生断不忍旁观。第此时吾党进行,究取如何政策?道路传言,莫名真相。此心至深焦虑,而旧日可靠之同志,在此抚髀兴嗟,渴望消息尤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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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的回答很干脆:“如尚有有力之同志,可帮一臂,以扑灭桂贼,此时宜预备一切进行方法。”桂系一天不扑灭,他一天不回广东。无论军政府如何改组,是总裁制还是总统制,是七元老集体领导,还是一总统独断乾纲,他全不在意,也决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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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南方国会又召开宪法审议会,把去年底未及完成的宪法审议继续完成。由于以往经常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这次规定亲丧不给假、生病垂危也不得缺席,虽然不近人情,但“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和省长职权问题上。各党派互生疑义,聚讼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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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草案第七十五条规定“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吕复议员提出修改为:当国民认为众议院违法失职时,每省有原选民各十万人以上连署,可请求大总统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解散两次。这个提案当即被大多数议员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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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夏声议员也提了一个建议:大总统于国务员受不信任决议时,或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换言之,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唯一前提是当国会对国务院提出不信任决议时。除此之外,总统不能通过解散政党而解散国会,也不能因国会否决某项提案而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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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但大家认为总统的职权还是太大了,或者说,议员们觉得自己的权力还是没有保障。王玉树议员提议干脆把第七十五条完全删除,回到临时约法,根本不提国会解散问题,没有前提,没有条件,没有但书,玉皇大帝也无权解散国会。这样,议员们才稍觉安心。最后付表决时,通过了废弃第七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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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内派系对立相当严重,民友、益友、政学三大政团,互为攻防,争抗至烈。1919年10月6日的会上,表决地方制度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一条,出席议员592人,起立者(赞成)464人,已足3/4以上,表决通过。但政学系议员徐兰墅提出要进行反证表决,韩玉辰则提出以投票表决。议长只好同意进行反证表决,起立者(反对)为143人,不足1/4,原表决依然有效。但到了1920年1月8日的会议,政学系议员沈钧儒、杨永泰等又提出对两天前的反证表决有疑问,要求重新表决。民友、益友议员闻言起哄,指责政学系纯属捣乱,拖延时间。政学系遂以不出席作为抵制,导致制宪会议一连流会8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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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林森议长、褚辅成审议长先后设宴款待缺席议员,温言劝慰;伍廷芳也致函劝告,各社团纷纷奔走斡旋,但都无效。由林森、吴景濂、褚辅成领衔,500多名国会议员的通电,沉痛宣称:“在此时期,同人等心力交瘁,无术挽回,前犹疑为手续之争、内容之争,今始知非手续内容之争;前犹疑各报载徐世昌电李纯,忠告南方停止议宪,及某某分代表主张南京制宪之电,均为报纸谰言,今欲不信不能。证以不出席议员大半居军府要职,章士钊更明目张胆为文,攻击国会不宜制宪,可知彼等决心破坏制宪,酝酿已久,绝非口舌所能挽回,嗟乎,世道人心,堕落至此,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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