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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孙文、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在孙宅开会，林森、吴景濂、王正廷、褚辅成等两院正副议长都出席了。会后，三位在沪的前总裁，加上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发表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和国会，宣布在云南组成合法的军政府，责成南方议和总代表即日与北方议和总代表恢复和谈。当天，王揖唐便接到唐绍仪送来的公函，昔日求见一面而不得，今日竟主动送上门来，何前倨而后恭也，王揖唐咸鱼翻身，其喜可知。谐谑者又戏言“王揖唐亦揖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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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国务院却给王揖唐来了一电，提出连串疑问：唐绍仪的总代表，是军政府委派的，今唐否认军政府，这个总代表资格是否还存在？上海不是西南范围，孙文、唐绍仪、伍廷芳诸总裁，或已辞职，或已离任（唐绍仪从未就职），现在仅以私人资格在上海的私邸集议，是否能发生效力？孙、唐、伍诸公既已否认军政府，将来和议有成，军政府是否接受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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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必答题，非顾左右而言他可以搪塞得过去，否则，到最后和会必然又沦为一出自导自演、自弹自唱的轩轾戏。但安福国会急于恢复上海和谈，生怕国务院搅局，6月7日，派了20名议员，到总统府求见徐世昌，要他澄清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世昌避而不见，议员们死也不肯离开，在总统府门前喧闹不休，僵持至晚上10时许，秘书长苦苦相劝：总统今天抱恙，各位议员明天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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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上午，安福俱乐部的头头在太平湖开会。有人提议，徐世昌与军政府直接议和就是破坏和平，国会应提出弹劾。但又担心弹劾案提出后，万一国会通不过，岂不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最后决定由两院议长亲自到总统府，向总统提出质问，并由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这样才称得上是合法的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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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参议院议长李盛铎、副议长田应璜、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一起去见徐世昌。徐世昌终于露面，他不动声色地倾听，听毕对大家说：“一，政府并无不信任王揖唐；二，军政府发生内讧，政府当然可以置身事外；三，军政府已改派温宗尧为南方议和总代表，政府尚未承认，所以政府并无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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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双方都在谈论法律，但谁也没有真正可凭的法律依据，法律一词出现愈频繁，只说明离法律愈远。南北关系形如一团乱麻，谁是正宗国会，谁是冒牌国会，谁能代表政府，谁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谁才是合法政府，云里雾里，都在各说各话。连最基本是非黑白都没分清，说什么与这个代表谈，与那个代表谈，全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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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方国会和总统讨价还价的时候，南方国会开始了西迁之旅。从云南传来的消息说，唐继尧与当地“实力派人士”，对国会口头“欢迎之至”，但内心都是一百个不愿意。大家顿时冷了半截，谋划半年，历尽曲折，以为山清水秀的云之南、四季芳华的春之城，已为他们搭好舞台，原来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好匆匆更改行程，改去重庆。伍廷芳从带到上海的关余现款里取出一部分钱，发给每位议员300元路费，包下了美商隆茂号轮船，从上海直航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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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回忆说：“决议后，一方通知云南两院同人，一方电商四川督军吕超、省长杨庶堪，得吕、杨之复电欢迎。予同林议长及两院议员遂定于9月7日由沪启行。”然而，纵观大局，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政治被军人把持，遍地烽烟，根本没有一个行宪的环境，国会无论搬到哪里，都唯有依附实力派。其结果都是为强僭的军人、政客制造机会，而民主共和，则渐行渐远。曾经有过一线宪政微光，卒在政潮的反复震荡中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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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过汉口时，适为夜晚，要在码头停泊一晚。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是直系大将，他会不会扣留议员？吴景镰内心七上八下。好在一夜无事，王占元没有为难议员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他们的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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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过夔门，这里已属四川地界，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流浪者们都松了口气。当地护法军在岸边列队欢迎。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进，后二日船抵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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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接近重庆，空气中的不安气氛愈浓。在万县停泊时，有几名基督教会的英国人，登船拜访吴景镰和林森，向他们申诉：“万县向由滇军驻守，今滇军调走，易以川军。自接防以后，军队骚扰居民，人避其祸，纷往教堂避难，教堂地方过小，不能容下避难人民，商船均停泊，不能运货，民怨沸腾。两院议长路过此地，两岸船均停航，能否到重庆后，请军事当局更换良好军队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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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通英文，翻译给吴景濂听，两人都啼嘘不已，什么护法军，茶毒百姓比北洋军还凶猛。