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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南方国会又召开宪法审议会，把去年底未及完成的宪法审议继续完成。由于以往经常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这次规定亲丧不给假、生病垂危也不得缺席，虽然不近人情，但“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和省长职权问题上。各党派互生疑义，聚讼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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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草案第七十五条规定“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吕复议员提出修改为：当国民认为众议院违法失职时，每省有原选民各十万人以上连署，可请求大总统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解散两次。这个提案当即被大多数议员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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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夏声议员也提了一个建议：大总统于国务员受不信任决议时，或免国务员之职，或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换言之，总统提出解散国会的唯一前提是当国会对国务院提出不信任决议时。除此之外，总统不能通过解散政党而解散国会，也不能因国会否决某项提案而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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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但大家认为总统的职权还是太大了，或者说，议员们觉得自己的权力还是没有保障。王玉树议员提议干脆把第七十五条完全删除，回到临时约法，根本不提国会解散问题，没有前提，没有条件，没有但书，玉皇大帝也无权解散国会。这样，议员们才稍觉安心。最后付表决时，通过了废弃第七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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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内派系对立相当严重，民友、益友、政学三大政团，互为攻防，争抗至烈。1919年10月6日的会上，表决地方制度第十一条至第二十一条，出席议员592人，起立者（赞成）464人，已足3/4以上，表决通过。但政学系议员徐兰墅提出要进行反证表决，韩玉辰则提出以投票表决。议长只好同意进行反证表决，起立者（反对）为143人，不足1/4，原表决依然有效。但到了1920年1月8日的会议，政学系议员沈钧儒、杨永泰等又提出对两天前的反证表决有疑问，要求重新表决。民友、益友议员闻言起哄，指责政学系纯属捣乱，拖延时间。政学系遂以不出席作为抵制，导致制宪会议一连流会8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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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林森议长、褚辅成审议长先后设宴款待缺席议员，温言劝慰；伍廷芳也致函劝告，各社团纷纷奔走斡旋，但都无效。由林森、吴景濂、褚辅成领衔，500多名国会议员的通电，沉痛宣称：“在此时期，同人等心力交瘁，无术挽回，前犹疑为手续之争、内容之争，今始知非手续内容之争；前犹疑各报载徐世昌电李纯，忠告南方停止议宪，及某某分代表主张南京制宪之电，均为报纸谰言，今欲不信不能。证以不出席议员大半居军府要职，章士钊更明目张胆为文，攻击国会不宜制宪，可知彼等决心破坏制宪，酝酿已久，绝非口舌所能挽回，嗟乎，世道人心，堕落至此，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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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24日，宪法会议开会。众议院实到300人，法定人数已足；参议院则还差十几人才达到法定人数。于是只好改为谈话会。但事到如今，正式会、谈话会都已经无关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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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即席演说：“吾人来粤护法，于兹数年，救国目的丝毫未曾达到，今之所希望者，在此宪法能于护法期间，完成大业。不意少数人之牵掣，又告功败垂成。数年来人民困苦流离，丝毫福利未曾得到，即此百余条纸上空文之宪法，亦属望梅不能止渴，殊足令人伤心。”言至悲哀之处，林森潸然落泪，哽咽不能说话。会场上一片唏嘘，不少议员亦陪着掉泪。林森宣布，国会宪法会议闭会，停止议宪，以待少数议员的“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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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九年，三国会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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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西南进入了季节性的政治动荡期。桂军与滇军在粤北爆发冲突，张继跑到昆明煽风点火，对唐继尧说，驻粤滇军快变质成为桂军了。唐继尧一怒之下，把岑春煊秘密和北京直接议和的证据都端了出来，包括曹锟、张作霖、李纯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其中关于国会的解决办法是：新旧国会同时停会，由北京中央政府召集各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召集新国会，由新国会依据《天坛宪法草案》制定宪法公布之。南方国会的议员大哗，指责岑春煊这是在背后出卖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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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描述当时国会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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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宪法会议因政学会议员不出席，即行停顿；上海南北和议，亦因条件不合停止。