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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各有各的算盘，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王揖唐是出了名的“渔行老板”，心思至纤至悉，岂不明白？上海和会，根本不会谈出什么结果。他到上海，只是希望与孙文直接谈判，为孙段结盟牵线架桥。他派代表先行赴沪，与孙文见面，征求他对和谈的意见。孙文直截了当回答：“王揖唐若同意我恢复国会的条件，我当尽力为之助成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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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身前，底气不是很足的王揖唐，再派人去见孙文。孙文依然一口答应：“他如果真的为解决国会问题而来，则可立来见我，我当以我一身负与彼完成和议之全责。”言下之意，如果北方愿意解决国会问题，不必以军政府为谈判对象，与他谈就行了。但如果不经过军政府，怎么落实谈判结果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孙文联合北方推翻军政府了。这个话，后来确实成为孙文提出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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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又去总统府征求徐世昌的意见，徐世昌只回答了一个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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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字，足以让这位北洋老人名垂青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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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做总代表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当时徐世昌说一切可让，国会问题不能让。现在，这条底线似乎也可突破了。对国会前途，徐世昌曾经表示：旧国会不是不能恢复，但以本身论，其议员除死亡及前次因事取消资格者，已不足法定人数。设法加入，即涉非法之嫌。以事实论，全国必须公认，始能有效，而今北方对此反响日甚。换言之，旧国会的恢复，需要各方面妥协，始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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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以为，徐世昌的“让”，是一种政治手腕，是他在直、皖夹缝中生存的投机策略。这显然是一种流行的“阴谋论”思维，似乎一切都有阴谋。这个“让”字，把民主的精髓高度概括出来了，如果大家能明白“让”字的真义，民国八年以来，又何至于纷乱迭起、四海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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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中，徐世昌对待文化界、学界的宽容态度，推动和平的孜孜努力，处理南北谈判时的理性立场，无不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位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太傅衔太保，能力虽然不是很强，但却是民国以来最接近现代民主国家总统标准的政治领袖。这不知是民国之幸，还是民国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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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孙文和徐世昌的承诺，王揖唐底气十足了，打定主意，要和孙文谈一谈国会问题。他的底线是新旧国会共同制定永久宪法。他坚信可以说服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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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王揖唐在北京宴请政界大佬，宣布自己的议和大计，也唱起了“让”的高调，表示要“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但什么是真正的“互让”？王揖唐自己并不清楚，南方军政府也不清楚，段祺瑞和吴佩孚更不清楚。在这个号称有“孔融让梨”美德的国度里，其实大部分从政的人，都没学会怎么“让”，并且坚信一切的“让”都是阴谋，都是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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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副议长刘恩格率谈判代表团抵达上海，在龙华车站下了火车。随员中有史启藩、光云锦、周有文等议员。长芦缉私统领季光恩亲自负责安保，在四十多名国会卫队的严密保护下，驱车直人哈同花园爱俪园。王揖唐带着一妻一妾一妹一女同行，大小箱笼，装满几车，一副准备长期驻扎，打持久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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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气温宜人，朝暖夕凉，王揖唐神清气爽，开始投入繁忙的活动中。他毕竟有国会竞选的经验，比朱启钤会做广告。还没见到南方代表，已经发传单，见记者，登报纸，搞出很大的动静。报纸登了一条消息说，唐绍仪派人来求见王揖唐，被王拒绝云云。唐绍仪哭笑不得，也放出一条消息给记者说，王揖唐派代表来求见唐绍仪，吃了闭门羹。于是有人用他们的名字缀在一块儿说：“王揖唐绍仪。”闻者无不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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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军政府不承认王揖唐的代表资格，唐绍仪宣布辞去总代表职，因此和会迟迟不能举行。王揖唐也不以为意，亟亟谋求与孙文会晤。9月21日，两人终于相见了。王揖唐胸有成竹地提出“新旧国会共同制宪”的方案。讵料孙文一听就摇头：“这不是我的条件，我的条件是恢复合法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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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着急地说：“这无异于要对方无条件投降，北方诸督军将强硬反对，而段祺瑞、徐树铮所永不允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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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大笑说：“这不是投降。记得武昌起义时，段祺瑞还是清朝将官，领兵攻打民军，后来他竟要求清帝退位，赞成共和。若说投降，段祺瑞已做过一次。