川滇人民，有什么眶毗之忿，竟闹到今日血仇骨怨，互相屠戮不止。过了万县，江上船只渐渐稀少，往下游去的多，往上游去的少；难民打扮的多，做生意的少；昔日沿江回荡着纤夫“船老板吃什么菜——咸菜”的号子声，高亢而凄怆，如今也难得一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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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到了重庆以后，他们更加失望。川、滇、黔三军在成都、重庆之间混战，杀得难分难解，百姓纷纷逃亡，以避锋镝，村庄城郭被焚，烟火终日不息，新鬼烦冤旧鬼哭。原来表示欢迎国会的吕超、杨庶堪，正节节败退。一场秋瘟刚刚过去，重庆街头大兵比百姓多，苍蝇比大兵多。由褚辅成率领，从云南入四川的议员，在叙府遇上川、滇两军激战，炮声隆隆，弹雨横飞，吓得大家面如土色。还好，当两军知道议员过路后，同意暂时休战，派船送议员赴渝。议员们喘息甫定，以为逃出了虎穴，谁知又入狼窝。船刚过叙府，遇上土匪拦船打劫，流弹把褚辅成的草帽也打了个窟窿。四川袍哥天下闻名，一声断喝“日你先人板板”，议员们腿都软了，眼睁睁看着他们把行李统统搬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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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首领盘问褚辅成：“你们是什么人？”褚老老实实回答：“我们是国会议员护法的，有护法大旗和两院守卫。”首领一听，竟哈哈一笑，抱拳说：“对不住，诸位为护法、为国家奔走，来到四川，兄弟我不知，殊为失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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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令把搬到岸上的行李，统统搬回船上。但他看见船上有一名穿滇军制服的士兵时，却勃然变色说：“这是云南狗，是我川人之敌，应即毙之！”土匪们一拥而上，把这名无辜的小兵拖到岸边，一枪崩了。事后，褚辅成把这个惊险经历告诉吴景濂，吴叹息说：“于此可见川滇人民，互相仇视甚深！然尤可叹者，我等护法奔走万里，不能令人民了解，而反得土匪之致敬，岂非一大怪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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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土匪与人民一样不了解他们的护法，如果了解，他们的命运，恐怕比起那个滇军士兵，也好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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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路议员在重庆会合，人人满面风尘，各有憔悴可怜之色。这时四面兵荒马乱，一夕数惊，别说制宪，就连正常的开会都有困难。议员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赴私人宴请上面。种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在推杯换盏间，纷纷流传。时而说黔军已全军退出重庆，对川军挂起免战牌；时而说李烈钧的滇军已开入重庆坐镇。时而又说刘湘、熊克武率领的川军，已浩浩荡荡，杀奔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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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回忆：“予等见川军内部之纷扰，无力为之说和统一，如不离渝，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决定尽快撤离这座危城。10月14日，在重庆板凳没坐热的议员们，又一窝蜂上了隆茂船，循原路逃往上海。两岸猿啼，巴江涛声，仿佛都化作渔阳鼙鼓，令人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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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茂船只能到宜昌，不能直下上海。船刚泊岸，便有人上船报告，宜昌镇守使奉王占元密令，将对林森、吴景濂两位议长有所不利。林、吴二人大惊，赶紧商量脱身之计，决定全体议员在宜昌暂住，掩人耳目，林、吴二人秘密搭怡和船，先行赴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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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上船后，没有舱位，只好挤在船员的房间里。到汉口后，码头上全是荷枪实弹的“二尺五”（士兵），步枪全装了刺刀。两位议长好不容易躲过密探耳目，蒙袂辑屦，入住日租界，然后再转搭宁绍轮船公司的船去上海。重阳前夕，江涵秋影雁初飞，林、吴二人比掉了队的南飞雁更加仓皇。他们身上只有13元钱，连吃饭都不够，幸亏在船上遇见故友，借了钱买船票，才得以逃离汉口。情形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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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航线，正是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为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从上海奔赴武昌的路线。天还是那片灰蒙蒙的天，水还是那些浑浊浊的水，满江风帆，一如往昔。当他们重走这条航线时，不禁迷惘自问：这九年三千多个昼夜，我们是往前走了，还是往后退了？历史的河流，究竟要把中国送往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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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国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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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来临时，似乎再度闪现出一线光芒。这就是愈来愈频繁出现于舆论中的“联省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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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联省自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联省自治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朝廷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汉臣崛起，地方势力坐大。1900年，北方发生义和拳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东南各省实行“东南互保”；在知识界，以康有为弟子欧榘甲的一篇文章《广东人之广东》为号角，吹醒了沉睡在宗祠族谱里的地方主义意识。省界观念，发扬光大，实为联邦主义思想导夫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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