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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急不可待地干起来了。11月23日,广东基督教拒赌会联合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广东人民请愿禁赌大巡行。陈炯明亲自接见请愿群众,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全面禁绝广东赌博。是日,全省赌馆果然全部关闭。12月6日,陈炯明重申禁烟令,凡私吸私售鸦片,一律施以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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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广州军政府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希望效仿湖南,在广东推行自治。在他的蓝图中,广东自治将分三步走,第一步实行地方自治,第二步制定省宪,第三步建设广东为模范省,收风移天下之效。对孙文和国会的南下,陈炯明的内心非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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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在广州设立现代化市政府,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先后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推行市政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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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规定,所有医生(不论中西医)均须注册,方能执业。所有机动车、人力车、汽船、民船,亦须注册。市民生死婚嫁,都要实行登记注册。酒肆旅馆戏院和公共娱乐场,要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卫生局每天派人打扫街道,疏通改造市内排水管和沟渠,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了许多宣传食物卫生的小册子,逐家逐户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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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和平时期,给了陈炯明一个尽展抱负的机会。然而,军政府毕竟是存在的,需要孙文回到广东恢复军政府,然后以合法方式结束它,让历史可以顺利翻过这一页。如果孙文能如此,陈炯明对他南下无比欢迎,但如果继续实行武力统一政策,以广东为大本营,又建立全国政府,选举总统,激起新一轮的南北战争,则非陈炯明所愿意。北京《晨报》说:“府院方面迭接驻粤各委员来电报告,陈炯明态度极不明。”事实上,他态度不明,是因为拿不准孙文和国会到底是什么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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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广东许多民间团体,都希望过几年太平日子,并不欢迎军政府和国会回来。这令陈炯明更加举棋不定。11月16日,孙文与唐继尧、伍廷芳联名通电,支持成立联省政府,主张“推广平民教育,振兴农工事业,整理地方财政,发展道路交通,裁撤无用军队,实行地方自治”。但这个“联省政府”的设计,马上招来章太炎的猛烈批评,他指出联省自治应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各省自治,第二步是联省自治,第三步才是成立联省政府,岂有未自治就成立联省政府的。所谓联省政府,恰成自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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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离开上海前夕,《晨报》登了一条新闻说:广州参议院会议议决,请孙、伍、唐返粤改组军政府,催议员返省。会后议员见陈炯明,陈均表赞成。这些参议院议员,指的是那些留在广州的政学系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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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粤军总参议黄强接见记者,强烈否认陈炯明欢迎国会之说。他说:“至于大局问题,一听上海和会解决,报章所载竞公(陈炯明字竞存)发电欢迎军府国会,全非事实。”黄强继而痛骂政学系议员:“一班政学会议员,从前为岑老三保驾打消不信任案,现尚留粤,在广州大出风头,乱发电报,此等人民代表,真中国之羞。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要面孔。’种祸广东,全是这班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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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追问,陈炯明是否同意国会在广州重新集会时,黄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未叫其在广东开会,只叫其在上海开会而已。”他还点了几个议员的名字,大骂一通,要求记者原文照发。但第二天黄强又打电话给记者,表示昨日谈话“深非事实”。很可能,他的谈话太过直率、激烈,为陈炯明所制止,不得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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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虽然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图,但孙文凭着辉煌的个人历史、崇隆的人望和超人的意志力,陈炯明预先安排的“河道”,怎么可能限制得了他?他轻轻一挥手,就扫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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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元旦,孙文发表新年演说,把他自己仍然担任总裁的军政府,形容得一钱不值:“至以军政府机关而言,外人眼中视之,殆与前清时代之营务处等。此种机关,岂能代表中华民国而与北庭对抗乎?”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我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叛乱。”其方针一言以蔽之:“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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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三年多的“护法”旗号,从此可以收起来了。1月6日,孙文对南北统一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的统一条件是:“广州为护法省份,将来统一告成后,南北应有对等之兵力。而统率南北军权之最高机关,应设在广州。否则,余非达到以南方统一北方之目的不止。”这个条件如果是不容讨论的底线,那么,南北和谈的大门,其实已经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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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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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曾经说他无权制裁议员,现在,军政府要“替天行道”了。孙文在上海时,已流露出要抛开国会,直接实行革命的念头,回广州后,一度拒绝与议员见面,经过议员竭力斡旋,答应开国会、选总统,孙文这才稍稍缓和,但坚持要制裁当初留在广州的政学系“附逆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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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两院开联合会,由2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议员附逆案。所谓“附逆”的标准为:一、曾通电破坏宪法会议者;二、一曾通电批评伍廷芳携款潜逃者;三、曾任岑春煊政府各职者;四、曾提案补选伪总裁者;五、曾领赴滇路费复回粤者。总而言之,凡支持岑春煊、陆荣廷军政府者,基本上都被列入“附逆”名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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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七天的审查,在二百多名国会非常会议的议员中,“计通电坏宪者2人,诬伍者24人,任岑政府职者34人,僭议长秘书者7人,提补选总裁案者27人,另领赴滇费复回粤者数十人,不在内”。仅前五项,即达94人,他们的议员资格,将被剥夺。大部分反对派被扫地出门之后,孙文敦促吴景濂,尽早率在上海的议员到广东,为国会重开,成立正式政府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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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局势一步一步朝着自己最不乐见的方向发展,陈炯明如急杵捣心。他并不是完全反对选举总统,只是反对违反《总统选举法》的“速选”。如果在实现了联省自治之后,有了良好的自治基础,成立联省政府,再行选举总统或执政,乃水到渠成之事,何必急于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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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因黎元洪解散国会,各议员相继南下,在广州开非常会议;至1918年8月,改为正式集会;1920年4月,因反对桂系,转迁蜀滇,复改为非常会议;1921年返粤开会,初时仍拟分两院办事,不及数日,又改为非常会议。如此翻云覆雨、侜张为幻,国会的尊严早已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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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即580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现在广州的议员仅220余人,达不到人数要求。而议员的任期也大有问题,按国会组织法,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3年,从1913年国会成立算起,参众议员的任期都已届满;从1916年国会重开算起,众议员的资格也已不复存在。国会自身的合法性都成疑问,选举程序又成疑问,怎么可能选出一个毫无异议的合法总统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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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张继带着国会和军政府的意见来见陈炯明,会商总统选举问题。陈炯明郁闷地表示,选举总统只是“惑于虚名”,一定会造成各省的分裂,故应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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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福建籍议员也拜访陈炯明,征询对时局的意见。陈炯明还是那番话:“西南现在有两种办法,一是有希望的,比如西南各省以实力互相联络,共同发展,西南前途,未可限量,另一种是绝望的,徒有虚名,不顾实际,以致各省彼此分离,西南前途,便无希望。现在大局尚在风雨飘摇中,望大家审度实情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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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所说的绝望办法,就是指选举总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选总裁不行,选大元帅不行,非要选总统不可呢?“总统”二字究竟有何神奇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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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将领与议员见面时,直截了当地提问:一,南方选总统,无异自树目标,一旦北方来攻,用什么抵御?二,广东现在军实是否充实,饷项是否丰饶?如果战争发生,究竟能支持多久?要求军政府总裁和议员作出正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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