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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各有各的算盘,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王揖唐是出了名的“渔行老板”,心思至纤至悉,岂不明白?上海和会,根本不会谈出什么结果。他到上海,只是希望与孙文直接谈判,为孙段结盟牵线架桥。他派代表先行赴沪,与孙文见面,征求他对和谈的意见。孙文直截了当回答:“王揖唐若同意我恢复国会的条件,我当尽力为之助成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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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前,底气不是很足的王揖唐,再派人去见孙文。孙文依然一口答应:“他如果真的为解决国会问题而来,则可立来见我,我当以我一身负与彼完成和议之全责。”言下之意,如果北方愿意解决国会问题,不必以军政府为谈判对象,与他谈就行了。但如果不经过军政府,怎么落实谈判结果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孙文联合北方推翻军政府了。这个话,后来确实成为孙文提出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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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又去总统府征求徐世昌的意见,徐世昌只回答了一个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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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字,足以让这位北洋老人名垂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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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做总代表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当时徐世昌说一切可让,国会问题不能让。现在,这条底线似乎也可突破了。对国会前途,徐世昌曾经表示:旧国会不是不能恢复,但以本身论,其议员除死亡及前次因事取消资格者,已不足法定人数。设法加入,即涉非法之嫌。以事实论,全国必须公认,始能有效,而今北方对此反响日甚。换言之,旧国会的恢复,需要各方面妥协,始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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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徐世昌的“让”,是一种政治手腕,是他在直、皖夹缝中生存的投机策略。这显然是一种流行的“阴谋论”思维,似乎一切都有阴谋。这个“让”字,把民主的精髓高度概括出来了,如果大家能明白“让”字的真义,民国八年以来,又何至于纷乱迭起、四海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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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中,徐世昌对待文化界、学界的宽容态度,推动和平的孜孜努力,处理南北谈判时的理性立场,无不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位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太傅衔太保,能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却是民国以来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总统标准的政治领袖。这不知是民国之幸,还是民国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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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孙文和徐世昌的承诺,王揖唐底气十足了,打定主意,要和孙文谈一谈国会问题。他的底线是新旧国会共同制定永久宪法。他坚信可以说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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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王揖唐在北京宴请政界大佬,宣布自己的议和大计,也唱起了“让”的高调,表示要“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但什么是真正的“互让”?王揖唐自己并不清楚,南方军政府也不清楚,段祺瑞和吴佩孚更不清楚。在这个号称有“孔融让梨”美德的国度里,其实大部分从政的人,都没学会怎么“让”,并且坚信一切的“让”都是阴谋,都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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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率谈判代表团抵达上海,在龙华车站下了火车。随员中有史启藩、光云锦、周有文等议员。长芦缉私统领季光恩亲自负责安保,在四十多名国会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人哈同花园爱俪园。王揖唐带着一妻一妾一妹一女同行,大小箱笼,装满几车,一副准备长期驻扎,打持久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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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气温宜人,朝暖夕凉,王揖唐神清气爽,开始投入繁忙的活动中。他毕竟有国会竞选的经验,比朱启钤会做广告。还没见到南方代表,已经发传单,见记者,登报纸,搞出很大的动静。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说,唐绍仪派人来求见王揖唐,被王拒绝云云。唐绍仪哭笑不得,也放出一条消息给记者说,王揖唐派代表来求见唐绍仪,吃了闭门羹。于是有人用他们的名字缀在一块儿说:“王揖唐绍仪。”闻者无不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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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政府不承认王揖唐的代表资格,唐绍仪宣布辞去总代表职,因此和会迟迟不能举行。王揖唐也不以为意,亟亟谋求与孙文会晤。9月21日,两人终于相见了。王揖唐胸有成竹地提出“新旧国会共同制宪”的方案。讵料孙文一听就摇头:“这不是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恢复合法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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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着急地说:“这无异于要对方无条件投降,北方诸督军将强硬反对,而段祺瑞、徐树铮所永不允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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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大笑说:“这不是投降。记得武昌起义时,段祺瑞还是清朝将官,领兵攻打民军,后来他竟要求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若说投降,段祺瑞已做过一次。