广东军政府岑春煊等，又仇视驻粤国会，断绝经费。海军既为收买，滇军人又被强夺。国会在粤极无存在之余地，势不能坐听军政府将国会消灭，不得不另筹奋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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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林森、吴景濂、褚辅成和伍廷芳暗中商量，国会搬到上海或云南，另辟新天地。伍廷芳也决心脱离军政府了，他利用财政总长的权力，给每位议员发了200元路费，又秘密汇了100万元到上海汇丰银行。1920年的农历新年一过，国会议员便纷纷收拾细软，准备迁徙了。3月间，吴景濂已安排子女“急速离粤”。行动十分隐秘，形同秘密逃亡，议员分批离粤，吴景濂第一批，伍廷芳第二批，林森、褚辅成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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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分，议员们乔装打扮，分批搭船，先去香港集中。留在广州的，仅政学系议员。吴景濂回想起三年前乘军舰赴粤护法，同行尽是伟人巨公，大有登高一呼，天下云从之势。如今却急急如丧家之犬，别了陆公，投奔唐公，不禁悲从中来，拍遍栏杆：“三年在粤护法成绩，为军政府当局摧残，未告成功，半途出粤，言之可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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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在香港时，接到唐继尧的电报，欢迎国会到云南，但国会经费，他无能为力。大家又犹豫了，到底是去云南好呢，还是去上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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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但钱的问题，在3月29日好像有了一线转机。这天，伍廷芳头戴一顶旧毡帽，化装成落魄的金山伯，乘坐轮船三等舱逃往香港。谁也看不出来，这位满脸风尘的老人，身上竟带着从军政府卷走的180余万关余税款。吴景濂大喜过望，这笔钱虽然不能全部给国会，但至少可以拨一部分，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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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4月3日，岑春煊才接到报告，说国会已人去楼空，急派宪兵驰往两院搜查。果然空空如也，经费、印信、重要案卷，都被吴、褚二人带走，只剩下稀稀拉拉几名政学系议员，也在互相打听消息。接着又听说伍廷芳把关余卷走了。这个打击比国会不见了还要可骇，岑春煊不禁手忙脚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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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留在广州的300名议员召开联席会议，推举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照搬当年孙文南下时的桥段，在广州开非常国会，选举岑春煊为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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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的代议政制，搞了九年，搞出三个国会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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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褚辅成等人都到香港后，议员们举行谈话会，讨论前途问题。昆明是首选，因为云南毕竟是西南军政府的区域，但因经费不足，议员们只能兵分两路，一路二百多人，由林森、吴景濂带领，前去上海，其余由褚辅成带领，前往昆明。会后发表通电，声明国会另择地点开会，以贯彻护法救国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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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分途登船，挥手作别。4月8日，维多利亚港一声汽笛，恓恓惶惶的千里大迁徙，就在这个“路上行人欲断魂”的黄昏，从香港起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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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到达上海后，与唐绍仪、孙文等见面，征询对时局的意见。这时的南北关系，基本上是徐世昌与岑春煊联洽，段祺瑞与孙文联洽。徐世昌想避开南北国会，直接与广州军政府谈判；但段祺瑞却想绕开广州军政府，由王揖唐的安福国会与林森、吴景濂的旧国会携手合作，共同制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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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上海固然好，但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况且，这是皖系大将卢永祥（浙江督军）的地盘，虽然孙段绾合，春暖花开，卢永祥对国会无比欢迎，但当年国会是与皖系闹翻，才南下护法，现在南方待不下去了，又回到皖系“怀抱”，面子上未免有点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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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林森、吴景濂犹豫不决之际，军政府在香港控告伍廷芳携款潜逃，诉讼成立，伍廷芳汇到上海汇丰银行的钱被扣留了。水龙头一关上，马上有断炊之虞。这件事促使林、吴下决心离开上海了。5月5日，在上海的旧国会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迁往云南。5月15日发表宣言，定于6月1日第一批议员动身。但后来又延期了，似乎是为了等孙文、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正式对外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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