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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在广州街头又冒出了一些敢死队、锄奸团之类的组织，专门围攻、殴打、恐吓反对选举的议员。当孙文设宴招待议员时，凌钺议员竟然在席间大放厥词：“兄弟常主张杀人，日言革命，日言救国，终属无济于事，今日果欲革命，望当局诸公用革命手段严拿逆党，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庶危局始有挽救之日。”这种杀气腾腾的豪语，竟无人驳斥，让人感到一股狂风暴雨，已开始在广州上空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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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炯明与国会议员见面的当晚，发生了一起针对议员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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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51位反对选举的议员，邀约了一批议员，一共有100人，在东堤新世界酒家（东园）聚会，讨论暂缓选举总统的办法。突然一群自称敢死队的大汉，冲进酒家闹事，掀桌翻凳。议员们吓得呼不给吸，缩在房间里不敢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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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兵闻讯赶来，带走了几名滋事分子。晚上10时左右，议员们从酒家出来，刚走到门外的草坪上，突然有大批手持棍棒的人，从黑暗中冲了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为首者竟是前参议院议长张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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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大喝一声：“打！”那些人手中的棍棒，便劈头盖脸打下来了。议员们尖声惊呼，四散奔逃，那些人紧紧追逐殴打。好几个议员被打得满地打滚，浑身鲜血。驻守东园的粤军士兵听见呼救声，以为发生土匪抢劫，匆匆跑出来，那些人才一哄而散。白逾桓、狄楼海两位议员，被殴至重伤，几乎丧命，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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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上午，林森发出通告，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议。下午在省议会开会，除了几个挨打受伤告了假的议员之外，剩下222名议员出席。旁听席上，人头攒动，竟有七八百名旁听者，大部分是由张继带进场的。这些人螭盘虎踞，目光灼灼，监视着会场，气氛极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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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议题是讨论关余和改组军政府大纲，但开会以后，尚镇圭议员忽然动议，改两院联合会为非常会议。下午2时40分宣告开非常会议，推林森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首先由周震麟议员说明提出《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的宗旨，然后表决，全体赞成。这个大纲，只有寥寥六条，草率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竟然冠上“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既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一手掌握。换言之，这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终身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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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着动议不付审查，立即开二读会，照原案通过。立即再开三读会，快马加鞭，基本照原案通过。议员随即要求立即按大纲规定选举总统，议长将动议付表决，一致赞成，立即发票选举。田桐议员提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由主席指定监票员，立即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1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下午4时30分，宣布散会。整个过程仅用了1小时50分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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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史书称孙文当选“非常大总统”，但在这个1921年版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以及孙文的就职宣言里，都没有“非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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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5日，孙文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林森赴总统府授孙文当选证书。上午9时30分，在议会大厅，孙文神情端庄，宣誓就职，誓词穆穆皇皇，保证将全力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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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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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昙花一现的联省自治 （1920—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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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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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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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人们亲眼见证了国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大清王朝最窳败萎靡时，都没有出现过这等局面。国会作为“主权在民”的一个崇高象征，已从一个光荣神圣的殿堂，江河日下，沦落卑污，渐渐不成体统矣。四川省长刘湘痛心疾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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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宪法尚未成立，国会到处搬家，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这种局面还算得是一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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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大家的政治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都还是比较清晰的，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法治，谁守法，谁违法，还有基本的概念，现在反而愈搅愈成糨糊了。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带头违法，无视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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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一定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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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伺时，因政治管治系统的松弛，不能完全操纵学术，反激起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出现政治日衰，而学术日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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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勃兴，使中国再次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这个概念，据张继自称，是他提出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九年（1920）……赴湖南，适太炎主张自治同盟，余易名曰联省自治。”其初衷仅为保护四川、湖南不受北方侵暴，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积极推演之下，自治的理想鹄的，被提升到“民权”、“民治”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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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担心，联省自治会导致地方割据分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国家长久不能统一，才导致出现联省自治的思潮，谋以自治形式，达至联省统一。从时间上看，分裂在前，联治在后，三论史者不能颠倒因果。因此，联省自治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分裂，而不是制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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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前后，《新湖北》（1920年9月）、《新安徽》（1920年10月）、《新浙江》（1921年2月）、《新四川》（1921年3月）、《新江西》（1921年5月）、《新山东》（1921年7月）等杂志纷纷创刊。而拥有最多读者的报刊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改造》、《太平洋》、《努力》、《大公报》、《时报》、《民国日报》、《华字日报》等，亦无不开辟专栏，刊登讨论与研究联治的文章，连篇累牍，大吹大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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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或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组织民间团体，对联治无形中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7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同志会”，其中发起人籍忠寅、黄群、蓝公武等，都是国会议员。虽然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在这种混乱政局之下侈谈制宪，根本是痴人说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狗嘴里出不了象牙”，但仍必须保持“社会对于此事之热闹”，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影响，让体制内的有志者不至于彻底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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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冬，江苏、湖北旅京公民组织自治联合会，河南、山东、甘肃、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广西等省相继加入。11月6日，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在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各省省议会代表34人，也在上海开会，准备共同制定省自治法。自此，“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等自治口号，风行一时，形成山呼海应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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