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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议题是讨论关余和改组军政府大纲,但开会以后,尚镇圭议员忽然动议,改两院联合会为非常会议。下午2时40分宣告开非常会议,推林森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首先由周震麟议员说明提出《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的宗旨,然后表决,全体赞成。这个大纲,只有寥寥六条,草率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竟然冠上“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既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一手掌握。换言之,这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终身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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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接着动议不付审查,立即开二读会,照原案通过。立即再开三读会,快马加鞭,基本照原案通过。议员随即要求立即按大纲规定选举总统,议长将动议付表决,一致赞成,立即发票选举。田桐议员提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由主席指定监票员,立即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孙文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1张,孙文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下午4时30分,宣布散会。整个过程仅用了1小时50分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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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史书称孙文当选“非常大总统”,但在这个1921年版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以及孙文的就职宣言里,都没有“非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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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5日,孙文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林森赴总统府授孙文当选证书。上午9时30分,在议会大厅,孙文神情端庄,宣誓就职,誓词穆穆皇皇,保证将全力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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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昙花一现的联省自治 (1920—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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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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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辛亥革命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人们亲眼见证了国家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田地,大清王朝最窳败萎靡时,都没有出现过这等局面。国会作为“主权在民”的一个崇高象征,已从一个光荣神圣的殿堂,江河日下,沦落卑污,渐渐不成体统矣。四川省长刘湘痛心疾首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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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辛亥革命后,称共和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宪法尚未成立,国会到处搬家,少数高等流氓,挂起中央政府的招牌,天天卖国肥私,几个无聊军人,顶着督军巡阅使的头衔处处杀人越货,自谋生活,彼此不通商量,甚至同室操戈,不惜糜烂天下,这种局面还算得是一个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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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大家的政治观念、是非观念、道德观念,都还是比较清晰的,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什么是法治,谁守法,谁违法,还有基本的概念,现在反而愈搅愈成糨糊了。国会是最高的立法机关,带头违法,无视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这样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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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一定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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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伺时,因政治管治系统的松弛,不能完全操纵学术,反激起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出现政治日衰,而学术日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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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勃兴,使中国再次看到了走出困境的希望。这个概念,据张继自称,是他提出来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九年(1920)……赴湖南,适太炎主张自治同盟,余易名曰联省自治。”其初衷仅为保护四川、湖南不受北方侵暴,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积极推演之下,自治的理想鹄的,被提升到“民权”、“民治”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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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担心,联省自治会导致地方割据分裂。但事实上恰恰相反,辛亥革命后,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国家长久不能统一,才导致出现联省自治的思潮,谋以自治形式,达至联省统一。从时间上看,分裂在前,联治在后,三论史者不能颠倒因果。因此,联省自治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分裂,而不是制造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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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前后,《新湖北》(1920年9月)、《新安徽》(1920年10月)、《新浙江》(1921年2月)、《新四川》(1921年3月)、《新江西》(1921年5月)、《新山东》(1921年7月)等杂志纷纷创刊。而拥有最多读者的报刊如《时事新报》、《东方杂志》、《改造》、《太平洋》、《努力》、《大公报》、《时报》、《民国日报》、《华字日报》等,亦无不开辟专栏,刊登讨论与研究联治的文章,连篇累牍,大吹大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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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战争后,由于国会解散,议员们星散各地,参与家乡的政治事务,或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组织民间团体,对联治无形中起了推动作用。1920年7月,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同志会”,其中发起人籍忠寅、黄群、蓝公武等,都是国会议员。虽然梁启超悲观地认为,在这种混乱政局之下侈谈制宪,根本是痴人说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狗嘴里出不了象牙”,但仍必须保持“社会对于此事之热闹”,这样才能对当局形成影响,让体制内的有志者不至于彻底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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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冬,江苏、湖北旅京公民组织自治联合会,河南、山东、甘肃、江西、四川、福建、广东、安徽、山西、广西等省相继加入。11月6日,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在江西会馆开成立大会。各省省议会代表34人,也在上海开会,准备共同制定省自治法。自此,“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等自治口号,风行一时,形成山呼海应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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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热闹的局面透露出的信息,其实颇令人沮丧。它说明国人对顶层设计的宪政路径,已丧失信心与期待。历史的目光,将从中央转向地方,希望地方能够承担起铺路架桥、刷新全国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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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省自治运动中,扛大旗、走最前的是湖南,因为湖南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战争的四战之地,久罹锋镝,饱受摧残。当年湖南督军张敬尧,督湘不及两年,残杀人民,敲削脂膏,军队军纪涣散,压买强赊,霸占民房,城内抢劫、奸淫之风盛行,又组织清乡队,到各乡搜刮地皮,无所不至其极。有报道说,在1918年南北战争中,张敬尧的军队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死亡的民众达十余万人,骸满沟壑。战事结束时,偌大一个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湖南百姓身丁荼毒,哀声遍野,称张督军为“张毒菌”,把张敬尧的统治称为“黑色恐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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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天,吴佩孚撤防北归。湖南人以此为契机,发起驱张运动。三千头戴篾笠、精神饱满、晒得像黑炭头的“粮子”(湖南人称士兵),在全湘民众支持下,奋勇出击,硬是把装备精良的北洋第七师驱逐出湖南地界。章太炎兴奋地称赞谭延闿是“为扬子江全域争存人格”,鼓动他借此机会,实行自治,使湖南成为全国“模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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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谭延闿以“快邮代电”宣布,将参合国会讨论之地方制度,采用民选省长及参事制,分别制定暂行条例,实行“湘人治湘”。当时在汉口明德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李剑农,看到谭延闿是以“快邮代电”而不是通电宣布自治主张,便冷了半截,断定他缺乏诚意:“谭延闿如果真有诚意听人民自治,自然必发真的电报,如今竟用快邮代电,来宣布湖南自治的主张,当然是毫无诚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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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疑眼光去看谭延闿的,不只李剑农一人。报纸上就有文章,劝告民众要警惕假冒的自治。但怀疑并不是止步不前的理由,有人便豪气十足地说:假冒也不要紧,“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真真假假且不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他既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这种言论,反映了民间的自信,哪怕官家有假冒之心,民间也有逼官从良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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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谭延闿没有诚意,颇为冤枉,但他内心犹豫,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联邦制、联省自治这些议题,社会讨论虽然日久,但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湖南知识界还有一种更前卫的声音,就是把湖南从“大中华民国”中分离出来,成立“湖南共和国”,代表了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情绪。在前路多歧的情形下,要真正做开山劈石的第一人,把三千万湖南人的命运押上去,毕竟任重道悠,令人有利深祸速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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