你如果答应这个办法，我只说你赞成我的主张，何尝见得是投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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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与北方和谈代表吴鼎昌的谈话，当时吴也是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以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认为难以办到，孙文提出：“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因为买物必须出本钱，今北方既已取回这个物件，自应将本钱还给我们，才能算公平。北方可能办到吗？”吴鼎昌说不能，再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效张勋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满清，再捧宣统出来。”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清逊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自家称王称帝，再制造一个洪宪或什么皇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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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文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来和我议和，我也有不要国会的议和办法。国会是民党做成的，北方若不要国会，就应该和我一起，再来革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时局。北方武人，现在既有兵权在手，如果能够抽调两三万军来和我革命，那就没有不能统一中国的道理。这个办法，北方能够做到吗？”谈到这里，王揖唐已坐立不安了。他期期艾艾表示，此办法倒是可以商量，然后告辞而去，再没有下文了。10月18日，孙文在会见上海的学生时，以嘲笑的语气提到这件事：“他答应商量这个办法，到今尚没有回信，大概还没有商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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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揖唐在上海折腾了一个月，石灰铺路，白走一趟，连南方代表的面也没见上，和孙文的会谈也没有实质成果。徐世昌给他的上方宝剑“让”，但现在却让无可让，连“让”的对象也没有，宝剑只能砍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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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王揖唐下榻的哈同花园，发现了一枚炸弹，据说引信已经点燃，只因受潮才没有爆炸，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爆炸性新闻。这颗炸弹是什么人放的，查无结果，王揖唐暗示江苏督军李纯是幕后黑手，惹得李纯怒火万丈，公开反驳。但许多人却恶意猜测，这是王揖唐自导自演的，为自己奔走无功，不得不掩面谢幕找一个下台的台阶。果然，从这天起，王揖唐闭门谢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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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国会，各忙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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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南方成立正式国会之后，便开始筹备宪法会议。把尘封已久的天坛宪法草案，从箱底又翻出来，重新审议。吴景濂宣称：“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同人仍本初衷，继续奋斗。能在粤将宪法制定，必须将地方制度草案照原案通过，在宪法会议上，同人为国为法，奔走牺牲，可告无罪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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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9月28日，广州的宪法会议开第一次会，不足法定人数。原来的60名起草委员，早已云散风流，在职者不及半数，照例用补选方法补足众议员21人、参议员15人。历时一月，人数凑足，10月24日开正式会议，公推吴宗慈为书记长。审议长本应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担任，但他因参加巴黎和会，不在广州，由褚辅成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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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提出地方制度问题。地方制度一章，1913年天坛草案时就有几种意见，争论激烈，有主张列入宪法，有主张不列入宪法，最后各党派协商，把这一章的标题列入宪法，但内容没有通过二读会。讨论的焦点，在于省长的产生方法，是民选还是中央任命，争持不下，有人以缺席抵制，屡屡造成流会，直到国会解散都没有结果。吴景濂称：“关于宪法中之最扼要者，为地方制度一章。在北京会议时，政府反对地方制度，所以召集督军团反对宪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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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重新讨论，依然众口难调，有说省议会选举，呈请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直接由大总统任命的；有说由大总统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的；也有说大总统经省议会同意任命，但省议会不得连续否决三人的。最后，谢持提出：“由省议会选举三人，呈请大总统择一任命。”得到多数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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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讨论国税与地税的划分、省议会职权的规定、省行政机关的规定、省事权的规定、县知事民选的规定、驻屯国军的规定等，逐条讨论。转眼间，又到了岁暮天寒的时候。12月13日，总算把地方制度一章讨论完成，交由宪法委员会起草条文，指定孙钟、吴宗慈、吕复、何畏、韩玉辰五人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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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南北已开始议和，宪法问题、国会问题，都要依和会结果而定。政治的焦点，已移到了上海。南方的议员们，雀儿拣着旺处飞，纷纷移驾上海、南京。广州的制宪会议，无形中止，地方制度一章虽然完成起草，却无暇呈交二读。吴景濂叹息：“议员星散，以为和议成，则法律问题可以解决，不必在粤议宪也。故地方制度条文，虽经委员会草定而不能报告大会。和议开幕，宪法会议遂为之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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