你如果答应这个办法,我只说你赞成我的主张,何尝见得是投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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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与北方和谈代表吴鼎昌的谈话,当时吴也是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以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认为难以办到,孙文提出:“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因为买物必须出本钱,今北方既已取回这个物件,自应将本钱还给我们,才能算公平。北方可能办到吗?”吴鼎昌说不能,再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效张勋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满清,再捧宣统出来。”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清逊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自家称王称帝,再制造一个洪宪或什么皇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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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文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来和我议和,我也有不要国会的议和办法。国会是民党做成的,北方若不要国会,就应该和我一起,再来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时局。北方武人,现在既有兵权在手,如果能够抽调两三万军来和我革命,那就没有不能统一中国的道理。这个办法,北方能够做到吗?”谈到这里,王揖唐已坐立不安了。他期期艾艾表示,此办法倒是可以商量,然后告辞而去,再没有下文了。10月18日,孙文在会见上海的学生时,以嘲笑的语气提到这件事:“他答应商量这个办法,到今尚没有回信,大概还没有商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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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在上海折腾了一个月,石灰铺路,白走一趟,连南方代表的面也没见上,和孙文的会谈也没有实质成果。徐世昌给他的上方宝剑“让”,但现在却让无可让,连“让”的对象也没有,宝剑只能砍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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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王揖唐下榻的哈同花园,发现了一枚炸弹,据说引信已经点燃,只因受潮才没有爆炸,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爆炸性新闻。这颗炸弹是什么人放的,查无结果,王揖唐暗示江苏督军李纯是幕后黑手,惹得李纯怒火万丈,公开反驳。但许多人却恶意猜测,这是王揖唐自导自演的,为自己奔走无功,不得不掩面谢幕找一个下台的台阶。果然,从这天起,王揖唐闭门谢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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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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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南方成立正式国会之后,便开始筹备宪法会议。把尘封已久的天坛宪法草案,从箱底又翻出来,重新审议。吴景濂宣称:“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同人仍本初衷,继续奋斗。能在粤将宪法制定,必须将地方制度草案照原案通过,在宪法会议上,同人为国为法,奔走牺牲,可告无罪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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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28日,广州的宪法会议开第一次会,不足法定人数。原来的60名起草委员,早已云散风流,在职者不及半数,照例用补选方法补足众议员21人、参议员15人。历时一月,人数凑足,10月24日开正式会议,公推吴宗慈为书记长。审议长本应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担任,但他因参加巴黎和会,不在广州,由褚辅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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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提出地方制度问题。地方制度一章,1913年天坛草案时就有几种意见,争论激烈,有主张列入宪法,有主张不列入宪法,最后各党派协商,把这一章的标题列入宪法,但内容没有通过二读会。讨论的焦点,在于省长的产生方法,是民选还是中央任命,争持不下,有人以缺席抵制,屡屡造成流会,直到国会解散都没有结果。吴景濂称:“关于宪法中之最扼要者,为地方制度一章。在北京会议时,政府反对地方制度,所以召集督军团反对宪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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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新讨论,依然众口难调,有说省议会选举,呈请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直接由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由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的;也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但省议会不得连续否决三人的。最后,谢持提出:“由省议会选举三人,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得到多数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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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讨论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省议会职权的规定、省行政机关的规定、省事权的规定、县知事民选的规定、驻屯国军的规定等,逐条讨论。转眼间,又到了岁暮天寒的时候。12月13日,总算把地方制度一章讨论完成,交由宪法委员会起草条文,指定孙钟、吴宗慈、吕复、何畏、韩玉辰五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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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南北已开始议和,宪法问题、国会问题,都要依和会结果而定。政治的焦点,已移到了上海。南方的议员们,雀儿拣着旺处飞,纷纷移驾上海、南京。广州的制宪会议,无形中止,地方制度一章虽然完成起草,却无暇呈交二读。吴景濂叹息:“议员星散,以为和议成,则法律问题可以解决,不必在粤议宪也。故地方制度条文,虽经委员会草定而不能报告大会。和议开幕,宪法会议遂为之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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