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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自治，举国俱瞻。历史的车轮，就这样开始缓缓转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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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政府一连下了几道命令：一、湘省自治，决以军政府所定之县自治制为蓝本，酌加参订，详细研改；二、筹设市政厅，以为推选市自治制之准备；三、由省署设立全省地方自治筹备处，筹办一应事宜；四、通令各县知事，将各县自治经费，详细查明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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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直到省议会忽然提出异议，认为省宪起草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官绅包办”之嫌。提议由全省人民组织宪法会议，否则将拒绝派人参加。宜风宜月的湘江，骤起波澜。省议会的意见，亦不无道理，省政府不是立法机关，不应作为制宪的主办机构。谭延闿马上作出让步，接受省议会的决议，将省宪草案交给全省人民宪法会议解决。这个会议由省议会负责召集，以昭慎重。省宪的制宪权，由省议会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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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议员们刚刚兴奋了两天，风波又起了。湖南的《大公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不断批评目前的制宪是“官绅包办”，严厉追问这到底是官绅自治，还是人民自治？一时民间起哄，舆情沸腾，街谈巷议，莫不以此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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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又有人指出湖南省第一届议会议员的任期，已经届满，他们有什么资格制宪？省宪法怎么能让一个失去时效的议会来主持制定？于是，由谁制宪，成了一个问题。有人主张还是由省政府起草，有人坚持应该由省议会起草，有人主张省政府、省议会联合起草，有人主张社会各界联合起草，甚至有人主张个人起草，提出草案，然后邀人联署等。五花八门的意见，令谭延闿三日耳聋，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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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邀请了张继、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等名流到长沙，一来为自己站台助威，二来也提供意见。这些人大抵信奉无政府主义，包括章太炎在内，都是地方自治的极端鼓吹者。蔡元培就说过，中国人习惯从上而下，美国人习惯从下而上，所以美国由十三州组成一国，而中国则由大一统变成联邦国，都是瓜熟蒂落之事。章太炎甚至主张中央也不得拥有一兵一骑，外交也由地方自主，无须中央置喙，把中央变成一个虚置机构，国会也可以不要了，把舞台都拆了，政客们就没有争权夺利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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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是大名鼎鼎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把湖南制宪解释成是推翻约法的革命：“我想起了旧国会的临时宪法（约法），我不禁要大哭，因为临时约法的覆辙，弄到现在，还不能制成一部国宪……我意这次湖南制宪，完全是推翻约法的革命行为。革命是顾不得许多弊利，只要把湖南做到完全自治为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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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谁来制宪，章太炎既反对由省议会独家把持，也反对由民众直接制宪。前者没有代表性，后者无法操作。他建议由湖南75个县议会，联合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和各团体，共同制宪。张继则说，采取美国联邦制或瑞士联邦制．均无不可，只要能实现省自治．打破中央集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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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也到了长沙。他是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学者的师长，许多知识分子都希望能够一瞻他的风采。10月26日，英国大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罗素也到了长沙。他们分别在长沙进行了多场演讲。杜威勉励湖南努力发展自治，总结经验，以供各省采择。这一刻的长沙，真是群贤毕至，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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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大鸣大放大辩论，汇聚成民意的狂欢节。民间思想之活跃、士气之高涨，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种士人一怒而官家惧的情形，唯有春秋时代可以媲美。经过大讨论之后．主流意见仍由省议会组织自治法讨论会，先行制定一个暂行的自治法作为过渡。各界人士又纷纷起草自己心目中的自治法，一下子弄了三十多个草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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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湖南各界联合会议请求谭延闿负责湖南宪法会议。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由报界、商会、农会、工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学生联合会等三十多个团体，冒着滂沱大雨，组织长沙万人大游行，宣传制定省宪。街上万头攒动，气氛相当热烈，完全没有受到天雨的影响。民众的诉求，盖有废督裁兵、民选省长和从速自治等项。游行民众到省长公署向谭延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尽快制定省宪法。然后高呼口号，尽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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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看着他们，历史在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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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权者往往落在人民的后面，有些不该干的事，他们会罔顾民意，蛮干到底；有些他们该干的事，又会太过顾忌民意，束手束脚。一个由谁来制宪的问题，反复讨论，从9月中旬一直讨论到11月中旬，仍然悬而不决。省议会任期已满，不能主持制宪；但由公民自己制宪，也得有一个宪法会议的组织大纲，这个大纲由谁来定？除了省议会谁有立法资格？讨论陷入一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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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希龄在10月26日致电湖南各界，劝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大好时机，尚不利用，迨至时过境迁，或推代表请愿于中央，而中央不理，甚至求见当道而不可得，或集公民开会于地方，而地方不准，甚至结社出版而不可行，吞声忍泣，虽悔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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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有个决断，谭延闿索性把决定权再下放一级，由县来公决。11月12日，他致电湖南各县，迅速召集各公团会议，讨论决定对省议会拟定的《宪法会议组织法》的意见。但时不我与，此时此刻，全国局势已四方易位。广州的桂系军政府倒台了；徐世昌宣布全国统一了；孙文在陈炯明的翼卫下，在广州重新开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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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表面不反对联省自治，但他的理想，谁都知道，是武力统一全国。他派去长沙的国会议员整天围着谭延闿，在他耳畔聒噪，要他表态支持“援桂”（攻打广西），至少也要让其他援桂军队过境，陈嘉会甚至起草好电文，拿到谭延闿面前，逼他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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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既不愿意得罪孙文，也不愿意逆自治潮流而动，最初还想施展柔软的“母性手腕”两头敷衍，把议员交来的电文，修修改改，意思弄含糊一点发表。但这回他滑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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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得罪军队的原因之一，是他主张裁兵。10月间，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写过《社会主义与军队》一书的林修梅，在周震麟的秘密运动下，出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公开与老上司谭延闿对抗。11月，平江也发生兵变，局面很快失控，湘军子弟相继打出“除宵小，清君侧”的旗号，持戈纵马，进逼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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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走投无路，只得痛哭流涕，在11月23日的军政各界联席会议上，怀着未见自治告成的遗憾，辞去省长和湘军总司令职，由赵恒惕接任总司令。11月29日，孙文在广州军政府开第一次政务会议，第一个议案，就是任命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湖南省长，并敦促湖南出兵进攻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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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湖南自治运动，不是受到北方的摧残，而是受到南方的打压，至此峰回路转，转入一个停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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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字第一号省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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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时，坐过袁世凯的大牢，后来是谭延闿保他出狱。赵恒惕上任后，为了稳定人心，12月21日发表通电，承诺继续坚持湖南自治，得到四川、陕西、浙江、广西、云南各省一致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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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恒惕雷厉风行，积极协调各方意见，由湘中、湘西、湘南各派代表组成“湖南制定省宪法筹备处”，省议会议长彭公望（代表中路）、原国会众议员吴景鸿（代表西路）、钟伯毅（代表南路）分任主任，共同负责筹备工作，以分蛋糕方式，化解了原来不同区域之间的纷争。又派人分赴上海、北京等地，拜访各界名流，征求意见，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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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数月的自治运动，以1921年3月湖南《大公报》的文章《民权不是送来的》为标志，迅速回黄转绿，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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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民国十年内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敢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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